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加贵：坚守"麻风村"小学教师岗位31年

农加贵，1986年至今独自坚守在麻风村小学教书育人，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最美职工”、云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5年被文山州人民政府授予“文山州先进工作者”称号。

人物背景

农加贵，1986年至今独自坚守在麻风村小学教书育人，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最美职工”、云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5年被文山州人民政府授予“文山州先进工作者”称号。

题记

从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季节，在一所以“麻风村”为标志性符号的小学，他31年来只身教过102个孩子——他叫农加贵。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全新。

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从熊熊柴火铸铁锅里铲出来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逼人。

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置办这桌丰盛的菜肴还是很破费的，它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细腻如此，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不怎么搛菜，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酒。

在麻风病人家吃饭，这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今儿真切发生了，农加贵内心深处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要答应留下吃饭呢？”可是现在骑虎难下，走，肯定是不行了，只有硬着头皮坐下吃，但愿上天保佑不要出意外，别染上病。

和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在一起混了6年，他已经大略知道麻风病传染的途径了，饮食，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果没有“医生”农炳康陪同，他今天打死也不敢留下吃这顿饭，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印象最深，吃得最艰难的一顿饭。

“我当时还是很害怕。”

时隔25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

他到落松地小学第一批所教的学生有12个，读到三年级时，转学了两个。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他们村打1957年建立以来，到1992年整整35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饭菜摆上饭桌了，村长说：“反正我知道你们为难，碗筷都是新的，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搛，我不给你们搛菜。”

这顿饭吃了没过多久，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皮肤过敏，农加贵身上发痒，“一想到在村长家吃过饭，身上更痒，坏了，是不是染上那个病了？”

他脱光衣服倏地跳进学校下面的那条小河，“拼命揉搓身体，把皮肤都搓红了，搓疼了，我害怕我感染上麻风病。”

农加贵回头把身上痒痒的事和“医生”农炳康说了，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农炳康建议他使用酒精：“别怕，没事，你要害怕就用酒精擦一下。”

酒精是这个“医院”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名的村庄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他们；不留，说明来者和外面的人一样，骨子里对他们充满了基于恐惧的抵拒和歧视。

或许，村长那天挽留农加贵在家吃饭，也是想借此机会打量这个当时仅25岁的年轻人是否信任他们的一种试探。

渐渐地，农加贵胆子大了，“以后我就经常到他家吃饭了，他做什么好吃的，要等我放学到他家，等我一起吃，不仅到村长家，也到别的村民家，有时一晚上要吃好几家的饭，他们把我到家吃饭当作我给予他们的一种特殊礼遇。”

后来，农加贵自己也以是否敢在他的学校吃饭来测试来客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度，不过这是后话。

但是，也正是这顿饭，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农加贵之间——不，是横亘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心理篱笆，村民因此获得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因此获得了村民的极大好感，剩下的故事，就再也没有开初那么紧张和刺激了。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农炳康把我背回了驻地。”农加贵说，“哦，对了，现在的麻风村有个名字叫‘落松地’，这个村名还是我给它起的。”

1992年5月，也就是因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要填一些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住址”一栏，农加贵想，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于是和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对村长说，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把我们这个村庄起名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村长同意了，后来学生考试填表，‘家庭住址’一栏就填‘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

而在此之前，“落松地”长达35年一直叫做“那边那个村”。

在当地，只要说“那边那个村”，谁都知道是哪个村，只要提到“那边那个村”，方圆百十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也就在1992年这一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卡符号的竹竿被撤除了，这意味着，“那边那个村”逐渐成为历史，而“落松地”作为一个村庄，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农加贵的学生、1982年在落松地村出生的小琏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去里面做客的也有，做生意买猪买牛的也有，外地嫁进来的，本地嫁到外地的都有，现在村里子出去的人多了。”

有趣的是，农加贵的儿子农庆刚也被他带到自己的学校读书，今年7月刚从云南警官学院交通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农庆刚说：“我的小学前5年都是在落松地小学和村民的孩子一起读的书，有一年下大雪回不了家，我爸又不在学校，我就和同学回他们家去吃住了。”

农庆刚回忆说，“我到村民家吃饭不是什么稀罕事。”

“我不去！”

听到叔叔农春盛所说的教书地点，1986年8月的某一天，当时19岁的农加贵不需要任何思考，仨字斩钉截铁脱口而出。

叔叔所说的地点是“那边那个村”。

这个村村民的孩子逐渐增多，也逐渐长大，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了，外村学校不收，自己村办学，又没有人敢来当老师，村民着急死了。

由于好喝酒的缘故，农加贵在距这个村几公里以外的下坝村小学教书的叔叔农春盛和一个俗称“医院”，实际是一个皮肤病防治站的几个“医生”发生了联系。

“我叔叔好喝酒，当时买酒艰难，但‘医院’因为防治疾病的缘故酒很多，于是我叔叔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农加贵回忆说，“‘那边那个村’先请了一个老师，样样条件谈好了，结果临来的那天人家变卦不来了，叔叔的医院朋友委托叔叔给他们找老师，于是叔叔想到了因为生活费用负担不起，刚从高二辍学回家的我。”

农加贵他父亲一听自己的弟弟给亲侄儿介绍的工作竟然是到“那边那个村”去教书，把农春盛好一通责备。

“叔叔后来说，不是他非要叫我去‘那边那个村’，而是因为其他小学不需要人了，只有‘那边那个村’因为大家害怕不敢去，才需要我去。”

其实，“那边那个村”也有学名，叫做“广南县新生疗养院”，听上去春意盎然，但实则是一个1957年设立，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的新建村，当时有56户180多人，其中，麻风病患者有80余人。

“那边那个村”颇有远离尘寰的意味，设在一个四周都是青葱大山，大山之下有一条清澈溪水的山谷里，农加贵后来认为，它这个选址，“隔离”和“阻断”的意思明显，“有个目的，怕病人跑出去。”

在距“那边那个村”的村庄约3公里多的溪谷谷口，地方政府建了一个“皮肤病防治站”，现而今，几间土墼垒成的平房早已湮没在丛生的杂草中，颓垣而断壁。

在这个皮肤病防治站，因为工作人员穿白大褂，人们就把它叫做“医院”。

农加贵说，“‘医院’有三个‘医生’，他们的任务就是给村民发药，然后就是劝阻村民外出。”

当时的人，叫不出“新生疗养院”这么文绉绉又拗口的名头，而这个广南县唯一麻风病人的集中村又没个俗名，于是就叫“那边那个村”，久而久之，相习成俗，人们就这样称呼它了，而所有人都知道，“那边那个村”与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等可怕病状有关。

于是，“那边那个村”成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符号所在。

对于去这样一个地方当民办老师，不仅农加贵坚决表示“我不去”，而且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着农加贵决心已定，叔叔又再次低声下气恳求他到山谷谷口隔离麻风病村的那个简称“医院”的地方去看看。

“叔叔要我先到‘医院’，听听几个‘医生’的看法再做决定。”

叔叔的想法是，农加贵如果到实地看看，兴许会改变主意同意去教书。

于是，在叔叔的陪同下，农加贵大着胆子来到“医院”实地考察。

“医院”有三个“医生”，一个叫农炳康，是“医院”的头儿，他以前当过工人，后来被送去培训过医疗知识，算是“医院”最有学问的人。

一个叫王建知，以前常在乡村集市卖草药，算是一个懂医懂药的人，卫生局叫他来“医院”，弄些草药用酒泡了给村民吃。

还有一位叫防明礼，虽然也穿白大褂，但实际是在“医院”搞管理。

他们三人的任务就两个：劝阻村民外出的同时给村民发药。

农加贵印象中，他们的打扮令人感到“医院”的氛围很紧张：“他们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双手戴手套，脚蹬高筒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把药放在医院的窗台上，村民从外面取药，他们也不和村民直接接触。”

农加贵认为，农炳康在动员说服他来当老师教书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紧要的角色。

“他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我说我还是怕，农炳康就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他给我酒精，叫我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心里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

“用酒精防麻风病是可笑的，即便在当时，我也不相信，但农炳康答应我的几个‘条件’让我心动了。他告诉我，学校不在麻风村，在‘医院’，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我不需要和村民在一起，我和‘医院’的3个医生共同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我不用去到麻风村。”

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我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我决定留下来试试看。”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当时，这个村子村民——病人及其家属——有280多人，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会因为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感染麻风病不好说，换句话说，学生中到底有没有麻风病患者，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农加贵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旧每月给他35元。”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他们每次给我之前，都是用纱布包着钱，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二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每月35元的补贴，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一共给了他5040元。

此外，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在农加贵记忆中，落松地的村民为了自己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能使的手段全使了。

“他们已经发现，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要去掉‘麻风’的阴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为此，凡是涉及办学的事，比如出资投劳修整校舍、招募老师、为孩子升学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一间屋子。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50米，比‘医院’高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再往后就直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所在地。”

即使是今天的学校，在原校址上，校舍已经重建过。

农加贵很感动的是，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样样都说好了，他驾驶推土机来帮我们平地，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

而在此之前，是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1999年迁入的，那时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不行，用到2002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由于这个村庄的特殊性，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必须自己办学，所以，当下“集中办学”的教育改革对于落松地小学来说，或许被迫只能是一个例外。

和全国其他任何一所“一师一校”的情况迥异，在这个特殊的小山村教书，“一师一校”是被迫形成的状态，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敢来这所学校教书。

尽管为了吸引教师来教书，村长告诉农加贵，只要村里能满足、能提供的条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延请，但多年诸多的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所学校任教，已经在此工作了31年的农加贵，从青春小伙（弱冠之年）到霜染两鬓（知天命之年），他忧心的是最多再过10年，他就要退休，如果继续没有人来，他一旦退休，这所学校在存活41年后，就自灭了。

该怎么办？

落松地村的孩子又要进入愚昧的黑夜之中。

农加贵的担忧其来有自。

在云南，类似情况导致健康孩子不能求学的情况绝非孤例。

2015年第五期《凤凰周刊》报道，2014年9月，滇东北某县有40多名适龄健康儿童无法读书，“原因是他们的先辈曾患有麻风病，当地学生家长反对他们入学，声称如果学校坚持接纳这些患者的后代，宁肯将孩子转学。”

上述困境的存在，既来自于人们对麻风病的心理恐惧，也来自于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不仅歧视这个村的村民、孩子，甚至歧视农加贵。

就在他当了老师之后，各种歧视毫无悬念地滚滚而来。

“我到中心校开会公干，从来不敢说我是落松地来的，”他说，“有的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开会时不和我坐一条凳子，吃饭更要远离我，甚至不和我说话。”

或许也只有到了这时候，他才能体会落松地村民心中的苦和痛。

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不是没有外面的人到过他的学校，但工作一结束，人家立马走人，没有人敢在他的学校吃顿饭，这里面包括他的教育系统的领导。

在村长家第一次吃饭后，得到了村民的信任，拆开了与村民的心结，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农加贵才发现，“吃饭”这个最普遍、最简单、最平凡的人生琐事，对于落松地村来说，意义如此非凡，渐渐的，他自己也以这种方式来测量外人对他和他的学校以及学生的温度。

广南县教育局现任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黄座富在农加贵心中，绝对居于“恩人”的崇高位置，而黄座富第一次认识并被农加贵接受，也是通过一顿饭开始的。

在落松地小学，“吃，还是不吃”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对于许多外来来访者来说，竟然和那个“活，还是死”的“哈姆雷特困境”有得一比。

黄座富与农加贵的友谊是从一顿午餐开始的。

同样是1986年入职民办教师的黄座富与农加贵有着许多共鸣，但黄座富于1998年参加了广南县城区学校招聘校长的竞考，他考上了北宁中心学校校长一职，北宁中心学校辖28所学校，农加贵的落松地小学及其“上线”坝汪完小均是其中之一。

“我们学校的副校长陆正阔建议我先到落松地小学看看，他说那儿环境好，再就是它毗邻麻风村。”

1998年9月3日上午，沿着一条一边傍山，一面傍河的泥泞路，黄座富轻车简从来到了落松地小学，“房子校舍还是石木结构，有一间是宿舍兼厨房。”

转了一圈，农加贵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因为校舍房顶是瓦铺的，有些漏雨，他希望黄座富给他一点钱，翻修一下，“检漏花不了几个钱，我答应他了。”

交往中，黄座富隐隐感到农加贵在刻意回避麻风村的事实。

到中午11:30了，农加贵和坝汪完小的校长陆贵楚嘀咕了一阵，陆贵楚小心翼翼地来问黄座富：“黄校长，您能不能留在学校吃饭？”黄座富脱口而出：“就在这儿吃啊。”

就这句话，就这顿饭，农加贵以6年前他在村长家吃饭被村长接纳的心情，从心里接纳了黄座富。

黄座富此后和他有不少工作交集，慢慢地，黄座富发现农加贵本分老实。

“2009年他的学校要搞普九验收，去的领导多了，想把学校环境美化一下，我给了他1万元，结果他找人自己投工投劳，省下了4000元盖了一个厨房。”黄座富说，“我觉得他本分厚道，别的人，给他1万，要花出去1万多。”

农加贵的职称也是黄座富费力帮他解决的。

“总算有了一个职称指标，我对其他老师说，这次允许我主观一次，把这个指标给农老师了，结果他还推辞，我对他说，你别推了，你职称低我们两级，工资这么少，后来给他评上了‘小学高级’职称。”

在黄座富看来，也许农加贵的教学水准并不高，但他尽力了，“他一个人每天同时教3个班，还有学前班，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动静搭配，10分钟在这个班上课，另10分钟又到另外一个班上课，他必须随时保持运动的状态。”

农加贵很自豪地对来访者说，落松地的村民，他不仅教过孩子，大人也教，“我给他们办扫盲班，直接面对病人叫他们认字，到现在，我教过他们祖孙四代。”

农加贵一个人要教3个年级3个班，就算只上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和科学这几门课，他一周要上70多节课，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

“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没法教的课就是音乐。”

但在学生心中，他很完美。

“他对我们很严格，课文背不下来，或者作业写不好，他就不给我们吃饭，但他会故意走开，给我们机会去偷吃。”农加贵的学生小琏回忆道，“下雨的时候学校前面的小河涨水过不去，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

从2009年教师节开始，黄座富开始琢磨用一切机会，把农加贵的事迹给推出去。

“2010年，我让他带着260多位教师搞‘师德八条’宣誓，2013年3月，又推他为县里的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师德楷模，同年4月，央视七频道《乡约》栏目组来广南拍片子，我们又把他推到镜头前，让他亮相。也是同年的6月，一个开会的机缘，云南教育报时任副社长，同时也是中国教育报记者的杨云慧了解到了农加贵的事迹，于是开始采访报道他。”

2013年9月3日，一篇题为《“老师大爹”农加贵》的通讯在《中国教育报》刊登，农加贵的事迹开始传播。

从此，在各级、各类组织的关怀下，各种荣誉呈波浪状开始向农加贵“袭”来。

“2013年9月，他获得‘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第一次到省会昆明；2014年他获得‘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第一次到首都北京；2015年获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国师德楷模’‘最美乡村教师’荣誉称号，今年4月26日，他又获得‘全国最美职工’荣誉称号。”

“全国最美职工”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在荐举农加贵角逐“全国最美职工”过程中，文山州总工会功莫大焉，州、县总工会早在农加贵籍籍无名的时候，就注意引领培育，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农加贵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给予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和培育。

2015年，云南省教育工会主席崔家周两度到落松地小学探访调研农加贵先进事迹，同时向云南省总工会党组报告，建议对农加贵事迹进行宣传，对他本人给予必要的帮助。

“农加贵不仅是教师的楷模，也是我们全州职工的典范。文山州目前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农老师这样的职工楷模。”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兰朝明说，“我们当前面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艰巨任务，需要一大批先进职工典型引路，农加贵等典范职工，对于激励、鼓舞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围绕州委、州政府工作中心和全州工作大局，实现文山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价值很高，意义重大。”

“农老师31年如一日坚守在落松地那个特殊地方用心用情用力教书育人，是我们州著名的‘西畴精神’的生动体现。”兰朝明说，“‘西畴精神’的内涵就是‘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三句话，它是文山州目前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使‘西畴精神’发扬光大，文山州总工会决定以劳模、先进职工典范人物引路，充实弘扬‘西畴精神’，为全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工会应有的贡献。”

2017年8月29日上午，一场主题为“文山州弘扬‘西畴精神’暨先进模范事迹宣讲”的动员会在州府举行，州委书记童志云、州长张秀兰等领导莅临倾听，会上，农加贵身著一袭壮族黑衣，用生动的语气，讲述了自己31年来坚守落松地小学平常而不平凡的故事。

此时，他心里其实很焦急，他怕因为外面的工作，误了孩子的功课。

本文刊发于《工人日报》2017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