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痴迷者”朱华晨：使命感让我战胜恐惧
面对一种突发的、未知的、全新的病毒，普通人多半会惊慌失措、避之唯恐不及，而有一群科学家却会在第一时间找到病毒并与之“交战”。第十六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朱华晨便是其中之一。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朱华晨也站在了病毒研究的第一线。朱华晨身兼数职，既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汕头大学教授，也是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副所长，与H1N1、H7N9、MERS等恶性病毒性疾病是“老相识”了。
长期且密切地与病毒打交道，不会怕吗？“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远远超过那一点点恐惧和顾虑。”朱华晨说。
她记得每次通过分析病毒序列找到病毒来龙去脉时的心情，那些时刻要比拿奖和发论文还要让她喜悦。“那种欢喜是更加发自灵魂的欢乐，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原来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自然秘密的人。就好像忽然打通了自己跟自然界的一个对话通道，虽然它很小，但透过它你能幸运地窥视到自然里面的某个秘密。”
从危机意识中萌芽的科学梦编辑本段
和别的青春期女孩不一样，中学时代的朱华晨是一个喜欢“忧国忧民”的少女。她会在课余时间看很多书，了解到世界面临着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后，她开始发愁：世界如果真的有一天能源耗尽、食物短缺、人口爆炸，或者环境恶化该怎么办？她形容那时的生活：“每天都生活在对于末日的恐惧当中。”
也是在那段时间，朱华晨开始思考自己能为改变这些危机做些什么。“我觉得一个人生命非常渺小，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把我非常有限的生命，放到一个很有意义、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在大的历史洪流里面发光发亮的角色里去。”
那时生物技术方兴未艾，朱华晨认定这将是解决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钥匙。因此直到博士研究生阶段，她都深耕于基因工程和超级杂交稻的基因改良。
直到2003年SARS疫情在广东暴发，当时正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朱华晨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病毒带来的恐慌。完成学业后，她一边恶补病毒学知识，一边兼任实验室的“动物饲养员”，迅速成长。
现在的朱华晨需要兼管香港大学、汕头大学、深圳等多个实验室的工作，于大湾区三地间奔走。“如果你问我明天会出现在哪里，我自己可能都无法确定。我在宿舍和几个实验室都备好了箱子，如果哪边需要我过去，拎包就可以走。”
这样的生活，普通人也许难以接受，但朱华晨甘之若饴。“这样经常变换工作场景，会一直保持一种新鲜、激昂的状态，我觉得也挺好的。”她笑着说道。
在取舍间打开另一扇窗编辑本段
让朱华晨感到有些惋惜的是，身边有一些十分优秀的女性同事和学生，为了平衡家庭和事业，选择了离开团队，回家结婚生子。
个人选择自然无可非议，朱华晨也衷心祝愿她们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但这不禁使她思考：一名想要成为科学家的女性，究竟要做出怎样的取舍？
朱华晨小时候成绩优秀，但总是会有亲戚时不时地对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她上初中时，学校购进一批计算机，开设了计算机课外学习班。
朱华晨和另外一个女孩去找老师报名。尽管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还是觉得女孩子不适合学计算机，而且功课一多起来，怕她的脑力和精力会跟不上。
这件事让朱华晨备受打击，但最后事实证明，她的功课一点没比男孩子差。“我觉得首先女孩子不要自己打压自己。不要觉得你是女性，就比男性差在哪里。”
事实上，在生物学领域，科研工作者的性别比例并没有特别失衡。最近几年，朱华晨反而感到女性，尤其是优秀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这些年来，朱华晨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工作热情占据了生活比较大的一部分，而忽视了一些其他的人生选项。30岁那年来到香港后，她发现在这里做课题简直是完美吻合了她的兴趣和梦想。兴奋的她整天忙于课题，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
一晃十几年过去，身边的朋友早已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她也放慢脚步，开始重新思考家庭的意义。“唯一的遗憾也许是年轻时对于家庭没什么想法，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生活。如果人生可以倒带，我会选择要家庭、要小孩，因为他们不一定会成为你的负累，却可能打开你人生的另一扇窗。”
做破土而出的种子编辑本段
在朱华晨心中，最完美的人应该是脚踏实地、对社会有所承担、时刻保持拼搏精神的人。
朱华晨出生在70年代，她所接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十分看重集体主义。在她小时候，父亲常对她说一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在朱华晨看来，个人的很多东西，包括休息时间，甚至家庭，是可以为社会做出必要的牺牲的。
“适可而止”从来不存在于朱华晨的字典里。她认为作为一个人，一辈子都必须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才不会泯然众人，才不会让自己荒废掉。
“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擅长，或者发光的东西。如果你能够不断去学习，充实自己，保持这种向上的状态，就算你一开始可能只是土里面的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你会成长，会冲上去的。所以没有谁生来就是女神，可能生活会把你压在泥土最底层里，如果你自己一直保持这种拼搏向上的精神，总有一天你会出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