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看科幻片的教授，也是位寻找恒星祖先的“追星人”

“人类考古学家想通过研究，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也想知道，宇宙第一代天体是怎么形成的、太阳的祖先长什么样子。”一说起天文，施勇的神情就像个孩子。

连续观测5天、每天观测4小时，前不久刚从西班牙内华达山回到南京的施勇，正在用世界最先进的毫米波单镜，观测来自黑洞周围物质的电磁辐射。但遗憾的是，由于赶上了大风天，这次观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施勇看来，搞天文观测，就像农民种地，“是靠天吃饭，收成不好是常有的事”。

只不过，施勇的“种地环境”有些艰苦。很多天文台建在山上，他必须练就强健体魄，以克服高原反应。只有这样，他才能竞争到望远镜观测时间，捕捉到星系形成与演化的蛛丝马迹。

作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施勇曾首次证实低金属丰度气体极难形成恒星、首次在极端贫金属星系中探测到一氧化碳气体，还曾提出有关恒星形成的新定律。

“人类考古学家想通过研究，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也想知道，宇宙第一代天体是怎么形成的、太阳的祖先长什么样子。”一说起天文，施勇的神情就像个孩子。

自读初中起，施勇便开始对各种物理现象感兴趣。上高中时，他把老家书店里的各种物理竞赛书都淘了个遍，并在全省物理奥赛竞赛中斩获一等奖。

那时的他，每晚喜欢仰望星空，看到北极星和猎户座，便会莫名兴奋。“如果未来能做个天文学家就好了。”高三毕业后，他被保送至北京大学天文系。

2013年，结束国外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施勇回国入职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宇宙中的恒星形成问题，是现代天文学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此前，已有结论表明，在宇宙早期，第一代恒星很难形成。但在观测领域，由于观测信号提取难度大，这一结论一直未被证实。

已有方法行不通，施勇就另辟蹊径，通过研究两个近邻贫金属星系，他发现它们的恒星出生率比类银河系星系的恒星出生率低约10倍到100倍。由此，施勇在国际上首次证实了第一代恒星的低出生率。

自从与天文结缘，施勇便逐渐养成处变不惊的性格。对天文学家来说，拿到优质的观测数据，“这很需要运气”。

观测的第一步必须要与国际同行“PK”，争取到望远镜观测时间。“观测时间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例如，目前比较昂贵的望远镜——ALMA只向非成员国的科学家开放约10个观测名额，但申请数可能在100个左右，这意味着申请成功率不到10%。”施勇说。

有一次，好不容易等到观测时间，施勇却发烧了。他硬是顶着39度的高烧，开车4小时上山观测，但那次观测的信号太弱，最终失败了。

还有一次，施勇和一位学者赴西班牙观测。两人先后乘坐大巴、缆车、铲雪车，辗转到达观测山山顶。在海拔3000米处，两人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来不及休息，每晚从12点观测到次日凌晨8点，连续8天、每天持续8小时。

不过，这次艰辛的观测，让施勇在国际上首次在极端贫金属星系中，探测到一氧化碳气体，该成果后来发表在《自然》杂志的子刊上。

“如果想得到重要的成果，就要去寻找别人观测不到的信号，但观测的失败率也很高。不过，我宁可牺牲写论文的时间，也要写观测申请。只有不断参与国际竞争，才能让自己保持对科研的敏感。”今年上半年，施勇一口气又申请了5个望远镜观测时间。

每天跟数字、代码打交道，让施勇变得内敛、理性，就连最爱的科幻片和科幻小说，也被他看成了教学片。

“看完电影《流浪地球》后，我回去就开始计算，最后发现，要想把地球推动，真不是几个发动机能搞定的。电影《星际穿越》的场景很震撼，很多画面都是基于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不是虚构出来的。”他说。

施勇的这股认真劲儿，也让他的合作者与学生受益匪浅。他的同事张智昱告诉记者，“施勇常能基于观测数据，提出多种假设，并提出不同的验证方法”。

施勇的学生李松霖，本科读材料专业，大三时想换到天文专业。“我当时很懵，就给天文系所有老师群发了邮件，想咨询他们需要准备什么。很快，我就收到了施老师的回信，他还把我的邮件转给了相关老师，请他们帮忙。”李松霖说。

凑巧的是，收到回信的第二天，李松霖就遇到了施勇，施勇又给他详细介绍了天文专业，这让李松霖吃了颗定心丸。

此后，李松霖在施勇的指导下完成了天文专业的本科毕业设计，并顺利保送至天文系读研。“很感谢当时施老师为我做的一切，更感谢他告诉我，人还是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李松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