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四年写就一本村史：他们为后辈儿孙修一条“回家的路”

图①:南宁市武鸣区部分乡村编写的村史。 
    图②: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孟连村,村民在参观村史陈列室。   
    图③:邓如流(中)访问村民。

有生之年要编一部“史”,为那个生养自己的村寨——那是2006年,刘信利从南宁市武鸣县(后撤县改区)民政局退休已两年。

“你?写书?!”身边亲友,惊讶中带着怀疑。

一把年纪,小学文化,要“著书立说”,谈何容易?

然而,刘信利铁了心。他说动邓积业、莫善恩、邓如流等同村的老伙计,一道拿起纸笔,进村入户,开始奔走。

四年坚持,四易其稿,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冬,《邓柳村志》终于完成。2016年底,邓柳建村960周年,经修改完善的新版村志印了100本,很快被村民争抢一空。

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草根村史,或只是薄薄一册,却承载着一个村庄的变迁、数个姓氏的繁衍,乃至一个族群的记忆。对刘信利来说,干成这事,自己一辈子算是圆满了。

盛世修志,“刘信利”们走在了前面。2014年起,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中,南宁市、县两级财政拨出专项资金,鼓励具备条件的行政村挖掘利用自身资源,因地制宜建村史室、修村史志、办村史展,力求节俭实用接地气。从民间乡贤的自发之举,到政府引导的自觉之为,截至目前,南宁1383个行政村中,已有922个有了“一室一志一展”。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一方面,乡村变化,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破与立、拆与建、新与旧的转换中,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发展提升,那浓浓的乡愁需要一隅的安放。

“村里好几位阿婆,出门转了转,回来硬是找不到家了。”

“家门口还能迷路?”

“可不是嘛!”

“怎么回事?”

“以前,家家户户房子不一样,门前又有石狗、石钟,好认门。现在,都是整齐划一的农家别墅,一晃神,真不好分辨。”

谈起村里巨变,武鸣区宁武镇伏唐村党支部书记李迪荣讲了一个趣事。

一栋栋三层小楼,白墙、黑瓦、飞檐,错落有致,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大戏台、篮球场、停车场、幼儿园,应有尽有。谁能想见,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通公交车、偏僻落后的壮族村落。

改变,始自2013年。

因为区位等优势,伏唐村被列为南宁市综合示范村创建项目。“按照‘政府主导、群众主体、企业参与’原则,整村原地拆旧建新,并对绿化、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进行全面改造。”李迪荣说,在乡村经济发展上,通过土地流转,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伏唐之变,是一个缩影。

“近年来,‘三农’政策又好又实,越来越多的资金、项目向农村一线倾斜,农村的大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南宁市“美丽南宁”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宁光荣说。

“农村在变,农民在变,农业也在变。越来越多的乡亲洗脚上楼,生活也向城里看齐。”身兼武鸣区作协主席、乡村办干部两职,黄彦朝得以用工作、文学两种眼光打量乡村之变,“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也让一些美好的、令人留恋的东西消失了。”

因为工作关系,黄彦朝常到伏唐村,目睹了它的拆掉、重建和涅槃。

“我感觉,伏唐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对新生活的‘盼’,又有对老村落的‘念’。毕竟,一座老房子,不是一件旧衣裳,那份恋恋之情,会延续更长久的时间。”黄彦朝深有感触。

“现在的年轻人,煤油灯都没见过,如何感受前人的艰辛?”武鸣区文化馆副馆长曾俊平,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们可以诗意地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但住进新楼、走上新路,再去哪里寻觅记忆中土屋顶上的炊烟,溪旁河边的水车,田间地头的犁耙?建新村的同时,也要为后人留下能依恋依靠的东西。”

除了急剧的“变”,还有渐渐的“忘”。

“我们村为啥叫邓柳村?什么年代建的村?村里邓、莫、刘等九大姓氏,都是从哪迁来的?咱村是游击根据地,有多少人打过游击?这些事,莫说后生仔,好多上了岁数的,都不一定晓得。”刘信利感叹道。

在曾俊平的老家武鸣区府城镇寺圩村,曾有座石龙庙。“庙门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遇干旱,乡亲们便来祈雨,仪式隆重壮观。后来,庙被拆,不再祈雨,那些传统仪式也再没人懂。”曾俊平颇为唏嘘,任由类似古迹、仪式消逝,乡土文明的传承就会断裂。

黄彦朝下乡进村,经常见到一些石磨、石槽、木犁耙、功德碑等老物件,被丢弃在房前屋后。

“有一次去一个村,发现村头桥边,一块上了年头的石碑,竟被当成了垫路石。石碑刻有字,但风吹日晒、人踩车轧,大部分都模糊难辨了。这是块什么碑?记载着什么事?再也无从了解了。你说可惜不可惜?”事过几年,黄彦朝仍感惋惜。

“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是对故土一草一木的思念,是对故园那山那人的眷恋。它不是抽象的,它就是那一座老屋,一道山路,一棵古树。当这些东西都消失难寻,乡愁也就像风筝断了线。”黄彦朝说。

“乡村,有历史才有生命,有文化才有灵魂。”宁光荣说,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中,南宁提出有条件的行政村建设一所村史室、编撰一本村史册、设置一处村史展,“目的,就是延续文脉、记住乡愁。”

“等不起、坐不住呀!”说起修村史,武鸣区太平镇凤阳村党支部书记黄恩明不住感叹。

“上了年头的老物件,乡亲们丢的丢、烧的烧、卖的卖;熟悉情况的老人家,要么已经过世,要么记忆模糊。”黄恩明说,接到建村史室的任务,村里马上动了起来。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传承。

一架大集体时代的水车,就是被黄恩明“救”下的。他走家串户收集旧物时,83岁的村民卢秀元正准备把水车劈来当柴烧。“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家建了新房,水车没处放,只好拿来烧。”

被“救”下的,还有村名的由来。

“凤阳村,为何叫凤阳?说法不一。”黄恩明说,村里人走访了11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终于得到较一致的答案——一年大旱,赤地千里。村民靠着一眼汩汩流淌的泉水,维持着生活。一天,村里一个叫阳的小伙,外出耕作时,用泉水救下了5只饥渴的受伤凤凰。凤凰感恩,留了下来。后来,村里来了一头怪兽,叼走牛羊,为非作歹。阳与凤凰并肩战斗,牺牲性命,除掉了怪兽。村人感激阳与凤凰,把他们葬在了村里。五凤朝阳,是为凤阳。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柳村曾是游击根据地。这一红色记忆,也是“抢救性”打捞出来的。

“刚开始,村里健在的老游击队员还有10多位。到现在,仅存3位。”刘信利说,“等老人们都走了,村里这段革命历史,恐怕再难弄清楚了。”

黄彦朝说:“武鸣是壮族的发源地之一,每一个村名、每一个山头、每一棵古树背后,都可能藏着故事,亟待挖掘、整理。”

下乡时,黄彦朝经常有意识地采风。

在伏唐村,他打捞起“山”的故事:“岜内”,是独山的意思;“岜垒”,则是鲤鱼之意;荷塘边的小山,形似马鞍,所以被叫做马鞍山……

在仙湖镇,他收集到“湖”的传说:仙女下凡,来到此处,被山水美景吸引,流连忘返。后来,仙女重返天庭,却遗落了梳妆的铜镜。镜化为湖,于是有了仙湖……

传说浪漫,走访艰辛。

邓柳村,在仙湖镇,距武鸣城区20多公里。

每次进村,刘信利要么挤公交车,要么骑自行车。路远,最怕的是寻人不遇。“有时,好不容易从县城骑自行车赶到村里,又碰上人不在家,白跑一趟。”

刘信利说,自己过了“三道关”。

一是理解关。

“一开始,亲戚朋友都想不明白:你个退休老头,不在家享清福、带孙子,费神费钱瞎折腾啥?那么多大学生都不干,你一个小学生凑什么热闹?”刘信利说,后来自己边干边做思想工作,家人终于支持了。

“得钱吗?”“有啥用?”“图个啥?”

刚开始,乡亲们老问刘信利这些问题。为了和久违的父老乡亲打成一片,刘信利没少想招。“上门走访,割一条肉、带几斤水果,效果就不一样。多递几根烟,话就容易说开。”

二是材料关。

邓柳北宋建村,历史悠久。“按说,邓柳村应该有不少记载。可一翻县志,都是零零星星的,资料少得可怜。”刘信利说,“每一个字,每一个数,都是我们走东家、串西家,用脚底板‘走’出来的。革命战争年代还不算远吧,可村里哪些人参加了游击队,得找健在的游击队员挨个问、逐个核。再比如,村里修了多长的渠、能灌溉多少田,都得实地看、找人问。碰到说法不一致,还要不怕麻烦,多次核校。”

那段时间,小学文化的刘信利,养成了随身带纸笔的习惯。“上了年纪,记性不好。听到有用的,得马上记下。”

三是写作关。

编撰小组4个人,学历最高的邓积业,也只有高中学历。“访的苦容易扛,写的关不好过。怎样把采来的素材编写成文章,让我们吃够了苦头。”编写中,刘信利好几次因脑供血不足住院,最长一次住了20多天。

后来,刘信利抓了大儿子刘校泉的差。“他上过大学,我们一五一十地记,他帮着录入电脑,理顺字句。”

“房,可以从村部、闲校舍、旧礼堂、旧祠堂调剂;钱,政府拨一点、社会捐一点。这些不是大问题。”在武鸣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部主任潘福荣看来,建村史室、修村史志,关键在人。“翻典籍、找族谱、访老人、看现场,还要收集生活用品、生产用具,工作繁杂,需要大量人力。”

人,从哪来?

“光靠乡村办、文化部门这几条枪,肯定远远不够。得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做好总体设计,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宁光荣说,毕竟村民是村史的参与者、见证者。

“放下锄头、拿起笔头,村民写村史,村史写村事。”黄彦朝说,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村庄,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会对故乡产生深深的热爱和依恋。“以乡情为纽带、以乡愁为动力,鼓励引导知村情、有热情的乡贤积极参与,最合适不过。”

“他们土生土长,熟悉村情、民情,又有热情、激情。”武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华勇介绍,武鸣198个行政村,村村都成立了以老村干、老教师、老党员为主体的村史编撰小组,“据统计,每个村约有15人参与村史编写,全区就有近3000名‘土秀才’为留住乡愁献策出力。”

修村史,既是辛苦事,更是技术活。

土生土长的农民,放下锄头、拿起笔头,就能撰写得了村史?

“一方面,我们提供样板,告诉他们村史涵盖本村概况、历史沿革、地理风貌、交通区位、经济发展、民俗传说等内容。另一方面,请区史志办及文化馆的专家,进行培训。”潘福荣介绍说,实在找不出能写的,那就由村里提供基本素材,乡镇干部帮着编写。

“村史不是为一村一族一姓写族谱、家谱,而是要融入红色历史、乡村振兴、好人好事等正能量、主旋律的内容,用村里事教育、激励村里人。”宁光荣说。

农颂的遗憾,终于得以弥补。

作为宁武镇文化站的负责人,他全程参加了伏唐新村项目建设。

“其实,在规划阶段就考虑到了乡愁的问题。”农颂说,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案:一是留一栋旧房不拆,检修加固后,原汁原味呈现,既好对比又怀旧;二是围绕村头大榕树,建一个仿古四合院,作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和游客服务中心。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方案一,被村民大会否了,理由是:别墅丛中一旧屋,像座庙,太难看;方案二,因为建设用地紧张,也没能如愿。

“好在后来有了村史室这个建设项目。”农颂说,伏唐人有了情感和记忆寄托的场所。

古老的水车、陈旧的耙犁、斑驳的风谷机……一件件“老古董”在灯光照射下,展示着伏唐男耕女织的生活景象。

“这是‘达妮’,壮族小姑娘。这是‘勒保’,壮族小男孩。”

“手摇摇把,就有了风。谷子从上面倒下,瘪粒、秸秆屑就被吹出去了。”

“这叫鱼筌,用竹子编制。看这锁口,鱼只能进不能出。”

“如果来伏唐只能到一个地方,那最应该到村史室。”农颂说,“陈列原汁原味、生动直观,把伏唐的变迁、壮族的文化,讲活了、讲透了。”

“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留神留乡愁。”宁光荣说,“建村史室,不搞‘一刀切’,不雷同造馆,不贪大求洋,而是坚持因地制宜、节俭实用,最大程度体现本村特点、乡土味道。”

素有稻作传统的壮族,称田地为“那”。据“那”而作、依“那”而居,由此孕育的文化称为“那”文化。

在“中国那文化之乡”隆安县,村史室建设突出留住“那”乡愁。那桐镇那桐社区村史室,集中收集、展示“四月八”农具节、“稻神祭”等照片300多幅,农具和生活用品等50多件。

“‘蓑衣竹笠插秧去,插得秧来茶又老,采得茶来麦焦黄……’墙上这首歌,唱的是那桐清明时节农忙的情景,形象又有趣。”村民何广勇说,自己没事就会来村史室走走看看,“‘那’文化真是多彩,祖先真是伟大,看多少次都不腻。”

西乡塘区石埠街道忠良村的村史室,掩映于绿树翠竹之中。作为南宁市乡村旅游景点“美丽南方”的所在地,这里常有父母带着孩子、年轻人搀扶着老人前来参观。

村史室古色古香,向游人讲述着这个古老村落的传奇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芳春、田汉、安娥、艾青等中央土改工作团成员曾在这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壮族作家陆地以此为背景,创作出我国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市民周正恩常带朋友到“美丽南方”游玩,村史室是必到之地。“作为文学爱好者,看到这里曾生活过这么多的名家,很有感触。”

“村史室应该怎么建?最理想的状态,是搭建挖掘、保护、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建成村民抚今追昔、寄托情感、教育后人的精神家园,打造集中呈现一个村落乡音乡味、风情风俗的文化地标。”宁光荣说。

每个村的村情、历史不一,如何统筹兼顾?

宁光荣介绍,村史室分为市级示范性村史室和一般性村史室。“最初,我们计划是在全市抓几十个市级示范性项目。先蹚好路,再在全市铺开,达到村村覆盖。后来,在实践中,我们意识到,并非每个村都有基础、有条件、有必要,就没有再提全覆盖的要求。”

尽管没有硬性要求,各地的建设积极性仍出乎意料。南宁全市1383个行政村,有922个有了“一室一志一展”;而武鸣区198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全覆盖。

乡愁之依

“村史在,根就在;根在,希望同在”

《邓柳村志》已升级到2.0版。

“第一版有不少疏漏,很多人和事没有涵盖。我在2012年开始了补充、修改、完善的工作。”今年74岁的邓如流说。

年岁渐长,邓如流的精力和记忆力大不如前,“想到什么,半夜也要爬起来记。不然,醒来全忘了。”

不会电脑,邓如流只能靠手写。翻开手稿本,字迹工整,“光水性笔就用了40多支。”

经过修订,新版村志体例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字数从7.5万字增加到12万多字。

“2016年底,邓柳建村960周年。新版村志印了100本,很快被村民争抢一空。”邓如流自豪地说,“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历史记忆,再苦再累也值了。”

“图文并茂,编撰精心,该有的全都有了。一志在手,全村的风物人情、红色历史,了然于胸。”对新版《邓柳村志》,潘福荣评价颇高。

“可惜,不是每个村都有刘信利、邓如流。”潘福荣坦言,由于专业人士参与度不高,档案资料匮乏,编撰人员素养高低不一等原因,“村史志的质量参差不齐。”

在武鸣区文史馆,记者翻阅了部分村史册。厚的有200多页,薄的仅一二十页;有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的还有明显字句错误。

这些草根村史,价值几许?

“我认为,不能以专业的眼光来苛求。这些村史志最大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大村名村才写志’的框框,让普通村落也有了走入宏阔历史的可能。”黄彦朝说,“对村民而言,有了村史,乡愁就不仅仅是缥缈记忆里的乡音乡味、青砖黛瓦和阡陌桑田了,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文字依归。”

曾俊平则认为,修村史的过程重于结果。“修史的过程,是对全村风土民俗、名胜古迹、奇闻趣事的一次溯源、整理,同时对乡亲们进行了一次村情、文化、历史的教育和普及。不管‘修’得如何,都难能可贵。”

记者走访了几间村史室,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陈列展品单一、重复,缺少标签、解说词;后续的开放、管理、维护等缺乏资金、人员支撑。

“确实还有诸多不如意,但毕竟破了题、起了头。我对村史室的价值看得很重。”黄彦朝说,“村史室以文字、图片、实物等形式,立体式、多样化展现了村落的历史,大大增强了村民对家乡的归属感、自豪感。它以乡愁为桥梁,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凝聚人心、启迪后人。这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

“不能让村史室‘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更不能让村史室成为堆放废旧物品的储藏间。”宁光荣介绍,为做好“后半篇文章”,南宁市出台了《村史室管理制度》《村史室保护制度》等规章制度,对村史室开放、管理、维护提出要求。

“一些村子,对村史室提出了‘五个一遍’的倡议:孩子学前参观一遍,姑娘出嫁前留念一遍,青年从军记住一遍,考上大学鼓励一遍,外出就业学习一遍。”潘福荣介绍,“这就很好。读村史、知村史,会在年轻人心里播下珍爱乡土、记住乡愁的种子。”

“这些草根村史,既记载着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着我们向何处去。”黄彦朝说,“村史在,根就在;根在,希望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