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专家叶惠方：在国内开创了“无痛分娩法”

微信朋友圈热转一份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手写的病历：字迹端正整洁，一目了然，还附有工整的中英文对照，与时下部分医生的“天书”病历形成鲜明对比。

今天的主人公就是林巧稚的学生和助手叶惠方：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在国内开创了“无痛分娩法”，推行产房一切为了病人的“无声运动”，并创下剖宫产率在当时北京所有医院妇产科范围内最低的纪录。此外，叶惠方还在国内率先开展妇产科免疫学及遗传学研究，在全军最早开展内分泌测定和染色体测定。

1934年，18岁的叶惠方考上燕京大学。大学四年级时，日本人强行接管学校。伪政府统治下的学校出了个“大东亚共荣圈”考题，她和一些同学愤而退出考场，坚决不做亡国奴。从那时起，叶惠方便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她积极为党做地下工作，组织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叶惠方的叔叔给她买好了去台湾的机票，叶惠方毅然做出选择：“我是很爱你们的，但我要留下来报效新中国。”

1954年，叶惠方来到刚组建不久的解放军总医院，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更加注重科室青年人才建设。“叶老的理由很简单，她说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我国妇产科的发展才有前途，我要为党培养年轻队伍。’”妇产科原主任医师刘建立忆起当时情景，动情地说。

叶惠方为年轻力量铺路架桥的例子不胜枚举。她发现医生周美清和付才英很有发展潜力，便想方设法把她们分别送到山东医科大学和天津医学院免费学习；看到一些香港同行手术做得出色，她便用国外亲戚送给她的外币凑足2000美元，让院里以公费名义送医生翁霞云去深造……

提起这些，今年100岁的叶惠方老人只是淡然一笑：“看着妇产科事业后继有人，我就感到快乐、充实。”

在那段停职“改造”的日子里，叶惠方担负起3个卫生员的日常工作，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上班，晚上8点以后才能下班。即便如此，科里遇到孕妇难产而求教于叶惠方时，她总是二话不说，放下扫把立即洗手、换上手术服，投入抢救。妇产科实验室退休干部张全曾问叶惠方当时为什么能乐观坚定地生活，叶惠方说：“我又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怕什么？少数造反派并不代表党。我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女儿王泽鸣的印象里，自己小时候哭闹时从来不会喊妈妈，“因为妈妈总是在医院里给病人看病，经常不在家。”1994年，叶惠方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与在美国生活的王泽鸣相聚。“当时妈妈笑眯眯地问我们，‘猜猜妈妈给你们带了什么礼物？’”孩子们猜不到，叶惠方取出两套崭新的《邓小平文选》：“你们在外多年，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这些年祖国发展很快，靠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我这样做，是让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也让你们懂得，妈妈之所以不离开祖国，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绝不做对不起党的事。”孩子们听了妈妈的话，潸然泪下……

从1948年起，叶惠方有幸在林巧稚手下做住院总医师，之后又出任主治医生。其后5年的耳提面命，影响了叶惠方的一生。林巧稚常对叶惠方说：“别看妇科受外人敬重，其实产科是最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母子两条生命。”

其话殷殷，其情切切，叶惠方牢记一生。

妇产科主任医师宋磊告诉记者，“O型血的叶老说自己是‘万能输血者’。”每当遇到急需输送O型血的产妇和婴儿时，叶惠方总是挽起袖子说：“赶快抽我的！”

在叶惠方眼里，为了治病救人，荣誉和地位皆可舍弃。上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1964年，叶惠方打破了这一禁忌。刘建立回忆说，当时内分泌科收治了一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挽救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实施剖宫产。有人劝她不要拿名声和地位开玩笑，她说，“两条生命啊，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眼前消失而不试一试，那叫什么医生！”胆大心细的她最终带着患者成功闯过“鬼门关”。

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专家门诊制度。作为全国知名专家，叶惠方坚持看普通门诊。“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是想为老百姓省点钱。”叶惠方的学生、超声诊断科教授汪龙霞说。

一年春天，叶惠方接诊了一名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小患者。患者家贫无钱治疗，叶惠方毫不犹豫地把患者和家人接到自己家里。张全回忆道：“孩子做完第一期手术后，由于是假肛，常常大便失禁，整个房子气味难闻，令人无法呼吸。可叶惠方始终毫无怨言，让孩子在她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年后，孩子做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家，直到完全康复。患者一家人感激地跪下来，叶惠方赶紧扶起他们：“你们有困难，我当然应该帮助你们。孩子的病治好了，这比什么都好，还谈什么报答？”

“在无数产妇和家人心中，叶老师是母子平安的守护神。”妇产科主治医师叶明侠说。患者孙宏怀孕4个月时，因食欲差、腹胀就医检查，结果发现转氨酶很高。“多数医生建议我中止妊娠，否则将严重危害大人的肝脏；如果继续妊娠，需服保肝药，孩子又会受影响。当时真的很绝望……”叶惠方对所有检查结果仔细分析后，认为孙宏的转氨酶高不是肝炎造成的，建议她保住孩子，并定时随诊。在叶惠方的精心治疗下，孙宏的转氨酶一直停留在稳定的基数上；几个月后，生下了一个胖儿子。

无论对谁，只要有困难，叶惠方总会伸出援助之手。她曾说：“人来到世上一次不容易，要多做一些好事、善事。有时别人需要的只是那么一点点，我们能帮到的，一定要努力去帮。”

1987年9月的一天，已退休的叶惠方向院党委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提出将她积累的上万册书籍、资料、15000元存款捐赠给她曾工作过的妇产科，还提出一项特殊请求：“当我病危时，不要进行无谓的抢救，浪费人力物力……假若我的遗体还可以用作研究，捐给解放军总医院用作教学；总医院如果不需要的话，看北京其他医学院是否需要……”这份沉甸甸的遗嘱让大家感动不已。

提起叶惠方的奉献，照顾过叶老晚年生活的许运想有说不完的话：“无论是长江之南，还是黄河以北，无论哪里发生严重灾害，叶老看到消息就会忧心忡忡，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每年捐出2万、6万、8万元，最多的一年叶惠方捐了10万多元。“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柜，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 ，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怕家人不理解，叶老把捐款的收据单都扔了。当记者问起这些年帮过多少人，叶惠方摇着头说：“不记得了，也没必要记。我做这些不图什么，只想让人们在接受一名老共产党员的爱心时，发自肺腑地喊一声‘共产党好’！”

叶惠方的老伴1995年去世，她将组织上发的7300元抚恤金，加上平时积蓄的2700元，凑足1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王泽鸣告诉记者，希望工程多次要给她的母亲发奖牌，叶惠方却固执地说：“如果你们给我奖牌，我以后就不捐了。”叶惠方的邻居沈文梅老人对叶老献身公益却从不张扬印象深刻。2000年，84岁高龄的叶惠方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广州，将价值数百万元的祖宅捐给了家乡的培正中学。金沟河干休所所长崔京滨介绍说，家乡人民想宣传报道叶惠方的慷慨善举，她只说了一句“这事不值得宣传”，便连夜赶回北京，因为第二天还有她的专科门诊。

总医院干休所里叶惠方家中，没有一件称得上时尚的家具：客厅里一张老式桌子和两把椅子，椅座的木板塌陷了，叶惠方垫上了一块小布垫。两个黑色的木箱，是叶惠方的爷爷当年漂洋过海到美国修铁路时用过的。一个白色的瓷壶是上世纪60年代的，睡的床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20年，叶惠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大都是亲人们“淘汰”下来的，“这件衣服原本是破的，妈妈就自己绣上一朵花盖上，还挺漂亮的。”王泽鸣指着一件衣服说。

轻轻抚摸，素净的小花仿佛能吐露出沁人芬芳。环顾四下，整个屋子里唯一不老的，便是叶惠方那颗永远牵挂天下的慈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