接地气的“麻辣”院士杨华勇:打破“洋盾构”一统天下的局面
长长的隧道穿江越洋、钻山入岭,地铁在城市底下四面通达。盾构就是这个地下空间的“开路巨人”,就像蚯蚓钻洞,盾构机挖隧道就是“啃”地下的土石,然后变成泥石吐送到身后的传送带上运出隧道。当时,一台进口的直径为6.3米的普通地铁盾构机价格是6000万人民币。“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杨华勇说。
和中国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等龙头企业的十多年长期产学研合作中,浙大团队主要从事电液驱动、推进和控制系统的研发,这是盾构的“心脏”,也是国外技术封锁最严的部分。
之后,杨华勇带领的高校和企业联合科研团队,摘取了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最重要的是,盾构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打破了“洋盾构”一统天下、隧道施工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进入盾构装备设计制造先进国家行列。2013年,52岁的杨华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穿山越岭的“出诊”教授编辑本段
杨华勇的留学经历颇具传奇。他属于比较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1984年到英国,本来只是读硕士,奖学金也只够两年的硕士学费,但他硬是读了个博士学位出来。博士毕业后有一回在浙大参加国际会议,在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教授邀请下,杨华勇留了下来。
杨华勇和浙江大学机电控制工程研究所的同事们认识盾构,是从诊治“水土不服”的洋盾构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随着进口的“洋盾构”越来越多,穿山越岭“出诊”成了杨华勇和团队时常要做的一件事。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发现盾构中很多问题都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于是开始申请科研基金,进行科研攻关……
和杨华勇一起留学的那批人,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国。“头十年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讲你忙得要死到底在忙什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很有规律,日子过得也舒服。我们则是整天起早贪黑。”杨华勇说,“但我们是加速度发展,虽然实验室条件差很多,但队伍的氛围很好,有着瞄准国外先进水平的心气。”
到后来,杨华勇跟国外的这些朋友说起团队干了什么事的时候,对方就感慨这些在国外都做不到,“所以,一直觉得很幸运能赶上了国家大发展。”
不做“抄图工”的实干家编辑本段
从最初“被迫”跟企业打交道,到后来成为一个接地气的院士,杨华勇对创新有着自己的看法。
杨华勇说,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不容易,所以高校不仅要关心“中国的0到1”“世界的0到1”,更要去对接“1到10”“10到100”……也就是在技术转化产品后,还要去帮助企业解决可靠性的问题,使企业能够实现大规模稳定生产。
目前,杨华勇带着一支由教授、副教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组成的规模不小的团队,“我有时候是软硬兼施,逼着年轻老师和研究人员出去多跟企业合作。都知道坐在计算机前面比在工程现场舒服,但做事需要现场感。”
“去过现场磨练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变化很大,他们不再是‘抄图工’,在现场发现问题,回到实验室找答案,这个过程培养出来的人更厉害。”杨华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