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金光耀忆高考：感恩高考，我是幸运的少数人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体检不合格，也许他会去安徽的一所大学就读中文系，而不是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课堂；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分配的岗位不理想，也许他就不会努力考研，更不会成为治中美关系史的知名学者。

“有时候人生的有些关头确实很难讲，给你一些挫折反而会激励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忆及两次高考和考研的经历，如是感慨。

“文革中间有知青经历的人最终能读书的还不到10%，所以能够上大学读书的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实际上对那个时代非常感恩。”金光耀说，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或者再晚个五年，我们就没有了读书的机会，我们这一代就会完全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真是想想就很害怕”。

早在1976年，金光耀就萌生了“要去读书”的想法。“文革”中他相信毛主席的号召，怀抱着建设农村的理想，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待了五六年，勤勤恳恳，是连队的连长。

然而他逐渐明白，这么多年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农村的面貌，甚至一辈子干下去，也改变不了什么。他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大，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想到去读书。

当1977年10月21日，听到恢复高考的广播消息，金光耀当即决定：“我要去考试，我要去读书，我要解救我的困惑。”

“文革”阴影仍在，很多知青都觉得不能学文科，文科和政治相关，很危险，而理科是硬的东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看法。

但对金光耀来说，考理科俨然是不现实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他才12岁，正是小学五年级。因为造反运动，整个社会秩序都乱了，学校停课，本该在1966年小学毕业的金光耀无学可上，就“荡”在社会上。

“中学生还可以参加红卫兵去造反，而我们只能作为旁观者，观看着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到了1968年，金光耀重返校园，接受中学教育。但1968年到1971年这3年，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学教育，大家学的都是很浅的知识。

金光耀们没有了物理、化学这两门课，改上工农业基础知识，语文课学毛主席的著作、诗词，到中学毕业时数学课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外语课学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课本，会感到非常浅，但我们这样就算中学毕业了。”所以，1971年到农场的时候，金光耀也就小学五年级的水平。

“数学过不了，物理化学更不行。”在仅有的短短一个月复习时间里，他也根本来不及从头学起，而且他“还是对文科更有兴趣”，于是他仍然报考了文科。

但大家都在农场，要参加考试，不知道怎么考，也没有复习书，只能相互交流摸索。“文革”期间，上海印了一套知青自学丛书，当中有代数、三角、几何等数学知识，这套书在当时非常热门，大家便互相借阅。还有人找到一本“文革”前的薄薄的历史复习大纲。针对政治，大家把报纸上重要的东西理一理，再去读。语文不知怎么准备，拿到什么就看什么。

白天要到山上干活，没有太多空余时间，怎么办？农场考生们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工，中午有人把饭送到田头，他们就在外面吃完再干活。如果农活中间休息的话，几个要考试的人就聚在一起，互相提问。下午5点下班，吃饭、洗漱完已经是晚上7、8点了。金光耀所在的连队是自己发电，晚上10点就要熄灯，大家就在油灯底下继续复习到很晚。

“但是当时年纪轻，精力充沛。”大家还开玩笑，“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一个就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那我们就高度统一了嘛。白天体力劳动，晚上就脑力劳动。”

1977年冬季，金光耀首战高考就过了分数线。然而体检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有原发性高血压的他未能及早吃药，控制过高的低血压，最终与大学名额失之交臂。

这次体检失利一度让他十分懊悔，但多年后回首，金光耀不禁感慨：“第一次高考，我们农场几个过了体检的，都去读大学了，但都不是很好的学校。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幸亏那次体检不及格！这其实是给了我更好的机会。”

原来，金光耀所在的黄山茶林场归上海市管辖，但1977年高考恢复得突然，地方教育部门一下子难以应对，就把安徽黄山茶林场的上海知青们临时安排在了安徽考区，出分前填志愿。

金光耀对自己的小学知识水平不抱太大信心，他想着“只要过分数线，只要读大学，不管什么大学我都要读”。当时的他不敢也不会填复旦，填的都是安徽的学校：安徽大学、安徽师大、还有一个在宣城的安徽劳动大学。那时的年轻人都有文学梦，所以没说大学的第一志愿都是中文。

1978年黄山茶林场考上大学的知青离开农场时与场领导的合影。后排右四金光耀，二排右三曹景行，前排右三曹景行妻子蔡金莲，他们三人都被复旦大学录取。

当时与金光耀同在黄山茶林场的著名媒体人曹景行的回忆也不谋而合。

“冰天雪地里，厂里用大卡车装着我们去太平县体检。因为我说自己生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同行的金光耀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出去。”曹景行回忆。

当时茶林场的知青们分析，是安徽方面不希望上海知青占用安徽名额，分数好的，在体检中，一点小病就被刷下来；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去。

“后来想想，还好当时没考取，如果考取了我一个人去上学，我妻子还留在厂里。而且弄不好也是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曹景行说。

而第二次高考，他们都被安排回了上海考区，出分后填志愿。这一变化对金光耀而言，非常重要。

1978年的高考安排在7月20日至22日。在经过小半年紧锣密鼓的复习后，金光耀再战高考，取得了375分的高分，其中历史考得最高，92分。有了分数作参考，再填报志愿时，金光耀就有底气将复旦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同时为了确保读书，在专业选择上，他也和上次不一样，把历史填到了中文前面。

作为参考指标加试的英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48分，金光耀感到很高兴，“因为也就学了半年已经可以读外语专业”。这离不开教中学英语的姑妈的帮助，在他返沪期间教他音标，给他最初的英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入门。

他的短板——数学虽然只考了50分，但金光耀“很满意，还很自豪”，因为文理科考同一张卷子，只是文科少做最后20分的题，80分的题目算100分，所以这50分相当于理科的40分。农场中专门考理科的人，在数学复习上下了很大工夫，金光耀很多不懂的地方都要请教他们，但最后他们有的连40分都没考到。

国庆假期的时候，金光耀得到通知，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异常兴奋的他，马上跑到农场的邮局里发了两封电报，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

同年10月5日，农场专门派一辆车子把他们这些考上大学的人送回上海。自此，他的人生走向就和同时代的很多人大大不同了。

高考中断11年，不仅是优秀的学生无法进入大学，“我们的老师也是十年没有教书了，教书的愿望很强烈，给我们开了很多课”。金光耀回忆，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可谓大师云集，既有杨宽、陈仁炳、汪熙这样的前辈大家，也有朱维铮、姜义华这样的中青年教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金光耀感到，“复旦历史系的老师能力都很强，各有特色。有的偏重于史料，很严谨；有的偏重于知识面宽，打开你的思路。”

当时的课表安排得很满，一周上五天半的课，上到周六中午。一般从早上八点开始，整个上午都有课，下午的课则比较少，“顶多三节课，上到4点就结束了”，也没有夜课，留给学生自己支配。

金光耀就利用这些时间，找来很多以前没看过或是“文革”时被禁掉的小说看，比如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小说，还有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书都放在阅览室，不外借。“大家早上6点钟的时候就冲进去找书看，一直看到晚上9点半关门。”

有些比较厚的小说一次看不完，怎么办？为了防止这本书第二天被别人拿走，金光耀“就故意放错，放在偏僻的架子上，第二天就只有我能找到，然后把它看完”。

金光耀回忆，因为课表固定，一个班的同学都一起上课，相互间都比较熟悉。当时每门课都有课代表，由班委指定，或者自己报名，“也没有很多的事情，老师要布置作业、和学生沟通就找他。”

大学四年，金光耀做过两门课的课代表。一门是金重远的《法国史》，“他的课非常精彩。他讲课的时候，除了注意学术性，也很注意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两节课如果时间长，他上到下半节课的时候，会穿插一两个有意思的东西调节一下气氛，一下子把大家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讲完刚好下课，时间控制得非常好，讲课在他那里真的是一门艺术。”

还有一门是陈仁炳的《世界史英语名著选读》。金光耀还记得，陈仁炳先生当时年岁已经很大了，“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帮他把椅子拿过来，放在讲台上，他就坐在那里给我们解读英语名著，声音不很洪亮，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在解读那些名著的过程中，陈仁炳还会引出很多故事。他的教材是自选的，会讲到课文是选自哪一篇英语著作，介绍这本书及其作者的状况。“因为当时大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他会介绍很多背景，帮你把视野打开。所以大家感到有很大的收获，觉得他的课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老师与他们的互动也多，会布置课堂作业并仔细批改，“批改了以后还可以和老师再约谈”。下课后，老师常会留下来和学生互动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围着老师问问题，有时候感到课后的交流比课堂中间的收获更大”。年轻点的老师，有的还会到寝室里和他们交流。“当时教我们《世界上古中古史》的张广智老师，考试前会到我们寝室来和我们沟通沟通，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问题。”

除了专业学习，大家也热衷于学英语，“当时大家都拼命背单词，我们楼下有些新闻系的学生很早就在楼下哇哇哇哇地念，我们还没醒就被吵就起来了”。金光耀感到“时代完全变了”，学好英语可以“打开一扇窗门，了解更多外国与世界的东西”，入学后也没有放弃继续学习英语。

到了大二大三，“我们班想学英语的人都会去图书馆借一本通史类的英语著作，把它从头到尾读下来。当时大家读的比较多是威尔士的《世界史纲》。”金光耀笑说，到了大四，“我们都认为我们的阅读能力不比英语专业的人差，但是我们听不懂，一句话也不会讲，学的都是哑巴英语”。

回想这匆匆四年，尽管没有高中基础，打下的专业底子还很浅薄，但金光耀觉得，“的确看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懂得了要独立思考”。

本科毕业时，金光耀虽然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但对自己的研究能力并没有信心，觉得“24-28岁就学了这么点东西”，“专业基础还是有限的”。加上他这时已经28岁，也该成家了，就不准备考研究生，想去报社做编辑，“和研究是有关联的，但是压力又不很大”。

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毕业时他被分配得比较差，到上海化工局党校当老师。“这给我很大的打击。”所以拿到通知的那一刻，金光耀就决定，“我要读研究生，我要再读回来”。

在化工局党校的这一年，因为刚去的老师还没有讲课的任务，比较清闲的金光耀就天天看考研的复习资料，一年后就考回了复旦。

“人都是有惰性的。”金光耀感慨，“哪怕给我分配了一个一般的文化事业单位，我也就做下去了，因为我原本不想考研究生。但是给我分了一个不好的，给了我一点挫折，反而激励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一个打击也是比较好的，和高考第一次没考中是一样的，都是幸运的。”

顺利考上复旦的研究生后，金光耀师从余子道研究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做的是陈纳德与美国空军。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1989年去英国留学，学习中英关系史，1990年回国，1992年以后就跟着汪熙老师念博士，做中美关系史，1995年成为历史系副教授，从此专注于治学育人。

但这都是金光耀当时没想到的，他觉得“当老师还要讲板书，我的字写得不漂亮、很丑，做老师是很有压力的”，而现在他深深地感受到“还是做教师这个岗位更能发挥自己”。

“每个人的命运在那场大潮中是不一样的。”2001年秋天，当年在安徽黄山茶林场插队的人碰在一起，讨论着要为农场编一本集子，记录下来那个时代的历史。这项任务就交给金光耀和朱政惠这两个做历史的人。

接下来，两人利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个暑假，完成了照片集《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一万个上海知青》。这本照片集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也成为金光耀在自己学术领域新开辟知青研究的契机。

“我们是知青中很幸运的一部分人，上大学、做老师，但是很多的知青，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永远丧失了上大学读书的机会。青年人在该读书的年纪无法上学读书，是这一代人无法弥补的遗憾。”金光耀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