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宇文泰最得力的名臣
苏绰（498年—546年），字令绰，西魏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我国西魏、北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宏观经济管理家。
苏绰生于关中一带的官宦家庭，从小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擅长算数。少年苏绰，抱负远大，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后来受到宇文泰的重用，历任行台郎中、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右光禄大夫等职。作为西魏政权的重要大臣，苏绰掌管全国的经济大权，政绩颇丰，曾创制记账、户籍等法，我们现在常用的“红头文件”就源自苏绰之手。同时，苏绰还精简冗员，改革政治，设置屯田，改革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对西魏及后来北周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时人称之为“王佐之才”，后代史家比之于“管子治齐，诸葛相蜀”。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之外，苏绰在文化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制定《大诰》，志在扫除六朝以来浮华的文风。而在考试制度方面，苏绰利用自己的威望，痛斥魏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催发了后来影响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
苏绰为官，以廉洁著称。《北史》《周书》以及《西魏书》等史书都高度概括地记载过他为官清廉的事迹，说苏绰生性勤俭朴素，家里也没有多余的产业，却以天下为己任，到处访求英才豪杰，与他们一道弘扬治国之道。宇文泰非常信任苏绰，每次出游便留给苏绰签好字的空白纸张，苏绰便会根据情况处理紧急事务。苏绰深得宇文泰的信赖，却没有任何欺上瞒下、把持朝野的传闻，足以见得他的廉洁。
关于治国之道，苏绰认为应当像慈父一般爱惜百姓，但同时也要像严师一样教育他们。他勤于政事，每逢与公卿商讨国家大事，总是从白天研究到深夜，因而事无巨细都非常清楚。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苏绰节俭的事迹，但是我们从宇文泰为他办理丧事上能够间接看到他的清廉。大统十二年（546年），年仅42岁的苏绰积劳成疾在职位上去世时，宇文泰说，苏尚书的一些事情，他的妻子、儿子、兄弟们不一定知道，而我却知道，我们俩是彼此了解对方心意的。宇文泰深知苏绰崇尚节俭，因而满足他的夙愿，从俭办理苏绰的丧事。苏绰归葬武功的时候，仅用一辆白色布装饰的车子载着他。
苏绰全家都非常有才，被朝廷委以重任。他的弟弟苏椿、儿子苏威也以清廉而被载入史册。《周书》称苏椿“以清俭自居，小大之政，必尽忠恕”。《北史》也称他“性廉慎，沈勇有决断”。他的儿子继承了父亲清廉的作风，体恤民情，注意减免赋役。此外，苏威不畏皇帝的权威，坚持直言进谏。隋文帝对苏威有很高的评价，曾说过“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的话。
苏绰官高位重，始终保持清廉俭约的作风。他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著名的“六条诏书”上。大统七年（541年），苏绰起草了著名的“六条诏书”，概括起来为“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这十八个字。主要是倡导为政者提高自身修养、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保证司法公正和重视农业生产的务实利民思想。
首先，苏绰认为地方官员是廉政的主体，他们必须注重自身修养，才能够治理好自己的领地。怎样提高自己的修为呢？苏绰认为应该分为修心与修身。修心是官员提高自身修养的根本，只有心静，不起杂念才能够达到“自治”。要做到身清如水、行白如玉，官员还必须修身。所谓修身，就是要做到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无倦、明察这八条。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百姓对官员产生爱戴而又敬畏的心理，达到廉政的目的。
其次，苏绰认为政府在任用官吏的时候，不应该按照当时门阀制度下只论出身的做法，而要看官员本身的才能，必须德才兼备才能任用，并且在其任上还要举行各种考核。
再次，苏绰主张刑法宽严得当。他希望官员心存仁慈、心中有数、秉公执法，同时强调法治，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也要处以极刑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最后，苏绰主张“尽地利”“均赋役”，这是他爱民、务实思想的体现。他要求官员关注老百姓耕作养蚕的国计民生，在征收赋税和劳役的时候要有平等的思想，即不避开那些世家大族，并且根据实际的贫富状况安排征收的顺序。同时，地方官员有义务提醒百姓及早准备，以避免征收时因为没有可以上缴的东西而借高利贷的恶性循环。苏绰常常为国家经济状况欠佳、不能免除徭役而耿耿于怀，希望日后条件好了能减少老百姓的负担。他的儿子时常听到父亲的这些话并牢记在心，在隋文帝时期上表请求皇帝减免赋税得到许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体现了他的德治、仁政、选贤、富民等政治思想。要求各级官员必须思想清纯、品行端正、廉洁执政、公平执法。这对清除当时朝廷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西魏由弱而强，并在建立北周后最终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为隋唐的大一统局面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基础。
摘编自《中国廉政史话（人物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