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副行长祝宪：没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打铁
金砖银行总部大楼，从顶层36楼窗户望出去，上海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览无余。接受采访的祝宪神态自如地坐在宽敞的副行长办公室里。除了稀疏的头发和夹杂的几根银丝，几乎看不出饱经沧桑的岁月之痕。
多年前，这位工作在财政部的北京青年，兴之所至还会把脚抬到办公桌上，有人因此给他戴上“比较西化”的高帽。
数十年来，他从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走上世界银行的舞台。因应“中国和平崛起”的角色转换，从一个受援国代表成为新型全球多边发展金融格局的参与者，他更懂得调和东西方人的个性差异，对中西方发展模式亦抱持理性看法。
祝宪不喜欢“非黑即白”的价值观，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信徒。破除二元对立思维，坚持个体独立的判断力——北京大学课堂带给他的启蒙，让他受用终身。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北京一个中世纪式的铁匠铺里打铁，或者已经提前退休摆铺子。”祝宪对澎湃新闻记者感慨。
在他的朋友和同事圈里，有一批与其相似进路的国际金融精英，可谓“抓住了时代的机遇”：1978年考取北外英语文学研究生的金立群，历任财政部副部长、亚行副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如今是亚投行首任行长；他的77级北大西语系同学赵晓宇，也从财政部一路走到亚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的副行长高位……
“参与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现代化，是我们这代大学生从读书起就有的期望。我们衷心支持改革开放，深度参与改革开放，不说强烈的使命感，至少确实有很强的工作满足感。”祝宪说。
铁匠铺里的高考英语状元编辑本段
1997年，祝宪在财政部工作的第13个年头。年初，邓小平去世的消息传来，在官方纪念活动之外，祝宪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于“77、78一代”而言，他们的悼念“多少都增添了个人色彩”。
谈及恢复高考40周年，祝宪没有迫不及待地进入个人奋斗叙事，而是把邓小平的作用放在了开场白的位置。“邓小平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恢复高考，要求考录过程中放宽‘文革’中沿用的许多政审要求。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就没有可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我们这代人命运就会完全不一样。当时参加高考的，小的有应届的，大的孩子都上学了，哪怕恢复高考再晚几年，就都不一样了。”
比祝宪大两岁的哥哥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东北军垦，恢复高考时正值知青返城，当时这些返城知青能回到北京找份工作已经不容易。
相对而言，祝宪是幸运的，至少他不用离开北京远走他乡。1971年初中毕业的他，由于高级工程师父亲在“文革”中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一轮轮工厂招工都与他无缘，最后只能分到一家“很原始的”铁匠铺，给老百姓修锅补锅、电焊气焊，整天拿着榔头敲铁，一做就是7年。
“听到要恢复高考，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祝宪的两重疑虑在当时极为普遍：是不是还要看家庭出身？考的话能不能考上？
好在祝宪有自己的积累。受家庭熏陶，“文革”期间，他从未放弃学习和阅读，与大院子弟们互相传阅“灰皮书”，常常一个晚上就把《悲惨世界》、《红与黑》等经典文学名著看完。
英语功底也是“无心插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广播电台开始有教英语的节目，祝宪自称当时“闲着没事跟着广播学英语”，一方面为了增长知识，另一方面将来或许也是条出路，“当时根本想不到会有高考，就是先学起来。”
很快，祝宪就不再满足于广播内容。为了自学听力和口语，当时月工资只有30几元的他，咬牙花费一年的工资，买下一台昂贵的录音机，常常去“串”外语学院的英语教学录音带。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求教大学英语教师，自己还搜罗来各种英语教材在家学习。
第一年恢复高考，祝宪自信心不足，报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虽然分数线过了，却终因父亲的问题“留了尾巴”，政审没有通过。
“当时很不开心，明明可以改变命运，又不是你没考过。”祝宪回忆，经过四处申诉，有一天二外终于来电把祝宪请去，表示收到上面的指示，其政审问题已经解决。然而，77级的入学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无法补录祝宪。二外方面希望他继续参加半年后的高考，并承诺“如果考得不理想我们也要你。”
祝宪说，这段波折一时给他带来很大打击。“原来很多单位领导同事都认为你会走，结果你没走成，无形中有很大的压力。”但事后回看，上帝给他关了一扇窗，却开了另一扇门。
祝宪积极准备1978年高考，二度报名时，便把北京大学西语系填为第一志愿。没想到他一考就考上了，还是那年北京西城区的高考英语状元。入学后，他才发现，整个英语专业十几个人，几乎个个都是各地的英语状元。有的和他一样靠自学，也有的是“文革”前的外语学校学生，“考进外语系也是得天独厚。”
祝宪说，后来在事业上遇到很多瓶颈挫折的时候，他还会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不管怎么样，至少不会再回去打铁了。”
大学学的不是技能，而是知识和文化编辑本段
77、78级北大西语系学生中，有社会经验的人居多，大多都有农村或者基层的工作经历，互相年龄差别巨大，在校园里的活动也不是那种‘青春泛滥型’，更愿意参加比较有质量和品位的讲座、论坛等等”。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就从那时保留至今。
祝宪的系友、现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宋苏晨，是外国语学校应届毕业生，比祝宪小6岁。他眼中的祝宪却是一个“很聪明而又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并没有因为他比我社会经验丰富，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相反，他和大家都混得很开。”
“文革”时期的刻板教育充斥着非黑即白的观念，比如对文学历史人物的评判，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进步就是反动。祝宪在北大的课堂里学习世界历史文化，方才知道“这个框框已经不适合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是黑白能囊括的。”
宋苏晨说，进入北大，才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做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很多课都需要提前占位子，课上大家恨不得把老教授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做笔记、借笔记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好像你不做笔记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一样。
“我们学习的不是语言技能，更是知识、文化，是人格力量和治学精神。”祝宪说。那时给他们上课、做讲座的，都是一批泰斗级的老先生，外系有朱光潜、王力，本系则有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等，在祝宪心中，这种耳濡目染的精神传承是最值得记取的。
他从这里开始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原来服从老师权威，老师讲、自己记笔记，没有自己见解，不是好学生。能形成自己见解、跟老师唱对台戏，那这才是。这种观念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
随着外教进入，课堂气氛更趋活跃。令祝宪记忆犹新的一位老师。她是一位修女，曾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做教育，讲文学、文化，讲世界历史，讲她在其他国家教课的经验。
祝宪在校内也接触了许多外国留学生。有的中国同学比他更积极，几乎是“泡”在外国留学生宿舍与他们交往，有的则是和外国留学生合住一间宿舍，互相帮助学习语言。除了练口语，更多是思想碰撞。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年月。他还难以预料，在未来的职业生涯，这一切都是稀疏平常。回想当年，刚刚改革开放，其实仍有很多思想束缚，与外国人思想交流，也有很多不一致的观点。
在2013年的一次北大华盛顿校友聚会上，祝宪曾提及，77、78级学生的来源与以后的学生很不同，当时校园里充满了献身中国改革开放的激情。他说，母校带来的对人生、世界的影响无所不在。这两届北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曾自发捐建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塑像，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至今仍是鼓舞自己发展的动力。
“改革伊始，中国正在走向一个非常新的局面，大家都报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参与改革开放，参与现代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在祝宪的记忆里，还在北大校园求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是同学之间非系统性辩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本科毕业时，由于“工人带薪上学”的特殊政策，祝宪只能被分配到北京市的单位。他放弃了北京市社科院，选择了一家外企服务公司，在一家意大利银行驻北京代表处工作，管理行政事务，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交流业务。
那时他已经感受到，与外国人打交道，不一定要完全认同别人的文化，但一定要理解他们做事的方式，并调整自己适应和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以自己划线，来抵制。”
从世界银行到金砖银行编辑本段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同班同学赵晓宇介绍祝宪到财政部工作。他得以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开展国际性的对外交往，不仅仅是对口世界银行的业务范围，还包括更广阔的文化交流。
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七国集团制裁中国，世界银行迫于压力，对中国停发贷款。中方大费周折才将业务重新建立，一方面希望从世行得到更多优惠贷款，投入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事业，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世行窗口，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和支持。
“那时中国处于借款国和受援国地位。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国，你能想象吗？”祝宪不动声色地说。
他个人职业生涯更多进入国际舞台是在1999年，到世行机构担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01年，他先是前往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次年即加入世行管理层，先后担任世行太平洋岛国和孟加拉国的国别局长，此后升任世行副行长兼世行集团首席道德官。
在此前后，财政部酝酿并向国务院提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转型”——中国在世行的作用要从借款人转向股东代表。“距离那时又过了15年，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和其他金砖国家创立新开发银行，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祝宪说。
祝宪目前任职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由金砖五国倡议，2015年正式开业。与亚投行一样，作为以世行基金为代表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有益补充，金砖银行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建立新型全球多边开发金融格局。
在世行工作的数十年，祝宪清楚看到其模式的许多方面不适应现实发展的弊病：比如，从工作理念到工作思维，仍以西方文化经济理论而非多元文化为主导；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潜意识里仍是“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认知，“我知道得比你多，我来教你。”
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政策取向上，要求项目在环境问题或妇女就业等议题上必须有高标准，但有的国家可能不具备吸纳这么多改革的方面，反而导致项目的失败。
同时，祝宪对盲目输出过度模式经常是同样存在一份警醒。“中国高速发展也有其成本的。中国发展特点之一，作为有为政府，引导了经济高速发展和迅速减负。但有时也会干预市场，有些‘父爱主义’，微观上管得过多，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而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恰恰是作不为，缺乏把事做成的责任心。由于每个国家政府组织的能力和文化传统不同，不可能照搬中国的办法，你必须足够耐心，有选择地调低目标，选择一条可以给各方带来益处的道路。”
比如他曾对接过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帕劳，总人口只有1万人，对口政府机构只有30人左右，但非政府组织却很发达，“完全听凭他们的想法，事情就不用做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有效的政府干预？”答案是，只能不断地适应，而非拔苗助长。
“在全球化环境下，没有什么模式是一成变不变的，或者就是最好的。在新开发银行工作，我很注意，不会直白地对别人说你来学中国，而是让他们来看，眼见为实。”祝宪认为，现在也要注意不要被自己的成功经验冲昏头脑，要充分估计国际交往的复杂性，避免把商业利益和发展理念搅在一起。
作为金砖银行的行长，祝宪也有意识地调和中西方文化，各取所长。在银行发展上推动行政机构的扁平化，让员工人人平等、畅所欲言；既要建立有效的内部规则和程序，又要避免官僚化。
他自认为自己这代人受到“命运的憋屈和压力”，允许个性化的很少，很难承受真正的叛逆。但他鼓励年轻人在工作中有专业精神之余，生活中可以充满个性。
“在国外不能那么内向，要国际化一些，在国内又不能像国外那么张扬，不要让人觉得食洋不化，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说起来简单，这就是祝宪给自己立下的沟通技巧。
他也仍然感念“文革”中工作的7年，让他看到社会最底层的生活。这也与他如今的事业一脉相承，“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以发展为己任，就是希望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提升起来，帮助低收入穷人改变命运。”
有时候，他还会想起铁匠铺的师傅，一家三代挤在9平米的房子里的情景；他也会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行刚进入上海时提供的第一批项目，如苏州河治理、外高桥电厂的情况。“存在决定意识。上海这些年的巨变，靠‘文革’政治口号动员能做到吗？还是靠改革开放。”
在祝宪看来，衷心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既是他们“恢复高考这一代”的时代机遇，也是他们的时代责任。他们的前途伴随改革开放起飞，中国改革开放的书页也写下了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