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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春风香柳绿 他生愿作写经生

先生治学具有极为广博的视野,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穷其源流,崇尚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饶宗颐先生

敬爱的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与世长辞,得知噩耗,我深感悲痛,哀思不已,饶公与敦煌结缘、我与饶公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映现眼前。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学术秉持着深厚的敬意与真切的热爱。他幼承家学渊源,终身潜心治学,广博深湛,横无际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宏通人文领域的十余门学科,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为国学发展作出卓著贡献,是海内外景仰的国学泰斗。

目录

情有独钟编辑本段

先生治学具有极为广博的视野,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穷其源流,崇尚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以敦煌学为例。先生对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所以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首创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贡献。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先生就校录、笺证了伦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是一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了原始道教思想,并引发了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

不仅如此,饶公还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首次据英伦敦煌写卷讲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并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先生所著《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他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所编撰《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介绍的著作,对敦煌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研究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先生被学界誉为当代“导夫先路”的敦煌学大师。

令我和敦煌研究院同人永远怀念的是,由于对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具有广泛深刻的体认,先生对敦煌怀有深厚的感情,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1980年,他第一次亲临敦煌考察,或流连于洞窟之中,或查阅经卷于研究所内。闲暇之余,先生漫步于大泉河畔,寄情于三危山峰。在离开莫高窟前,他万分感慨,写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题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以此表达了自己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热爱追慕之情。

后来,先生被敦煌研究院聘任为荣誉研究员,更是对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工作关爱有加。他于1983年、1987年、2000年三度亲临莫高窟,参加我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会议,并发表精彩的学术演讲,令我院学人亲炙学术大师的风采。

2000年8月,当先生第四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正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盛会,他兴奋地赋诗《重到鸣沙山》:“东寺能容百丈佛,西关曾贡双头鸡。情牵栏外千丝柳,不怕鸣沙没马蹄。”并将此诗书赠我院,表达了对敦煌的一往情深。

2010年8月,先生以95岁高龄莅临莫高窟,参加由我院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在莫高窟举办的“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展”“饶宗颐先生95华诞庆寿晚会”“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三项活动。

先生的历次寿诞纪念学术活动均在香港举办,唯有九五华诞纪念学术活动安排在了敦煌,格外彰显出他对敦煌的情有独钟。特别难忘的是,在举办活动的当天,甘肃省舟曲县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先生在祝寿晚会上当场宣布将香港各界为其贺寿的160万元捐赠给甘肃省舟曲县,如此大爱之心令现场500余名与会代表深为感动,掌声如雷。

极深研几编辑本段

令我和敦煌研究院同人永远感恩的是,先生长期关注、鼎力支持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2000年8月,先生与觉光大师等人发起“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募款活动,他带头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参加义卖,将募集的100万元赠予敦煌研究院,用于支持建设莫高窟崖顶风沙防护林带。

2010年5月,在先生的号召下,由香港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2010年11月,先生又带头捐出10幅书画作品拍卖,将所筹善款602万港元赠予敦煌研究院,用于建设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科研楼。2011年7月,建筑面积2455平方米的科研楼竣工投入使用。2016年6月,由先生题字冠名的“饶宗颐楼”举行了揭牌仪式,饶宗颐楼极大改善了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的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莫高窟人心中也由此树立起一座丰碑。

在先生的感召下,“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成立之后,持续募集资金支持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先后为敦煌研究院捐赠善款1485万元,用于资助敦煌石窟数字化工程、敦煌学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工作,特别是其中资助1138万元用于敦煌49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制作洞窟档案,为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的诸位友人,不仅不遗余力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摹集善款,还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通过持续举办讲座、展览、音乐会、编写普及读物、编写中小学教材,使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敦煌文化艺术在香港得以广泛传播,启发了许多香港市民、青年学子关心敦煌、了解敦煌、学习敦煌,在香港形成了敦煌热。这一系列善举,助力敦煌石窟文化艺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而令我永志难忘的是,我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一直怀着崇敬仰慕之情,尊敬先生为师长,引为治学为人的楷模。我有缘与先生多次过从交往,面承教诲,受益良多。

1980年,先生在中山大学曾宪通先生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莫高窟考察,我有幸第一次与他见面,并作为主人负责接待。1983年、1987年、2000年我院在莫高窟举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先生三次莅临莫高窟参会,我作为会议主办者接待并聆听先生的精彩演讲。

2000年,先生在莫高窟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时,在与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交谈中,以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为例,说明中国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国山水画应有“西北宗”,并答应“为文张之”。

2006年,先生撰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应我邀请,他将此文惠赐我院,在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上发表,在学术界首创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之说。

2005年、2015年,香港大学为纪念先生九十华诞、百岁华诞先后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两次赴港参会,躬逢其盛,并在会议上发表论文,为其贺寿献上了一份心意。

在与先生多次交往中,他对我总是谆谆教诲与殷切鼓励。2007年,先生将《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册)赠予我,2009年又惠赐我《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册),我多次拜读这两部文集,更加深了对这位国学大家学艺双绝的理解。

2009年,先生为我亲笔题词:“极深研几”。我明白这是先生引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语,勉励我在学术钻研中要追求深刻、细致,我把这个题词郑重地挂在办公室墙壁上,以时时提醒自己。

2011年,我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团队历经10余年编成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寄呈先生指教。

先生亲笔回信:“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理解,这是先生对晚辈敦煌学人的一种关爱和鼓励,因为先生平生对后学一向扶持奖掖、关爱有加,敦煌学者中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赵和平、黄征等先生都曾得到他的扶持与鼓励。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5年为先生编辑《选堂集林·敦煌学》文集,来函索序于我。我深知,先生学问广博精深,像我这样浅薄孤陋者实在没有资格写序,遂多次予以辞谢,竟未获免,只得勉力为之。

有幸的是,这也促使我有机会再一次认真拜读了先生有关敦煌学的50余篇论文,进一步加深理解了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遂以《从敦煌学研究来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题,阐述了我对先生治学精神及其对后学启发示范意义的理解,并于2015年12月4-5日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

先生数十年来对敦煌学的杰出贡献,业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尊崇。2000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政府举行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颁予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莫高窟九层楼广场灯火辉煌的颁奖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

这一幕幕难忘的情景还在眼前,而先生却已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可以告慰于先生之灵的是,先生的业绩永在,功德长存。莫高窟、鸣沙山将长久地见证先生的功绩,敦煌研究院的同人将铭记先生的恩德,继承先生的遗志,把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做好。

先生将长久地活在敦煌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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