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院士鞠躬：65年孜孜不倦，点燃一支烛光

1991年，鞠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可就在这时，他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65年，科研路上他大胆创新，成为我国现代神经解剖学奠基人；89岁，三尺讲台他授课解惑，鞠躬尽瘁为国家培养医学人才。他叫鞠躬，安徽鸡西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现任空军军医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60年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Each day a step nearer to my grave”，意思是“活一天少一天”。同事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悲观，鞠躬说每过去一天少一天，不该珍惜每一天吗？

他提出的“脑下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的假说，打破了半个世纪的定论，首创的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开创了国际先河。

“我今年89岁了，余日无多，但还有研究工作要做，所以越发珍惜。”鞠躬每天8点准时上班，虽然体力日渐不济，但更识途了。受到钱学森先生“唯有培养创新思维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启示，鞠躬意识到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作为科学家，鞠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1985年，他建立了全国首个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此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不仅创造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更为军队培养了许多高层次医学人才。鞠躬院士今年已经89岁了，可他还工作在第一线。

鞠躬祖上姓周，可作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他的父亲对封建礼制和黑暗现实深恶痛绝，所以给自己改名“索非”。

“等我成长以后，我才悟起来了，索非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边，不索非何以求是，他要索非目的是要求是，但是他叫我鞠躬，显然是让我鞠躬尽瘁。”

自从父亲给鞠躬起了这个名字，对科研创新“鞠躬尽瘁”，就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父亲留给他的“财富”，远远不止于此。

“巴金先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每出一本书，都要签字送给我。”鞠躬说。

索非当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与巴金、曹禺等人关系密切，父辈们的言行，触动着鞠躬年少的心灵，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时间要上阵杀敌。可父亲的一番言论，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身体不强壮的话，你当兵也是老爷兵，也打不过日本鬼子，所以你必须要学医。”1947年，18岁的鞠躬考入了由美国人创办的湘雅医学院，1953年，鞠躬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原第四军医大学任教，可到了西安，鞠躬才发现这里艰苦的环境，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从大上海来到西部重镇，从繁华都市来到寂静古都，鞠躬的生活条件直线下降，不过他却在这里发现了巨大的宝库，学校的图书馆成了他的精神乐园。此后的几年时间，鞠躬除了教书，其他的时间都扎在了这里。

乐观的心态让鞠躬很快适应了艰苦的环境，他在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用自己拼凑的简易设备，开始了科研创新之旅。他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内首例神经束路追踪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随后，鞠躬又提出了“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学说”，打破了垂体前叶不受神经直接调节的半个世纪的定论，这一成果，让鞠躬在国际上享有了极高的声望。

1991年，鞠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可就在这时，他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因为我当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有些同事就说，老鞠你到头了，就是最高荣誉了，那我想不对，我没有到头，我不能停在这了，要一辈子往上走的。”

在当时，脊髓损伤是战场和军事训练中常见多发伤，轻者运动受限，重者瘫痪，历来是各国军事医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看着因脊柱损伤而瘫痪的人们，鞠躬心急如焚，他决定攻克这一难题。

在传统手术的基础上，鞠躬大胆创新，率先提出了“硬膜外减压治疗法”，这一治疗方案一经发表，便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让鞠躬没有想到的是，国外许多专家都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

2002年，鞠躬依托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脊髓损伤科，对30例最严重的全瘫患者实施了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这30位患者，有的是伤后第二天接受手术，有的已经是伤后65天。按传统理念，他们已经无法再用双腿站立，可术后三个月，他们中80%的人都可以独立拄拐行走了。

如今，仅昆明一地就有4000多位患者恢复了行走能力。这种创新方法的成功，成为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突破。

1983年，还是副教授的鞠躬被教育部特批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鞠躬始终要求非常严格，甚至给研究生立下规矩：凡违背科研道德的一律开除。

“与真理为友”是鞠躬经常鼓励学生们的话，可他对学生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他的创新思维让一代又一代学子受益。樊洪是鞠躬在2010年招收的研究生，博士毕业那年，鞠躬希望他能在脊髓损伤治疗上进一步创新。以前，鞠躬的手术是基于脊柱挫伤的情况，而这一次，樊洪要在病人脊柱完全断裂的情况下，恢复神经功能，难度进一步加大。

在樊洪看来，脊柱断裂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深沟，两边的车辆都无法通行。为了寻找通车的方法，樊洪做了几十次的实验，可依然毫无结果，困顿之时，他想起了鞠躬常说的那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有一次樊洪做完实验已是深夜，本想着第二天把实验结果交给老师，可没想到鞠躬一直在门外静静地等着他。鞠躬把研究结果拿到办公室，办公桌后面就有一台显微镜，他会亲自地观察切片病理改变的情况，然后根据具体的改变，指导学生科研工作下一步该怎么进行。

最后，樊洪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通过特殊的技术，给已经断裂的脊柱两端架上一座桥梁，让营养和神经通过，这一创新手段填补了国内神经解剖学的空白。当樊洪准备向科研机构提交论文时，他再一次领略到了鞠躬对科学的严谨，对学生的负责。

“因为当时是在春节期间，我的论文在杂志社返修回来，需要我们修改，教授在大年三十都在帮我修改论文，后来甚至让我去他家里，他一个英文单词，一个英文单词地帮我改。”

最终，樊洪的论文发表在了英国的《脊髓》杂志上，在医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今樊洪在研究室已经独当一面，成了鞠躬最得力的助手。

在军校工作了65年，鞠躬荣获了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原第四军医大学首届教学终身成就奖。在从教65年的时间里，鞠躬带出了67名博士、65名硕士，还有不计其数的本科生，他的学生张旭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近一年来，鞠躬把精力放在了免疫系统对神经系统调节作用的研究上，在依然复杂、繁重的工作里，他的生活却简单得像个孩子，他没有烟酒嗜好，每天回家听孙子弹钢琴就是他的享受。这架钢琴是鞠躬70岁生日时买的，本想着退休之后弥补一下年轻时的遗憾，可没有想到竟然闲置了20年。

“我哪有时间，我天天在教研室里头要做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推到后来年纪大了，我说我抚琴叹气了，这一辈子我跟钢琴就没缘分了。”鞠躬常说，听听优美的钢琴曲，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一生很知足。而对于65年的从教经历，鞠躬谦逊地说，这一生无伟业，点燃一支烛光而已。

鞠躬院士在自传当中写道，坎坎坷坷一生，现在蜡炬已几乎成灰了，愿我国早日成为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土壤，愿我们世世代代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科学家的心声，也是他专注科研的严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