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张蕴岭:领时代之先 献兴邦之计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担任过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是国内最早进行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担任过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是国内最早进行国际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研究的探路者。他不仅研究理论，而且还直接参与和推动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实践，作为代表中国的专家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研究（APEC）、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多个区域合作机制的研究、规划，在国内外许多相关重要场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已年过70岁的他，仍在学术园地里勤耕，做研究、培养新人，忙个不停。他说，“只要身体好，就一直干下去”。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时，张蕴岭已在基层工作了近十年。这是他深刻了解社会、锤炼人生经历的十年。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他毅然选择报考，并考入刚刚设立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选择了美国经济专业，希望能够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学习，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撂荒”十多年的他，学习研究生课程时倍感吃力。他认定，既然选择了，就不能退缩。学经济必须学习数学，他大学专业学的是英语，像微积分、数理统计这些科目，学起来异常艰难，只能靠自己下苦功夫。别的同学做一遍的数学题，他往往要反复做好多遍。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院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时搭起的“木板房”里上课，条件艰苦。每天晚自习，他与同学们总是待在图书室，一直学到关灯的时候才离开。三年的刻苦学习有了回报，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自豪地说：没有白费的功夫，功到自然成。

1985年，张蕴岭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访学机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当时哈佛大学图书馆到午夜零点关门，他经常最早进去，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做访问学者期间，很多时间都是“泡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与专家学者讨论问题。访学的一年间，他做了大量笔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回国时整理的资料装了两大箱子。回国后，张蕴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50万字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书，主要探求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这在当时还没有人写过。

1994年，张蕴岭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他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向研究亚太区域合作和推动中国参与APEC上，努力探求亚太区域合作的方式和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方略。当时，APEC还是个新生事物，国内研究的人少，他就筹备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APEC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国内专家学者研究、撰写调研报告，为政府出谋划策，推动对外交流。他想方设法为研究中心筹措资金，扩大网络，培养了一批国内年轻学者，出版了大量调研报告、书籍，参与了许多亚太区域合作会议。他提出的关于亚太区域合作要走“亚太方式”的观点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由于工作投入，被国内外业界人士称之为“Mr.APEC”（APEC先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兴起。张蕴岭把主要精力转向研究和推动东亚合作上。东亚不同于亚太，对中国来说既是邻国关系，又是经济重点。东亚合作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地区走出危机，构建防止危机再发生的合作机制，在合作中逐步构建合作机制。他提出了东亚合作“多轮驱动”的理论，自贸区构建的“早期收获”方法，以及开放与改善综合发展环境相结合的建议等。在实践上，他先后代表中国参与“东亚展望小组”、中国—东盟自贸区专家组，主持东亚自贸区专家组等，为中国参与东亚合作并发挥引领作用作出了贡献。

在参与“东亚展望小组”和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工作中，张蕴岭发挥了积极影响，提出了不少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对推动东亚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他先后提出了东亚合作以共同体作为精神引领，功能性合作为抓手、选择性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观点，东亚共同体建设要经济共同体先行的政策性建议，东亚合作要学习东盟经验等，都对东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专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参与和思考》被列为战略家丛书首部出版，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张蕴岭参与的事务很多，他说，既然需要，那就去做，既然做，就要尽力做好。作为学者，业精于勤，重要的是有创见，能为社会提供新思想，主动想问题，主动建言献策。他给自己的定位是： 不为争鸣自报时。

回想当年在电线杆下听广播练英语，以及与同事一起努力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方案成功的场景，张蕴岭不禁感慨万千。思考不停、奋斗不止，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但是，能够密切陪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扼时代之要，献兴邦之计，上下求索40年，张蕴岭自感人生无悔，他说，只要身体还好，他就会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现在年纪大了，就多思考些大问题。近年来，他申请了国家重大课题，组织团队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下功夫思考“百年大变局”的问题，先后写出几万字的文章，作了多场报告，还策划主编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在《世界知识》期刊开设专栏，介绍和传播最新思考和观察心得。

随着角色的转换，张蕴岭将更多时间转向了培养新人。张蕴岭尤其重视为后辈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一方面，他耐心教学生和青年学者如何去思考问题，帮他们选题、修改论文，鼓励和帮助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以及邀请资深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另一方面，他组织和构建起多个平台，让青年学者作为牵头人发挥作用，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年4月，张蕴岭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邀请了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参与，研究大变局时期的战略性问题。

张蕴岭重视搭建教育和培训平台。他曾帮助广西大学设立中国—东盟学院，并经常去作讲座；他还推动建立了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探索新型交叉学科教学研究道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现在，70多岁的张蕴岭依然每天“满负荷”工作。他说，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做学问，就要把学问做好，做好是一个自我定位，并无指标，也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