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清官天下第一

张伯行（1652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康熙年间进士。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儒士，在当地号称有德之人。受家庭的熏陶，张伯行从小就学习儒家学说，13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初通翰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35岁的他考取进士，七年后补为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后历任中书舍人、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张伯行历官二十多年，以清正廉明闻名朝野，誉满江南。他一生勤政利民，造福百姓，敢于清除贪官污吏，居官清正廉明，深受百姓爱戴。康熙皇帝称赞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

张伯行无论在哪里为官，都能关心民生疾苦，无私爱民，因而赢得百姓爱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为父服丧，恰遇家乡仪封一带暴雨成灾，城北的河堤被洪水冲垮。在这危急时刻，张伯行自己出钱招募和指挥民众用沙袋修筑防洪大堤，保住了仪封城的安全。由于治理河务出色，经河道总督张鹏翮举荐，张伯行迁任山东济宁道。刚上任，济宁便遇上了灾荒，张伯行立即投入救灾，想方设法从家里运送钱米到济宁，并缝制棉衣，救济灾民。接到皇帝赈灾谕旨后，张伯行动用仓谷赈济灾民。在济宁道任上，张伯行出色治理河务、造福百姓，深受百姓爱戴。康熙皇帝对他治理水患等政绩也大加赞赏，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时，亲笔为他题写了“布泽安流”的匾额予以表彰。

不久，张伯行升迁为江苏按察使，步入高级官员行列。济宁道的十五州士民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决定建立生祠纪念他。但农夫要把生祠修在田野中，船工们则主张修建在河岸旁，双方争执不休，久而不决，最后经过协商，相互让步，决定把生祠修建在五岔口，才了结了百姓的心愿。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张伯行参劾两江总督葛礼科场受贿案，反倒被诬陷罢官。为此，苏州百姓罢市，扬州数千人聚集，哭声震野。张伯行离去时，百姓扶老携幼送行，献上果蔬，说：“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百姓对张伯行的爱戴之情可见一斑。

康熙中期以后，吏治松弛，贪贿舞弊之风渐盛。诸如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问题屡见不鲜。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坚持清廉节操，坚决抵制贪贿之风。《清史稿》记载：“葛礼贪横，伯行与之忤。”两江总督葛礼收受贿赂，肆无忌惮。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江苏乡试，副主考赵晋等大肆舞弊，总督葛礼也受贿五十万两白银，上下勾结，内外交通，致使一些人通过贿赂手段获得举人资格。发榜时，士子哗然，千余人抬着财神像到文庙，讥讽考官见钱眼开，以钱择人。经调查，张伯行认为此案同总督葛礼有关，便上奏弹劾，揭露葛礼“擅作威福，卖朝廷之官，卖朝廷之法，复卖朝廷之举人”等贪赃枉法之行为。请求皇帝给予严惩，明正国典，以“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万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此事震动朝野，康熙皇帝降旨有关官员会同审理此案。但是葛礼倒打一耙，捏造事实，反诬张伯行七种罪名。案情复杂化，葛礼与张伯行都被免职，康熙命令继续调查。

然而，办案人员迫于葛礼的权势，不能秉公办理。结果反而是葛礼被诬告，张伯行应罢官。康熙命再查，结论同前。康熙皇帝平时对臣属多有了解，深知此事存有陷害忠良的企图，因而没有轻信一面之词，认为所议是非颠倒。并下谕旨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妇孺无不尽知。朕以张伯行为天下清官第一，断不可参……葛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在彼，则江南地方必被其脧削一半矣。”在这一案件中，康熙皇帝保全了清官，降旨张伯行留任，葛礼革职。江苏百姓知道此消息后欢声雷动，皆传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福建百姓听说此消息，“皆奔号呼吁”。区区一介巡抚敢于直言犯上，参劾总督，没有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操守是绝不可能的。张伯行实乃国之栋梁、百姓之造化！

张伯行为官始终坚持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品格，他既不送礼，也不纳贿，是历史上拒馈送的典型代表。还在他刚补受济宁道时，入京觐见康熙皇帝，吏部文选清吏司有一个陈姓官员明目张胆索要厚礼。张伯行拒绝送礼，因而不得觐见，而与他同行的另一位山东官员送了厚礼，因此陈某准其先觐见。张伯行竟被拒两个月之久，后经康熙皇帝亲自过问才得以觐见。赴任江苏按察使时，按惯例，得向总督、巡抚馈送礼金，约合银子四千两。张伯行认为这是腐败积弊，因此断然拒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

张伯行不送礼，也不收礼。他升任福建巡抚后，总揽一省政治、军事、刑狱等政务，可谓位高权重。上任伊始，同僚掾属、亲宾姻客、门生故旧携礼拜见者甚多。张伯行不改常规，或婉言辞谢，或直言回绝。为了杜绝纷至沓来的送礼人，他写了《禁止馈送檄》，严禁馈送。并将檄文张贴于府门外：“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此檄文明确表明他拒馈送的心迹，果然使行贿送礼者望而却步，悻悻离去。于是，当地百姓称他为“悬檄督抚”。

张伯行虽出身富裕士绅之家，且官居高位，但他从不贪图享受，始终坚持俭朴的生活。正如他在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中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时刻将黎民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而自己却甘于清贫，拒绝奢华。张伯行任福建巡抚，见衙署中帷幕都是锦绣，器皿都是金银制作，甚是奢侈。便问左右，回答说这是惯例，由当地商人摊钱置办。张伯行说他素来不喜奢华，更不能给百姓增添负担，命立刻悉数撤除，只留下前任巡抚不用之旧物，以此破除陋习。张伯行不讲排场，任官期间从不携带眷属，随从人员也很少。官俸之外，不取一钱，他所用寸丝尺布，以至磨麦的磨盘，拉磨的牛，都从河南家里带来。但是，他却想方设法接济百姓。当时福建辖地台湾遭遇旱灾，他力请捐粮赈济，救活众多百姓。福建人多地少，米价昂贵。他就每年派人到江浙买米，又多设义仓，救济饥民。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张伯行参加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康熙称赞他是真正做到以百姓心为心的典范。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优礼有加，提拔他担任礼部尚书，赐予“礼乐名臣”的匾额。张伯行去世后，鉴于他一生为官清正，恪尽职守，雍正皇帝赐给他“清恪”谥号。

摘编自《中国廉政史话（人物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