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作为才人，他的选人之道又是什么标准呢？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治蜀，非常重视人才。他大力选拔人才，从不拘于关系亲疏、资历深浅，选贤任能，颇有成效。蜀汉政权刚建立时，朝中既有受到刘璋排挤的彭荣，又有刘璋的故吏董和、黄权、李严，还有刘璋的姻亲吴懿、费观等等，他们都得到了诸葛亮的任用。曾为刘璋谋臣的张裔，因办事敏捷先后被诸葛亮任为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益州太守。曾经不被刘备重用的蒋琬，被诸葛亮认为有“社稷之器”，提拔为参军。王平士卒出身，但作战经验丰富，在街亭之战立功后，被诸葛亮提拔为讨寇将军。这些人才都为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别人推荐的人才，诸葛亮也非常重视。犍为太守李严辟杨洪为功曹，李严还未到犍为，杨洪已被征往蜀郡；杨洪举荐门下何祗，杨洪尚在蜀郡，何祗已做了广汉太守。诸葛亮求贤若渴，一时间被蜀人叹为观止。对于那些推荐人才的有功之臣，诸葛亮都加以褒奖。姚胄向诸葛亮推荐了一批文武官吏，诸葛亮不仅作《教》赞扬他，还因此提拔他为参军。
对于选拔上来的人，诸葛亮主张因才授任。他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根据人才的特点，扬长避短，为他们选取适合的岗位，“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对魏延和杨仪的任用就是很好的例子。魏延有勇有谋，但刚愎自用，度量较小，所以诸葛亮每次征战，都以魏延为先锋，多能势如破竹。而对谙熟军国方略的杨仪，诸葛亮以他为丞相长史，往往“规划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关于人才，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系统地提出了鉴别人才的七条标准，即“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显然，诸葛亮心中贤才的标准应是志向远大、随机应变、识见不凡、临危不惧、资质出众、清正廉洁和信义卓著，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品德高尚。
为什么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如此注重道德情操？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举措》中阐述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道理。诸葛亮说“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他把治国比作养身，养身重在养神，而治国重在举贤。就像一个屋子不能没有柱子一样，国家不能没有贤才。对于房子来说，粗壮的好梁能够撑得起高大的屋子，而对于国家来说，只有拥有很多贤才才能兴国安邦。因此诸葛亮重视官员的考核，强调“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他还认为应该疏远那些小人，在《前出师表》里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李严就是因为苟利其身，情狭志狂，若无天地，而受到诸葛亮的弹劾，廖立也是因为奉先帝无忠孝之心，索求高官厚爵，受到诸葛亮的弹劾。为官者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官德更重要，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诸葛亮深知其中的道理，因此，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得到他的重用。
摘编自《中国廉政史话（人物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