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其清：小化石里的大研究

作为微体古生物专家，庞其清从事了大量介形虫标本的采集和描述工作，是我国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介形虫研究领域的“老人”。即便已耄耋之年，他仍不时奔走野外荒山，为介形虫研究和青年学者培养倾尽所能。

2019年12月19日，庞其清向记者介绍自己收藏的化石标本。

介形虫，一种生于各种水域的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微小生物，从5.4亿年前一直繁衍至今。它虽分布广泛，但对普通人而言却是十分陌生的。

然而，在河北地质大学81岁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庞其清教授眼中，这些直径仅为0.5毫米—1毫米大小的微小精灵，却形态万千，是寻找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沉积矿产资源和进行古地理环境及地球的演化发展研究的指向标。

作为微体古生物专家，庞其清从事了大量介形虫标本的采集和描述工作，是我国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介形虫研究领域的“老人”。

即便已耄耋之年，他仍不时奔走野外荒山，为介形虫研究和青年学者培养倾尽所能。

2019年12月10日，81岁的河北地质大学教授、地质古生物学家庞其清还在忙。

上午，他接待了前来造访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琼，下午，又给匆匆赶来的中国地质大学在读博士覃祚焕，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己在承德滦平地区考察的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介形虫生物地层情况。

与造访者相谈的内容，都关乎一种微小的古生物——介形虫。

庞其清退休20多年，平素在校园里，很多人都已不认识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先生。但在王亚琼和覃祚焕眼中，他却是中国介形虫研究领域的“大咖”。

81岁的庞其清身形瘦小，背微驼。如今，老人听力已经很差。不过，即便右耳助听器正在送修，仅靠左耳助听器，在熟悉的专业领域与两位远道而来的“圈里人”交流，庞其清仍显得游刃有余。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庞其清即开始从事大量介形虫标本的采集和描述工作，系统总结了京、津、冀、晋、陕、内蒙古等地的陆相中生代介形虫化石的组合特征、分布及演替规律等，填补了这些地区这类化石研究的空白，是我国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介形虫研究领域的“老人”。

“这些研究都是我们现在对某一个地区的介形虫进行分析研究的原始、权威的资料。”如今，作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80后王亚琼也已经算得上是介形虫研究领域的专家。可在王亚琼眼中，庞其清仍是令她仰慕的“专家中的专家”。

从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一直繁衍到现代，介形虫广泛分布，但这种水生无脊椎动物大的像米粒，小的肉眼看不清，通常只有0.5毫米-1毫米大小，对普通人而言是个十足的“冷门”研究。

在王亚琼的笔记本电脑上，我们看到了放大版的介形虫电镜扫描照片——除了有点像一粒粒白色的结块的砂糖，再难以观察出有什么其他的特征。但在庞其清眼中，它们却仪态各异：“有的表面平滑，有的身上还布满气泡状的瘤刺；这个是狭长的，那个就比较饱满凸圆……”庞其清拿出介形虫的电镜扫描照片，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一一讲解。

“通过统计化石中不同介形虫的比例，可以判断出古水动力的性质，从而寻找到河口三角洲和近岸浅水区，也就能找出油气生成和聚集的有利地带。”庞其清这样介绍自己所从事的“冷门研究”的用途。

也正是因为介形虫的这一用途，最初学习矿产勘探专业的庞其清鉴于工作的需要，开始搞起了介形虫研究。

1953年，庞其清从老家江苏考入原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现已合并入东南大学）地质矿产勘探专业学习，毕业后，他被保送到北京地质学院——即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深造，就读地质矿产普查系普查专业。

当时，鉴于古生物在能源地质和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全国古生物和岩矿鉴定专门人员稀缺的现状，北京地质学院专门开办了岩矿鉴定专门化和地层古生物专门化两个专业。庞其清被分配到地层古生物专门化专业。“这个专业包括很多个门类，有海生的、陆生的，有动物的和植物的，毕业后我被分配做介形虫。”

“当时全国都在找矿，很缺这方面人才，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提起这段跨专业往事，庞其清突然提起了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满腔热情地投身地质工作的故事，当时对我的人生选择影响很大。”

毕业后，庞其清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原地质部下属地质研究所，被安排做介形虫的研究。在这里，他不仅负责检测全国各地地质队送来的样品，还长期在陕甘宁地区，帮助石油普查大队寻找“工业的血液”。

介形虫研究不局限于寻找石油、天然气，还能为古地理环境和古人类研究提供依据。

上世纪70年代，庞其清曾接到过一包特殊的化石样本。这包样本与今天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早已熟悉的早期人类——元谋人的化石，就来自同一地点、同一层位。

“1965年，两位专家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最终确定为是来自170万年前的古人类，俗称元谋人。”虽然自己参与的微体化石鉴定，只是最终确定该古人类生活年代和生态环境的一个佐证，但庞其清至今感慨自己有幸参与其中。“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猿人，从而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的年代推前了一百多万年。”

头高7.5米、背高4.2米、体长20余米……步入位于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四楼的恐龙展厅，相信你一定会被眼前的史前巨兽骨架所震撼。

它，就是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寻常华北龙。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白垩纪晚期完整蜥脚类恐龙骨架的空白，是目前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晚白垩世蜥脚类恐龙化石。

很多人知道庞其清，正是由于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

因为他是这具骨架的发现者之一。

相比这尊庞大的化石，静悄悄码放在河北地质大学主楼南群楼二楼地史古生物实验室书柜和资料柜里的五十多个标本盒，在外行人眼里未免显得“相形见绌”。然而，这却是庞其清几十年野外工作收获的最珍贵的“家当”。

标本盒里，一个个小标本夹整齐排列，小小的介形虫标本被包裹在标本夹的塑料封膜中间。从广袤的大地到安居于手指大小的标本夹，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被“慧眼识珠”，精挑细选出来的。

相比肉眼可见的大化石，微体化石只能借助显微镜才能看清，而这对化石的采集和研究来说，不仅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更是体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

“这些石块要先敲碎后用水泡，让石块变细碎。”庞其清指着堆放在实验室里拳头大小的岩石样本，拿起实验室的烧杯晃一晃，紧接着拧开实验室门后的洗手池，又顺手拿起旁边的筛子演示道，“泡碎了就放在筛子里，一遍遍用水冲洗，再把过滤下来的细砂一样的碎石烘干。”

接下来，还要把这些“细砂”分批平铺在显微镜的载物台上，一点点分析、挑找介形虫化石。

不过，对于庞其清来说，如此繁琐而漫长的处理过程并不可怕，最怕的是一番处理后，“一个介形虫化石也见不到”的徒劳。

介形虫的野外采集堪称一场“盲选”。通常，在野外采集微体化石都是往回采“一捧捧的石头渣”，有没有化石、有多大价值，都要经过一轮繁琐处理之后才见分晓。而“一无所获”对于微体化石研究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也正因微体化石采集的特殊性，集体出野外考察时，庞其清总能帮上别人的忙，一旦碰上一眼可辨的大化石，庞其清总会顺手采回来交给队友。但别人对他的工作，却是爱莫能助。

相比大化石研究，微体古生物化石研究显得“费力不讨好”。王亚琼介绍，大型古生物尤其是恐龙，处于食物链顶端，保存化石少，且对研究人类的进化有意义，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古生物科普基本都是从恐龙化石开始的。相比之下，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体古生物，虽广泛分布却不容易展示和引起关注，连科普都不好做。

1972年，河北地质学院在塞外古城宣化成立，庞其清服从分配，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到河北地质学院充实师资队伍。

离开研究岗位从事教学工作，庞其清一度感到失落，担心“不能专心搞微体古生物研究”。

但即便身在教学岗位，被诸多教学事务缠身，庞其清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科研热情。

在教学工作中，他常带着学生到离学校不远的泥河湾等地进行野外实习，借机做点微体古生物研究，碰上陪同考察的邀约，庞其清总欣然应允。

“一年得有至少一半时间出野外。”提起早年丈夫出野外的日子，庞其清的爱人赵筑簾就“有意见”，“那时候要用黄土掺进煤渣来和煤饼，烧火做饭、取暖用。可我力气小和不动，孩子还小帮不上忙。”于是，每次临出发，庞其清总要先去附近山上拉一大车黄土回家，即便这样，赵筑簾还是没少请邻居帮忙和煤饼。

“原来出野外，粮食定量供应，交通也不行，如果单位不能派车，就全靠两条腿了，中午基本都是带的干粮就咸菜，也就晚上能吃顿饱饭。”庞其清感慨道，“现在出野外的条件比原来好太多了。”

常年野外奔波最终在老人的身上留下了印记：每年供暖前和停暖后，庞其清的右腿总隐隐作痛，那正是他年轻时连续几年跑天山采样，光脚蹚“深处没过膝盖”的雪水河落下的病根。

此次，王亚琼从南京专程前来的主要目的，是归还之前向庞其清借的一盒标本，盒子里的43个白垩纪时期介形虫标本，其中一半多都是模式标本。

模式标本就像人民币的票样，是这个物种在地球上保存的凭证标本，且具有唯一性。人类如果再发现一种新的介形虫，都要和这些模式标本进行对照。

“虽然按照规定，模式标本的所有者要尽可能为大家查看和研究提供方便，但像庞老师这样放心让我拿走，还不厌其烦地讲剖面、讲地层，让我特别感动。”王亚琼说，其实自己以前真没和庞其清打过几次交道。

这次来，除了归还标本，王亚琼专门带来了这43个标本的电镜扫描照片。王亚琼所使用的电子显微镜，不仅放大倍数高，还能直接拍照。

相比之下，庞其清的那台陪伴了自己近40年的米黄色德国进口显微镜则显得有些过时。如今为了保护眼睛，显微镜都是采用冷光源，但庞其清的这台“古董”显微镜还要借助配套的灯筒来打光。

如今，退休20多年的庞其清几乎不再独立承担课题，更多地是做些辅助性的研究工作，但每次青年学者有需要，庞其清几乎有求必应。

“我尽己所能，把我知道的告诉他们，看看对他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庞其清喃喃自语道，“我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为学校、为社会做点工作是应该的，贡献谈不上。”

2019年10月，庞其清向出版社提交了一份《泥河湾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和微体古生物及地质环境演化》书稿。

“泥河湾发现了成千上万的石器，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但寻踪150万年前特别是在200万年前的东方远古人类化石的探索仍然在路上。”庞其清解释，作为“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一个项目，庞其清的这份书稿从微体化石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自己在泥河湾考察的40多条剖面和6个钻孔的资料，分析当时泥河湾的河湖演变情况，缩小古人类活动范围，为寻找古人类提供参考。

“尽己所能”是庞其清反复提到的，但在大家的眼中，老人俨然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所能”。

庞其清对电脑的操作不熟练，在他展示给记者的资料手稿中，几乎每页都用铅笔进行了密密麻麻的标注。算上他眼下正在带的一个博士生覃祚焕，退休后庞其清先后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培养了2名博士，论文的一轮轮讨论、修改，都是他在纸稿上逐字逐句修改后，再由老伴赵筑簾逐一录入电脑。

甚至，老人家还时不时地陪青年学者野外科考。

2017年，78岁的庞其清在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地球环境创新研究院有关科研人员的陪同下，还考察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青藏高原长江源头的沱沱河一带。

“当时课题组已经进行过一次样本采集，回来后交给我做分析，但发现的样本化石很少。”听说课题组还要去采样，庞其清主动请缨，结果不虚此行。“找到了很多化石层，为他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介形虫资料。”

说起这趟青藏之行，旁人总不免惊叹，但庞其清却更乐于分享他的秘诀，“最重要的是不能走太快，我年纪大了，需氧量小，高原反应不大，反而是年轻人反应大，容易缺氧。”

不过，2016年陪学校新来的博士生到新疆罗布泊做课题，却令庞其清有些吃不消。“那儿‘一天四季’，前一秒晴天，后一秒就下冰雹。”一到新疆，庞其清便开始感冒、咳嗽……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按原计划陪他们完成科考任务。

就算不是出于科考需要，只要一听说哪里有化石，耄耋之年的庞其清仍坚持亲自跑现场一探究竟。

“一男子在甘肃挖出块百万年前动物化石”“新乐沙地昨日挖出巨型动物遗骸”……采访前搜集资料时，记者看到近年来很多报道庞其清亲赴现场义务帮忙鉴定化石真伪的新闻，有次为了赶到现场，他竟冒雨攀爬无路可走的野山……

“像您这么大岁数还在出野外的多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庞其清摇摇头，又随即反问道，“地质人不出野外怎么行？我唯一遗憾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省份都跑遍了，只有西藏还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