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即使在兵圣孙武眼中,谋略与邦交也是优先选择。时至今日,职业外交官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更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注重培养外交人才。王毅就读过的中国外交学院,便是我国职业外交官的摇篮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官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不同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外交任务。

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接受非洲民族联盟元老赠送民族服装。

1950年3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一群人透过屏风上用铅笔戳出的小洞注视着一场仪式。这些人是新中国即将派出的第一批大使,躲在这里是为了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如何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仪式刚结束,他们就交流起观后感:致辞要准备充分,得先有个腹稿;将来递交国书之前,要多演练几次走姿、呈递的姿势……突然,安排他们来此的周恩来走到屏风后,说:“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见你们。”见到毛泽东后,他们当中有人提出顾虑:“我连外国话都不懂,怕搞不好外交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里懂外语的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这幕情形,便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接手工作时的真实写照。

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外交部成立后被选中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被称为将军大使,包括耿飚、黄镇、姬鹏飞等人。将军大使此前没有太多外交经验,周恩来便从最基本的外交礼仪教起。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为将军大使举办了“培训班”,从外交政策到衣食住行一一讲解。最开始,有人吃西餐时不会用刀叉,有人差点喝了餐后送上的洗手水,还有人睡不惯席梦思嚷嚷着要打地铺……耿飚曾回忆说,自己对这一切都感到不自在,但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习惯,唯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外生活。培训结束后,他们陆续被派往国外,成了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

“文装解放军”成为第一代外交官主力,那是时代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另起炉灶”,迫切需要政治可靠、能力出众的人,建设自己的外交队伍,军队里一批素质较高的骨干自然被抽调过来。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受到西方阵营的敌视、封锁,第一代外交官从战火中走来,最典型的性格特点就是不畏困难、敢于斗争,非常适合那个年代。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1950年11月,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讨论控诉案。会上,美国代表奥斯汀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辩护。伍修权听罢反驳说,如果其他国家把舰队开到夏威夷与美国大陆之间,却宣称是为了保证太平洋的安全,你们能容忍吗?奥斯汀哑口无言。

在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争取国际支持是第一代外交官的一项主要任务。相比于斗争,广交朋友需要灵活的外交技巧。1964年,黄镇飞赴巴黎,成为首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经过多年历练,当初连用刀叉吃饭都不会的他,外交经验已经颇为丰富。和戴高乐交谈时,黄镇用两人在二战期间都曾与法西斯战斗为引子,很自然地谈到了越南等敏感问题。从爱丽舍宫出来,黄镇告诉翻译:“待会见记者只说两句:戴高乐总统与我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纠缠了。”但一回到使馆,他就让人起草一份给国内的报告:“戴高乐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要完完整整地写。”

在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看来,第一代外交官的成长得益于周恩来:“他在外交活动中的儒雅、灵活又不失立场,深深影响了第一代外交官。”据曾任中国驻乌克兰、波兰等国大使的周晓沛回忆,当时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长们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想见是因为他们把周恩来视为“良师益友”,怕见是因为每次见面周恩来都要了解情况、“进行考试”,一旦“考”得不好就会挨批评。

上世纪70年代,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契机,中国外交任务发生了变化。以前中国多讲主权和独立,外交的斗争色彩突出。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中国更注重寻求合作,外交官的主要任务变成为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此时,将军大使年事已高,逐渐退出外交一线。走上前台的年轻一代外交官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外语教育,语言能力突出,很多人曾经在国家领导人和老一代外交官身边担任过翻译、随员,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因此,有人将这一代外交官概称为翻译大使。

但这一代外交官的成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外交工作受到冲击,很多人怕惹麻烦,平日里都不敢讲外语。但是,有人坚持下来了,外交学院的老院长吴建民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他依然坚持每天早晨朗诵外语,默默地为将来打着基础。他曾说:“只要你自己看准了,觉得对,就要一直坚持下去,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978年5月,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前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主要目的是考察经济。临行前,邓小平对谷牧说,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当时考察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想看的东西很多,如何安排行程成了大问题。幸好翻译出身的年轻一代外交官已成长为各国使馆的骨干,在行程安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比起前辈,这一代外交官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更具灵活性。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对华孤立、制裁,中国外交受到极大冲击。不过,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私下曾说:“我了解中国人,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那段时间,他几次给中国传递口信,解释制裁是在美国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实行的,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中国外交官灵活地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11月,为了能交换意见,又不突破所谓的“制裁限制”,中国外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埃及开罗机场“偶遇”。两人在机场贵宾室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一年后,贝克访问北京,中国的外交困境大为缓解。

这一代外交官面对矛盾、冲突时,使用的语言更柔和,个性化色彩更明显。曾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有一次会见十几位美国教授,有人说到美国情报部门曾在中国订购的一架飞机上安装窃听器,问及李肇星的看法。李肇星轻松地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一位美国教授在会见后说:“这样精彩的回答,应该写入两国的外交教材里。”

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很快,成了真正的“大块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关注世界秩序的建设。当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越来越大时,中国外交官也就成了聚光灯的焦点。

在高飞看来,如今这一代外交官的综合素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外事教育,外语优秀,又不乏国际知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交官的专业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现任外长王毅就是中国外交官专业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入外交部后长期在日本工作,是名符其实的日本问题专家。现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也是如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还通晓法语、罗马尼亚语,相继在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担任大使。

与专业化相伴而来的,还有这一代外交官身上浓厚的个性色彩。2015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傅莹作为大会发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当外国记者问到中国军费这道“必问题”时,傅莹笑了:“我这是第三次做新闻发布会,每年你们都要问军费。文章早早地写好了,中国军费如何如何,就等着今天这个数一出来,文章就出去了。”虽然被“揭短”,但由于傅莹气质温柔,语带调侃,现场记者还是一片笑声。发布会结束后,一名日本记者谈起了他对傅莹的印象:“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外交家的气度。”

但在事关原则时,新一代外交官的字典里没有“让步”一词。2005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驻日大使王毅紧急约见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他用了3个“是否”质问对方:“我们不禁要问,日方是否真正愿意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是否真正有诚意履行迄今做出的承诺,是否真心希望与邻国和睦相处。”在两人的合影中,王毅眉头紧锁、目光冷峻。日本民众看到媒体披露的合影说:“看来,中国人真的生气了。”

2008年4月,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受阻,时任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国志愿者面对攻击发出的疑问:“这就是滋养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土地?”傅莹也提出了自己的质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随意批评能被西方公众不假思索地接受?她毫不客气地说:“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

外交官和新中国共同成长,每一代外交官的形象,便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形象。中国在变,中国外交官的任务、气质和工作方式在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1年为外事队伍建设定下的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