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军：50余年情系乡村讲台

在1972年2月至1974年8月期间，高伯军成功地坐上了当时“塘田市公社”文化站站长的位置，每月拿着24元的工资。但是，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的他要求重登讲台，并于1975年8月再次跻身教师队伍，每月领取14元的报酬。

一栋低矮的土砖房前，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在清扫垃圾、美化庭院。见有客人来访，他立马放下手中的工具，笑容满面地迎将上来。

他，就是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心完小退休教师、湖南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现年70岁的高伯军。

1964年9月，16周岁的高伯军步入教坛，成为塘田完小一名半天教书、半天生产的“耕读教师”。1965年8月调新宁县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一年后回家务农。凭借家庭是“贫农”成分的政治资本，1968年8月，他被推荐为塘田小学民办教师。然好景不长，11个月后，因其祖父信仰封建迷信而被开除。1970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三线建设”整整3年。由于表现突出，他被授予“建设标兵”，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三线建设”结束后，在1972年2月至1974年8月期间，他成功地坐上了当时“塘田市公社”文化站站长的位置，每月拿着24元的工资。但是，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的他要求重登讲台，并于1975年8月再次跻身教师队伍，每月领取14元的报酬。

“由于学校教室不够用，我所教的班租用民房上课。”昔日的艰苦环境，高伯军历历在目。他说，当时他教的是一年级。46名学生，就他一个老师。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图画全是一肩挑。租的民房在三皇村，离学校近两公里。名义上的教室，其实就是老百姓用土砖盖的一间堂屋，上面没有铺楼板，窗户没有护油纸。热天上课敞开门，室内倒是亮堂，无论黑板上写字，还是学生写作业都光光明明。而到冬天和春季，敞开窗户和门，课堂就变成了寒窑。而如果关上，课堂立马变为黑洞。他向学校请示，买来十几片亮瓦，自己爬上屋顶装上。然而，由于亮瓦是玻璃做的，夏天太阳毒辣时，强烈的紫外线直直地照在学生身上，酷热难熬。而且刺眼，学生无法睁开眼睛看黑板，不得已，他只得热天时在亮瓦上加盖泥瓦，天冷时又爬上去把泥瓦取开，一年要折腾两回。此外，由于户主经济欠佳，屋顶的瓦片盖得稀薄，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瓦片破裂现象，导致下雨时漏雨，影响正常上课，他又利用空余时间，背着好瓦爬上屋顶，把烂瓦换掉。

“房子是租的，漏雨的问题应该由户主请人解决呀？”“话是这个理，但是租得很便宜。”他轻松地说：“我干过这种活，举手之劳的事，何必增加户主的麻烦。”

与大多数农村建房一样，在当时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民房的窗户是没有窗页的，更不会安装玻璃。而且，那时候塑料薄膜都非常少，每到冬天，能够用白纸护窗户的就算不错了。为尽可能让学生冬天在教室里少挨冻，高伯军买来白纸，用红薯淀粉调成浆糊把窗户护上，破了补、补了破。

同时，租用的民房周边有多口露天水塘，而房子的四周没有围墙。加上学生都是才几岁的孩子，天性的好奇和贪玩，在没有自控力的驱使下，下课时到塘边玩水成为一种诱惑，更成为高伯军保证学生人生安全的一大隐患。

“好在那时的孩子听话，教他们别去玩水一般不会到塘边去”。他露出成功的喜悦：“我选出的几个小组长都很得力，积极性很高，配合我抓好安全管理工作。”

这种配合，就是高伯军根据学生所在的院落，每个院落挑选出一名听话的孩子，作为这个院落的小组长。每天上学时，小组长带着自己的“兵”一起来校，放学后一起回家，有效地避免了意外的发生。下课休息时，各小组长认真看管好自己的手下，不要乱跑、不到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去玩耍、不踩、摘农户的庄稼等等。为提高小组长的积极性，提升责任感，激发成就感，高伯军采取口头表扬、挂小红旗、奖作业本的激励措施，培养孩子向上向善精神，得到学校领导、学生家长的好评，赢得了学生的一致拥戴。

“那时候没有手表，也没有闹钟，上下课时间全凭自己估计，哈哈！”高伯军露出开心的笑容。他介绍，因为他教的班在校外办学，什么时间上课、何时下课、几时放学。没有学校统一的铃声指挥，靠自己凭经验、有太阳的日子看阴影、阴天大概加估计。特别是，“没有办公室，批改作业或备课，只能趁下课或自习在讲台上进行。”一脸无奈的高伯军甩甩头，“课桌就是一块板子钉四个脚，抽屑根本就没有。”高伯军露出一脸的苦笑：“后来我叫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几块橼皮（屋顶垫瓦用的木板）来，我找些钉子钉起。真的是明朝的房子，清朝的桌子，培养社会主义的苗子。”

在校外上课的两年时间里，高伯军跟学生一样，走的是通学，中午没饭吃。“一般是7点钟起床，弄点早餐填饱肚子，背着教案和学生的作业本，走路8点钟赶到教室。打扫卫生、整理课桌、预习一下当天的课程，迎接学生的到来，9点钟上课，下午两三点钟放学。”

那时候，整个塘田小学都没有食堂，所有教师都在自己家里吃饭。中午，高伯军空着肚子教学，学生忍着饥饿听课，直到下午3点左右。按现在的观点，高伯军可以用保温桶带着饭做中餐呀？而事实上那只是空想社会主义。“学生中午没有吃饭，你老师好意思吃吗？”高伯军笑着说：“最关键的是，那时候我们县里还没有这种‘高科技’产品。即便是有也买不起。”就这样，师生只得饿着肚子坚持。待学生离开，他把课本、学生的作业本装进行囊，背着往家赶。

“还得赶到生产队下午的出工挣工分，不然，14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根本无法养活一家4口人。”

高伯军说，只有夜饭，才是他每天丰盛的晚餐，可以伴着一两个蔬菜下饭。然后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学生的作业。“一本作业算看一分钟，两门主课92本作业，完成批改就得一个半小时。”而事实上，每晚批改作业至少要两个小时。加上自己备课，每晚他都要忙到深夜。

“你教的学生如果考试分数不高，家长就不把孩子放到你教的班，这是很丢人的事。”

为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应试教育盛行的大背景下，保住自己“民办教师”这份职业，高伯军可谓是“挖空心思”：“晚上多家访，全面掌握学生的情况。发动家长家庭辅导，配合搞好孩子的学习成绩。”

第一学期，每个星期他都抽出两到三个晚上，拿着一把手电筒，把46名学生走访过遍。一晚一名学生，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学生家庭成员、家庭经济情况、学生父母的身体状况。向学生家长汇报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学习态度、学业成绩、资质潜能、助人为乐、思想动态等情况。每次都与学生家长聊得热火朝天，如同亲朋。因为家访，一个学期下来，他买电池的钱，将近要花去一个月的工资。通过家访，他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得到家长的高度赞扬和支持。他在校外上课两年的这个班，每学期全校的第一名都出在他的班上。

1989年秋季开学前夕，因分得4亩多的田土而在家晒谷的高伯军不慎从二楼摔下，造成龙骨移位。因住不起院，他在家中用民间土方磨叽着，到开学时，他勉强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为不影响学生的按时开课，不增加学校领导的负担，他坚持每天“四条腿”上课。此情此景，学生周孝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家后跟手握跌打损伤偏方的父亲反映了此事。第二天上午，周孝伟把父亲带到教室“孝敬”老师，送上以虎骨为主的“尊师礼”，还了他的自由身。

然而祸不单行。一天上课时，他感觉左眼不舒服、没在意。不料一段时间后，左眼病情日益加重：泪流不止、疼痛难忍、几近失明：“尺把远的书本都看不清楚。”上课时，他不时地用手捂着眼睛，把眼泪接住，砸到地上，激起尘灰飞扬。校长要他请假到大医院检查，他没领情。同事承诺帮他代课，他未离开讲台。“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麻烦领导、麻烦同事。”他倔强着，仅到乡医院开中药吃，每次的黄连高达50克，苦得难以下喉。尽管这样，他没有换得“苦尽甘来”。直到第五个月，他才下定决心到县城医院看看。当得知坐车要两毛钱时，他竟然步行前往。不曾想平时不觉得，当天因带着病痛，走起路来非常吃力。走到白仓车站后，他下狠心决定“奢侈”一回。“实在是走不动了，太呷亏了。”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在白仓等车时，一位白发老人见他老是捂着眼，不停地掉眼泪，便主动跟他搭讪，告诉他每天吃两个猪胆汁，连吃22个。他如获至宝，立即打道回府。每天早晨起床吃一个，放学回家再吃一个。“前面一个星期没有效果，到第八天时开始有了感觉，米把远的茶杯能看到鸡蛋大的影，并一天比一天强。”就这样，他坚持连续吃了24个猪胆，眼睛彻底痊愈！整整半年时间，他没有因病而耽误学生一天的学习。

上世纪80年代初，高伯军的工资涨到48元。那时候，不少学生秋季开学时无钱交学费，家长找到班主任或关系比较好的老师垫付，待秋冬农作物收割出售后再还。高伯军每年要替学生垫付学费100元左右，最多的一年超过200元，接近半年的工资。“不知道有多少没有还，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唯独有一名学生，他至今还记忆犹新。“12岁了才读一年级，后来我才晓得太可怜了，不要还了。”

这名学生叫唐细云，女孩子。因为父亲在建房时从屋上摔下身亡，母亲改嫁外乡，没有爷爷奶奶的唐细云，带着两个弟妹相依为命，靠着自身缺衣少食的叔父接济。平时，唐细云带着弟妹种些花生、黄豆，水田由叔父帮忙犁耙，三姊妹自己栽插。在家访时高伯军得知，小女孩离学校有5公里，家里喂着一头猪。每天放学后，苦命的女孩沿途拔猪草，回到家为弟妹做饭，然后上山捡柴，或到田里地里干农活。

“太可怜了，我教她一二年级，为她交了两年的学费，没要她还。”高伯军既伤感又自豪地说：“现在这个学生在塘田市街上成了家，建了新房。每次见到我就说‘搭帮你，我还读了两年书’，这声感谢，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