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春风香柳绿 他生愿作写经生

先生治学具有极为广博的视野，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穷其源流，崇尚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饶宗颐先生

敬爱的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与世长辞，得知噩耗，我深感悲痛，哀思不已，饶公与敦煌结缘、我与饶公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映现眼前。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学术秉持着深厚的敬意与真切的热爱。他幼承家学渊源，终身潜心治学，广博深湛，横无际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宏通人文领域的十余门学科，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为国学发展作出卓著贡献，是海内外景仰的国学泰斗。

先生治学具有极为广博的视野，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穷其源流，崇尚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以敦煌学为例。先生对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所以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首创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贡献。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先生就校录、笺证了伦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是一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了原始道教思想，并引发了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

不仅如此，饶公还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首次据英伦敦煌写卷讲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并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先生所著《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他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所编撰《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介绍的著作，对敦煌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研究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先生被学界誉为当代“导夫先路”的敦煌学大师。

令我和敦煌研究院同人永远怀念的是，由于对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具有广泛深刻的体认，先生对敦煌怀有深厚的感情，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1980年，他第一次亲临敦煌考察，或流连于洞窟之中，或查阅经卷于研究所内。闲暇之余，先生漫步于大泉河畔，寄情于三危山峰。在离开莫高窟前，他万分感慨，写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题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以此表达了自己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热爱追慕之情。

后来，先生被敦煌研究院聘任为荣誉研究员，更是对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工作关爱有加。他于1983年、1987年、2000年三度亲临莫高窟，参加我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会议，并发表精彩的学术演讲，令我院学人亲炙学术大师的风采。

2000年8月，当先生第四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正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盛会，他兴奋地赋诗《重到鸣沙山》：“东寺能容百丈佛，西关曾贡双头鸡。情牵栏外千丝柳，不怕鸣沙没马蹄。”并将此诗书赠我院，表达了对敦煌的一往情深。

2010年8月，先生以95岁高龄莅临莫高窟，参加由我院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在莫高窟举办的“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展”“饶宗颐先生95华诞庆寿晚会”“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三项活动。

先生的历次寿诞纪念学术活动均在香港举办，唯有九五华诞纪念学术活动安排在了敦煌，格外彰显出他对敦煌的情有独钟。特别难忘的是，在举办活动的当天，甘肃省舟曲县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先生在祝寿晚会上当场宣布将香港各界为其贺寿的160万元捐赠给甘肃省舟曲县，如此大爱之心令现场500余名与会代表深为感动，掌声如雷。

令我和敦煌研究院同人永远感恩的是，先生长期关注、鼎力支持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2000年8月，先生与觉光大师等人发起“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募款活动，他带头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参加义卖，将募集的100万元赠予敦煌研究院，用于支持建设莫高窟崖顶风沙防护林带。

2010年5月，在先生的号召下，由香港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2010年11月，先生又带头捐出10幅书画作品拍卖，将所筹善款602万港元赠予敦煌研究院，用于建设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科研楼。2011年7月，建筑面积2455平方米的科研楼竣工投入使用。2016年6月，由先生题字冠名的“饶宗颐楼”举行了揭牌仪式，饶宗颐楼极大改善了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的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莫高窟人心中也由此树立起一座丰碑。

在先生的感召下，“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成立之后，持续募集资金支持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先后为敦煌研究院捐赠善款1485万元，用于资助敦煌石窟数字化工程、敦煌学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工作，特别是其中资助1138万元用于敦煌49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制作洞窟档案，为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的诸位友人，不仅不遗余力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摹集善款，还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通过持续举办讲座、展览、音乐会、编写普及读物、编写中小学教材，使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敦煌文化艺术在香港得以广泛传播，启发了许多香港市民、青年学子关心敦煌、了解敦煌、学习敦煌，在香港形成了敦煌热。这一系列善举，助力敦煌石窟文化艺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而令我永志难忘的是，我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一直怀着崇敬仰慕之情，尊敬先生为师长，引为治学为人的楷模。我有缘与先生多次过从交往，面承教诲，受益良多。

1980年，先生在中山大学曾宪通先生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莫高窟考察，我有幸第一次与他见面，并作为主人负责接待。1983年、1987年、2000年我院在莫高窟举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先生三次莅临莫高窟参会，我作为会议主办者接待并聆听先生的精彩演讲。

2000年，先生在莫高窟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时，在与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交谈中，以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为例，说明中国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国山水画应有“西北宗”，并答应“为文张之”。

2006年，先生撰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应我邀请，他将此文惠赐我院，在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上发表，在学术界首创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之说。

2005年、2015年，香港大学为纪念先生九十华诞、百岁华诞先后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两次赴港参会，躬逢其盛，并在会议上发表论文，为其贺寿献上了一份心意。

在与先生多次交往中，他对我总是谆谆教诲与殷切鼓励。2007年，先生将《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册）赠予我，2009年又惠赐我《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册），我多次拜读这两部文集，更加深了对这位国学大家学艺双绝的理解。

2009年，先生为我亲笔题词：“极深研几”。我明白这是先生引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语，勉励我在学术钻研中要追求深刻、细致，我把这个题词郑重地挂在办公室墙壁上，以时时提醒自己。

2011年，我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团队历经10余年编成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寄呈先生指教。

先生亲笔回信：“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理解，这是先生对晚辈敦煌学人的一种关爱和鼓励，因为先生平生对后学一向扶持奖掖、关爱有加，敦煌学者中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赵和平、黄征等先生都曾得到他的扶持与鼓励。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5年为先生编辑《选堂集林·敦煌学》文集，来函索序于我。我深知，先生学问广博精深，像我这样浅薄孤陋者实在没有资格写序，遂多次予以辞谢，竟未获免，只得勉力为之。

有幸的是，这也促使我有机会再一次认真拜读了先生有关敦煌学的50余篇论文，进一步加深理解了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遂以《从敦煌学研究来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题，阐述了我对先生治学精神及其对后学启发示范意义的理解，并于2015年12月4-5日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

先生数十年来对敦煌学的杰出贡献，业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尊崇。2000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政府举行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颁予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莫高窟九层楼广场灯火辉煌的颁奖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

这一幕幕难忘的情景还在眼前，而先生却已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可以告慰于先生之灵的是，先生的业绩永在，功德长存。莫高窟、鸣沙山将长久地见证先生的功绩，敦煌研究院的同人将铭记先生的恩德，继承先生的遗志，把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做好。

先生将长久地活在敦煌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