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治沙人郭玺：把沙漠种成“花海”

郭玺，34岁，甘肃省古浪县土门镇台子村农民。1981年，郭玺的爷爷郭朝明等六位老汉挺进腾格里沙漠南缘“八步沙”，治沙造林，代代交棒；2016年，郭玺成为第三代治沙人。

郭玺，34岁，甘肃省古浪县土门镇台子村农民。1981年，郭玺的爷爷郭朝明等六位老汉挺进腾格里沙漠南缘“八步沙”，治沙造林，代代交棒；2016年，郭玺成为第三代治沙人。

2019年3月，中宣部授予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榆树一抱粗，亭亭如盖，从沙子里拔地而起，风起时，翠绿的榆钱纷纷叠叠，又飘落到沙子里。

望着眼前比自己还大四岁的榆树，34岁的郭玺终于理解了爷爷和大伯。

甘肃古浪县土门镇八步沙——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一片沙地，沙漠曾以每年7.5米的速度蚕食着村庄和耕地。

1981年，郭玺的爷爷郭朝明等六位老汉卷起铺盖，挺进八步沙，风餐露宿，治沙造林，种下了这些榆树。

这场人类与沙漠的艰苦较量，注定旷日持久。老汉们约定，等自己老了、死了，就让儿子顶上来，儿子老了，孙子上……

2016年，80后的郭玺决定接过祖辈和父辈的铁锹，连外地的大学生也慕名而来。

38年来，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共治沙造林21.7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37.6万亩，使风沙线向北推移了近20公里。

如今的八步沙满眼苍翠，榆树林浓荫蔽日，柠条上星星点点冒着绿。再过一个月，沙枣和柠条开出细小的黄花，望不到边际。

“南方的大海我没有见过，但是我想，能在沙漠里看到花海，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郭玺说，他将守护好祖辈父辈种下的这一片树林。

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郭玺。虽然接手治沙才3年，风沙的侵袭和阳光的直射，早已给他印上了治沙人的专属肤色——黑。

每天早晨6点，郭玺从土门镇出发，进入七八十公里的沙漠腹地，只带一壶水，午饭基本不吃，晚上八九点回家。

2019年春天，八步沙林场承包治理甘蒙边界的治沙项目2680亩。在林场，郭玺负责操作各种机械。尽管初中没毕业，拖拉机、装载机、抱草机、打坑机、洒水车，他样样精通。

“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第一代治沙人探索出来的治沙诀窍，至今依然奏效。

“就像给沙漠盖被子一样，把草方格埋进沙里，把沙固定住，再在草方格里种树。”郭玺说，这些工序，现在可用机械完成。

但他刚到那会儿，林场依然沿袭着人工背草、人工挖坑铺草种树的模式，郭玺觉得效率太低下，提议组建机械队。

起初，第二代治沙人程生学不同意，“机器笨得很，肯定没人灵活。”

“机械效率高，成本还低。”郭玺算了一笔账：雇5个人装卸一车草要40分钟，一个人操作抱草机只需15分钟；一个人挖坑种树一天最多种3亩地，一台挖坑机一天能种20亩。

“三分种树，七分管护”，巡林防火是郭玺的另一重要工作。清明时节尤为敏感，当地人有坟前烧纸习俗，郭玺放下所有的工作，巡视每一个火堆，用铁锹把火堆盖住。仅靠双腿，他一天在沙漠里走了10多公里。

这让郭玺对沙漠了如指掌，“就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很小的时候，爷爷就把他背进沙漠里玩，教他认识了红柳、沙蒿、沙枣。

当地人都说，“沙漠里的苦是霸王苦，没本事的年轻人不要来。”郭玺算是见识过了。

有一年冬天，他开着拖拉机和大伯郭万刚去镇上拉水，拖拉机突然失控，大伯拉着他跳车，拖拉机翻到了坡下。

还有一年春天，下着大雪的夜晚，他开着拉树苗的拖拉机陷进沙坑，越陷越深，他舍不得用树苗垫路，只能脱下棉袄垫在轮子下，才把车子从沙坑里开出来，到家时，人都快冻僵了。

相对于辛苦，沙漠里最难耐的是寂寞。只有小学文化的第二代治沙人贺中强用树枝在沙地上练起了书法，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闷头写诗，石老汉的儿子石银山吼秦腔。年轻人郭玺喜欢摆弄手机，可沙漠里的信号时断时续。

“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早晨黑乎乎出门，晚上黑乎乎回家，孩子都快不认识他了。”2019年4月17日，郭玺的媳妇王利霞有些抱怨。

王利霞的娘家位于古浪南部山区，2010年因生态移民政策搬到了山下。古浪县一名政府官员介绍，得益于八步沙治理形成的一条10公里长、8公里宽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贫困山区6万多人才能从山上搬下来，攻坚脱贫。

当你置身现在的八步沙，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数十年漫天黄沙的不毛之地。

郭玺的童年生活，几乎与黄沙相伴，“走路是沙，吃饭是沙，睡觉床上也是沙，没有不落沙子的地方。”

八步沙位于古浪县东北部，原称“跋步沙”，因连绵的沙丘让人跋涉艰难而得名。公开资料显示，地处河西走廊东段、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古浪县，是全国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境内沙漠化土地面积达239.8万亩，风沙线长达132千米。

上世纪60到80年代，沙漠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向南推移，侵蚀着八步沙周边的10多个村子、2万亩耕地。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夜北风沙骑墙，早上起来驴上房”、“春风吹死牛，秋风吹秕田”。

67岁的郭万刚吃够了沙漠的苦。他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边村民砍沙柳，搂发菜，挖甘草，牛羊啃光了最后的草，“越挖越穷，越穷越挖，越向沙漠讨活路，沙害越严重，越没了活路。”

在八步沙，“十种九不收”。要种地，得在地垄前先砌上一道一米五高的土墙，当地称为风墙。即便有风墙，春季的风沙仍会覆住新种的禾苗，农民要用铲子把地里的沙子清理出来。

郭万刚种了十多亩糜子，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能打200斤糜子，勉强填饱肚子。不过几年间，他的十多亩地逐渐被风沙蚕食，“沙漠像癌症一样扩散。”

郭万刚说，到了1981年，沙漠前沿五个村庄的2万多亩地被沙漠吞噬，一些人背井离乡到宁夏、新疆找活路。还有许多人去沙漠里打一种叫作沙米的植物，把草籽磨成粉，勉强充饥。

连郭玺都吃过沙米草籽。8岁这年，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对沙漠的恐惧。

1993年5月5日下午5时许，正在沙漠里巡视的郭万刚看到西北天边黑色的沙暴巨浪一样压过来，“就像原子弹爆炸，当时我感觉今天就要活到头了。”

郭万刚匍匐在地窝子里，沙子马上把他掩埋了，他只能趴在地上不停地抖动，一遍一遍抖掉埋在身上的沙子，用了七个小时，他才从沙漠里走出来。

彼时，郭玺和同学刚刚放学走在回家路上，12级的大风轻易掀翻了这些小学生，“天马上就黑了，什么都看不见，飞沙走石，非常恐怖。”

这次持续近2个小时的“五五黑风暴”，造成23人遇难，其中包括18名学生，上百人受伤，6000多头牲畜死亡，上万顷良田被掩埋。

为了铭记这次沙暴之害，古浪县政府专门在铜钟上刻文警世，“痛定思痛，矢志治沙，风沙肆虐之患，非恒志无以除，非全力不能治。”

1981年，郭玺的爷爷郭朝明和张润元、贺发林、石满、程海、罗元奎等六人开始筹划着治沙种树。当时他们都已年过半百，被当地人尊称为“六老汉”。

“一开始去种树，并没有多么高尚的想法，”郭万刚坦言，种树是被沙漠逼得没办法了，“就是为了保住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让娃娃们有饭吃。”

当时，八步沙已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政府补贴、个人承包，谁治理、谁受益”的荒漠化土地治理政策。

“当时的政策好，我们种一亩树，林业局补贴5元，种的花棒平茬能卖钱，这也是种树的动力。”郭万刚说。

可刚开始，树苗都没钱买。郭朝明买的是便宜的树种子，拿出家里最好的水浇地育苗。一头驴，一个架子车，一个水桶，一把铁锹，这是“六老汉”种树的全部设备。

村子离八步沙约5公里，六老汉直接把家搬进了沙漠。他们在土丘下挖了两个“地窝子”，搭上棚子铺上被褥就是住房。

“冬天零下30多度，睡在地窝子里要用衣服和被子把全身包住，被子上的沙越积越沉，半夜起来抖沙子。”78岁的第一代治沙人张润元历历在目。

所有人都忘不了，郭玺出生的1985年，春天，六老汉种的沙枣和花棒已然成荫，开出红的黄的小花。

这一年，六老汉跟土门乡政府（今土门镇）签订了一份《固沙造林承包合同书》，组建集体林场，承包治理7.5万亩流沙。

“吃下了定心丸，我们更有信心了。”张润元说。如今，他是“六老汉”中仍然在世的两人之一。

“当时我们商议，不能前功尽弃，谁老了，病了，干不动了，就让儿子来干，儿子干不动了，还有孙子，八步沙每家每代都有人继续治沙。”张润元说。

接过这个重担，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1982年，郭朝明因病进不了沙漠，让郭万刚来接替。郭万刚当时在土门乡供销社上班，一个月工资60多块钱，比老师还高20块，是人人羡慕的国家职工。

“父亲指着林子说，你不来看树，这树不白种了。”郭万刚被迫辞去公职，带着情绪进了沙漠，没想到一干就是38年，成为现在的八步沙林场场长。

1991年，贺老汉病重，给儿子贺中强留下遗言，“我一辈子就挣下这几棵树，你去看护。”

贺中强起初不同意，贺老汉让儿子用毛驴车把他驮进八步沙，“老汉在沙漠里说，你要把树种下去，要是树毁了，就是对不起我。”不久，贺老汉病逝。忆及此事，50岁的贺中强仍然老泪纵横。

张润元的一个儿子常年在外，一个儿子患病，女婿来接替了他。

这些故事，打小就盘旋在郭玺的脑子里。那次黑风暴之后，他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爷爷和大伯。

他还记得，1995年除夕夜，大伯郭万刚在林场场部值班，郭玺和哥哥带着饭菜去跟大伯做伴。

刚到场部，就赶上了老毛黄风，风沙打在门窗上咔嚓作响，“老毛黄风，就是沙尘暴，白天都黑压压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

郭玺问大伯，这么大的沙漠，啥时候才能治住。大伯答，我们治不住，还有你们呢。

接力棒要交到第三代手中，难度更大了。

“大伯几十年没出过沙漠，对社会一无所知。”郭玺说。当时20岁出头的他，选择外出打工，辗转银川、兰州等地，在工地上开装载机，收入比种树高，见惯了花花世界，更不愿回沙漠了。

事实上，郭万刚在村子里问过许多年轻人，没人愿意再去沙漠，“治沙太苦，工资一年三四万，不如出去打工挣得多，如果不把治沙当事业，年轻人的心不会留在沙漠里。”

他劝侄子郭玺，劝了两年，“你爷爷是第一代人，我是第二代带头人，你不带个好头，你爷爷种的树不白种了？”

郭玺记得，爷爷在2005年去世那一天还一直拉着他的手不放，“我明白爷爷的意思，他也想让我治沙种树。”

像是久久等待的召唤，树活了，天然的沙蒿和草也从沙里冒了出来。而年轻人的心，也渐渐归来。

“八步沙的每棵树上都有爷爷的手印，大伯说得对，我得守着他们。”2016年5月，郭玺终于同意来林场种树。

因为久仰“六老汉”治沙的事迹，一起来的还有兰州理工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陈树君。

陈树君到八步沙林场吃的第一顿饭，是酸菜炒肉和西红柿炒鸡蛋，“我后来才知道，招待客人才四个菜，我一来就俩菜，郭场长还专门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宿舍——一间活动板房。”

场长郭万刚觉得时代在变，种树理念也要变，“要依靠文化知识。”他曾专门招聘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干了一个月，一个干了十天，都走了。为了留住大学生，他给侄子开的工资是月薪三千，给大学生四千。

年轻人没有辜负场长的期待。比如，引进“互联网＋治沙”。“我常常想，三代人治沙吃了不少苦，生态效益变好了，但经济效益不尽如人意，能不能用科学手段点沙成金呢？”陈树君说。

2017年夏，林区发生病虫害，花棒大面积死亡，林场从林业局引进虫情检测仪，很快找到了罪魁祸首，“这就是科学治沙的威力。”

2017年秋，林场一万九千亩治沙工程验收，陈树君使用GPS精确定位亩数和检测成活率。

“每天早晨九点进沙漠，下午四点回来，一趟10公里，微信步数一直占领封面。很多同学问我，你怎么天天走那么多步数，不用工作吗？”陈树君笑着说。

梭梭耐旱，是治沙的“先锋”植物。陈树君从专业研究所了解到，中药材肉苁蓉可以寄生在梭梭根部，两者结合起来，治沙和致富双赢。这一想法很快实施，林场流转生态移民点的沙化土地，接种了1万亩肉苁蓉。

去年，陈树君从网上看到公益组织的治沙项目，跟对方衔接，争取到了1000万的治沙资金，今年春季已造林2万亩。“从网络上争取社会力量治沙，互联网＋治沙的模式，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陈树君说。

“如果不是他们年轻人，我们想都不敢想。”郭万刚感到庆幸，八步沙的治沙人总算后继有人。

从“六老汉”到郭玺，38年来，八步沙林场三代人共治沙造林21.7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37.6万亩，使风沙线向北推移了近20公里，周边10万亩农田得到保护，还承接了甘蒙边界、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等项目的植被恢复工程。

再过一个月，当沙枣和柠条开出细小的黄花，曾经的不毛之地八步沙，将变成“花海”。

“南方的大海我没有见过，但是我能在沙漠里看到花海。”郭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