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那年的哀悼日，因为这件事我后悔了10年

每年“5·12”我都会想起，地震哀悼日那天，我怎样不合时宜地穿着新衣服，兴冲冲地去了学校。为了这件事，我后悔了十年。

2008年的5月，我要度过初三最后的一个月。每天的习题很多但却做得飞快，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一中一定会考上的。

5月的西北还是初夏，同学们试探地换上短袖。预备铃已经打过，中午打扫卫生的同学已经落座。我不安分地前后晃着凳子，班主任例行课前在教室里巡视，又一次把我的凳子踩回地面。

政治课的老师是前一年从县里的中学调来附中的，她是一个有趣的干瘦女人，曾在课堂上深情并茂地讲她大学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时，被老师用手遮住裸戏的事。还没打上课铃，她已经走进来了，及肩的栗红色头发，烫着比泡面大一点的卷，柔声让我们翻开书温习一个知识点。

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凳子开始摇晃，心里想着后桌真讨厌，一抬头发现吊灯也在晃。政治老师迟疑了三五秒，意识到这是地震，她大喊“同学们，快走！”

我的座位在靠门一组的第三排，听到这话立刻往外冲。初三的教室在单面楼三楼，脚踩在水泥地上像是要塌陷，不稳极了。

楼梯通道上已经涌满想要逃离的同学。我裹在人流中挤到了二楼楼梯口，突然想起好朋友不知道在哪，停下步子回头大喊，“李祎李祎！”幸好，她就在离我不远处，等我重新拽着她的手慌张下楼的时候，震感已经过去了，但大家仍在四散逃窜。

十分钟内，全校的人都聚集在操场上了。惊恐之余，大家急切地交换各自的感受。有同学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每个人都忐忑而慌张地担忧起家人的安危，我借副班长的小灵通给父母的号码都拨了一遍，也是打不通。

又十分钟过去，校园广播里传出男声，地理老师用极慢的语速，复述了新闻里的地震通报，同时用地理知识解释了这次地震的原因，最后，他安慰学生们：“庆阳（位于甘肃最东部）离汶川很远，不要太担心。”

等我回过神看李祎的时候，发现她一脸悲伤。我劝解说，家里人肯定都没事，“你们家这么近，不行现在就走回去看看。”她摇摇头说，不是。

后来我才知道，地震来了大家都往外逃，她看到喜欢的男生拉起另外一个女生的手跑走了。

2008年地震发生后，附中学生聚集的操场现已改建为教学楼。摄于2018年5月7日。文中图片均由王倩 拍摄

地震发生后，电视里播报的地震级别从一开始的7.8级变成7.9，又改成8.0。天气也变得不正常起来，本就不那么热的初夏，竟然有了一丝寒意。人也变得焦虑不已，每隔两三天所谓的余震预警短信就要在小城的人群中扩散。

最夸张的是一天夜里，仿佛所有的庆阳人都收到了“今晚有余震”的短信。在县里工作的母亲焦急地给父亲打四五通电话，让他带着我们穿暖和，去父亲单位的大操场待着，“晚上千万别回家。”

市民聚集的土操场已经变成塑胶跑道，现归属市一中。摄于2018年5月7日。

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心宽的人，本不想理会这些谣言，无奈母亲催促太多遍，8点多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家。

等我们来到400米的土操场上时，这里已经站满了人。父亲冲我和弟弟说，“地震能预测吗？地震怎么可能预测？！”又过了半个小时，实在等着无聊，父亲提议我们三个去吃烤肉，“我们又没带凳子，要不去吃烧烤吧！”于是我们几个从操场中心逆着人流往出口走，这时不断有人抱着毯子和小马扎往里来。

那天，一向生意很火的王胖子烤肉店客人稀稀拉拉，路上连汽车都少了， 我们眼巴巴等着烤肉上桌。小块的牛肉都是瘦肉，架在炭火上，师傅先刷上一层油，又迅速地刷上辣椒，撒两把盐和孜然。听着油滴在炭上吱吱作响，一阵香味就飘过来了。在那个全城人等地震的夜晚，我吃到了最好吃的烤肉。

王胖子烧烤店还开在桐树街上，店面比十年前缩小了一半。摄于2018年5月7日。

吃完烧烤我们又往回走，刚到操场入口，父亲表示自己要回家了，“你俩还要去，就去吧”。我和弟弟纠结了一下，还是怂怂地回到操场。10点多，有些坚持不住了，觉得总不能在这里过夜，和弟弟统一意见后一起回了家，到家后发现，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上学，我和同学谈起前一晚等地震的事情，发现很多人都过得不安生，有人去了世纪广场的车里躲着，有人在小区院子里待到深夜，有人和我一样也等在操场上。

又过了几天，市教育局发了文件，为了学生的安全，各学校放假一周。放假后母亲第一时间和我们汇合，执意要带全家人回农村老家防地震， “平房比楼房好逃”，她说。

地震阴霾还没消散的那段时间，我想母亲一定很难熬。她本来就是一个敏感脆弱，失眠多梦的人，长期没有和孩子、丈夫生活在一起，地震之后又极度担心我们，不知道多少夜晚没有安睡。

作为一个1992年的“伪中年人”，长这么大，很怕死的时候有两回：一回是，一年夏天不会游泳的我掉进了海里；另一回就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周。

有关汶川的新闻铺天盖地：余震一次次发生，一片瓦砾废墟之中伸出的已经冰冷的手，武警战士的抢救，不要截肢的芭蕾舞姑娘，要喝可乐的男孩，失去父母和孩子却还在救人的民警。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汶川的新闻，人心被悲伤和感动不断撕裂。

我心里很难受又十分害怕，怕再来一次大的余震，我也在地震中死掉。我在恐惧中写了人生中第一份，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遗书。

一张带印花的纸上写了不到500字，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和电话，内容大致是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我把它叠成小方块放在一个心形的小铁盒子里，和钥匙一起戴在胸前。不过到今天，爸妈也不知道我曾写过这个东西。

新闻镜头里那些楼板掉下来把学生压着动弹不得的画面，地震当天强烈震感下亲历的逃离场景，都在我眼前不断浮现。我悄悄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物资袋，里面装着冬天常穿的灰色棉服、两袋饼干、一盒酸酸乳和两根王中王火腿肠。在和同桌桌子的中缝橫放上一支笔，把物资袋挂在上面，我暗自盘算，如果再发生地震，来不及跑被压在楼板下面，这些食物起码能支撑我活几天。

后来，这个物资袋变成了我的零食补给袋，吃完里面的火腿肠，每天再放进去2根。

2008年5月19日，全国哀悼日，但那天中午，我却彻底忘记了这件事。

震前的一个周末，我上街新买了短袖和短裤，粉红色的娃娃领短袖，胸前和袖子上有白色的波点。那时短背带裤还没在学校流行起来，我买的时候还想着自己会不会是年级里第一个穿的人。是的，一直以来我都爱臭美。

19号那天中午，天气很好，我特地换上新衣服，打算去学校展示一番。作为值日生，我比其他同学更早到，倒垃圾的时候遇到了认识的学弟，他没和我打招呼，反而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我。我觉得奇怪，心里惴惴不安，但没意识到是自己穿错了衣服。

打扫完毕同学们陆续来了，有人装作不经意地把目光投向我。时间临近14：20，我终于想起来了——天呢，我是白痴吗？全国哀悼日啊，就这么“花里胡哨”的来了！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预备铃响过，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准备了。

教室里广播响起，默哀开始，全体起立的时候，我感觉到脸已经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三分钟过得无比漫长，我一面为灾难感到难过，一面又为自己的着装自责。忽然间，听到了“扑哧”的笑声，还没等循声找见那人，班主任的骂声已经落地。我悄悄抬起头看了眼班主任，发现她也正看向我，表情严肃甚至皱起了眉头。我又赶紧低下头，直到仪式结束。

为什么上午没有一个人谈起哀悼日的事？为什么中午出门的时候，爸爸不能提醒我一下？为什么学校平时不要求我们穿校服？可怪来怪去，就是我自己忘了啊！忘记了地震的事，只想着自己的新衣服。

我以为这件事只会被自己记住，但并非如此。升入高中， 高二的防震演习结束后，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集合在操场上。旁边的同学和我初中是一个班，她开玩笑地讲起“你当时居然那么穿”，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 赶紧找别的话题岔过去。

每年到“5·12”我都会记起着装事件，连同那些许多地震故事一起，为自己居然忘记了那么难过的事而愧疚。

地震发生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范跑跑”。肯定有先跑的人，比如地震发生时，隔壁三班的生物老师,说自己出去看看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当然也有留下的人，比如我们班的政治老师，直到疏散完学生才最后一个离开。

经历了地震和对生的渴望后，我不能对谁下好坏的判断。

我还记住了一个叫蒋敏的警察，地震夺走了她10位亲人的生命，她却仍然坚持在救援一线，被称为“中国最坚强的警察”。看央视《爱的奉献》赈灾晚会的直播时，蒋敏被请到台上，面对主持人的提问，她神情恍惚，几乎就要晕倒。

后来，我大学念了新闻专业，读到中青报记者林天宏写的文章《回家》，忍不住为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程林祥落泪。

也许在极大的悲伤中，人们需要英雄和大爱，给予自己光明和力量。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生死和痛苦都那么真实。

李祎会永远记得那个地震的下午，喜欢的人保护了别人；我一直为哀悼日当天穿了短裤后悔；母亲再也不想经历那些和衣而睡的日子。

幸运的是，我的家乡有震感但伤亡并不严重，我只是见到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而没有死去，我们比那些长眠在废墟之下的人多活了十年，以及更久。

这是一个远在汶川1200公里外的人，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记忆。

当年逃离的单面教学楼已经拆除，现为操场。摄于201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