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一呼应者如云 “男神”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915年,远在美国的胡适,与一同留美的赵元任、梅光迪等人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赵元任记得,那时的胡适“健谈,爱辩论”,同时“自信心极强”。虽然身体很瘦,却“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适的“一生转折处”。在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后,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学。这个奇怪的选择,是因为出国前二哥曾再三嘱咐他“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为免辜负兄长期望,胡适决定“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然而,在耗掉了3个学期,上完了区分30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完了洗马、剪树、接种、捉虫后,胡适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转向文科,“自此如鱼得水”。

胡适出国的行囊中带有1300卷线装古籍。在康奈尔大学他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示出社会活动家的气质。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身居国外,他对国内的局势非常关心,经常呼朋引伴,四处交游,参加各种学生会组织,并担任世界学生会的主席,还设立了一个“薪胆会”,希望“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告诉记者:“这段时期对胡适来说,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处’。他的头脑比较清楚,又有一种救国的志向,四处去演讲,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有机会深入到美国文化里去。”

但胡适也有烦恼。1914年他在给绯闻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时间到处演讲、交友,没办法集中精力去钻研学问。康奈尔大学坐落在小镇伊萨卡(或译绮色佳)上,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中隐隐于市”。恰巧这个时候,胡适对哲学家杜威的学术主张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后,产生了要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适前往纽约,师从杜威,这对他影响至深。胡适自己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已经快60岁了,高高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颇具学者风度。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慕名而来的胡适,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杜威的课,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对他用字选词的严谨慎重,大加推崇。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根据杜威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这在后来被胡适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此外,实验主义从进化论出发,主张一切进步都是逐渐的。这让胡适在改革实践中持渐进式的改良主张,成长为一个稳健的改良派,后来走上了一条和陈独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1915年9月,正当胡适投身杜威门下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2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徐子超是安徽省绩溪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当地最早研究胡适的人,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两人最初的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孟邹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和胡适是安徽绩溪的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于是,胡适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话文译稿《决斗》给陈独秀。此文原是俄罗斯小说,讲述一个丧父少年为了荣誉决斗的故事,胡适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决斗”之声。

此后,胡适与陈独秀信函往返,两颗新文化之星开始了“纸上相交”。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让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而胡适在美国校园里正忙着为“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进行辩论,他尝试着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同学们的评价褒贬不一。胡适便致函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没想到陈独秀很是赞同,于是胡适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号上,系统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此文一登,轰动一时,胡适人还没有回国,文章已经被当时的青年视为“圣经”。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深感“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有了共同鼓吹“文学革命”的经历,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自己最好的搭档。经陈独秀推荐,远在美国的胡适被聘请为北大文学和哲学教授,负责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的教学。

1917年,在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考试之后,胡适于7月10日回到上海。他写了一首踌躇满志的《将归之诗》:“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年,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很显然,此时在胡适心中,陈独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在日记里,胡适还写下了一句意气风发的话:“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这句话将青年胡适的抱负、远见、理想囊括其中,不仅是他与归国留学生共勉的座右铭,也成了他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利器。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异常激烈,反对者包括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成为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了3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的回击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次,胡适正在课堂上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故事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不简洁,打电报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同学们听后纷纷叹服。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作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 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其中就有湖南青年毛泽东。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分为12章,共10余万字,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改革丧葬旧俗的呼声日高。1918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胡适讲演“丧礼改革”。岂料讲演还未举行,他的母亲便于11月去世,胡适匆忙赶回家奔丧。

未能为母尽孝,成为胡适一生心中所痛。他在《先母行述》中写道:“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有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亦未能见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此时,许多旧派人物都在紧盯胡适,看这位提倡“改革丧礼”的新派人物如何办理母亲丧事。结果,胡适先印了讣告,但不同于旧式的讣帖,他删掉了“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损灭”等虚伪的套话,只简要地写:“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宅。敬此讣闻。”

徽州的风俗,一家有丧事,家族亲属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胡适发了一个通告,上书:“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去掉了这一项,而且“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

关于祭礼,徽州一带颇有讲究,胡适本想把祭礼一概废了,改为“奠”,但他的外祖母不同意,于是把祭礼改短,亲戚公祭改为“序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参灵,三鞠躬,读祭文,辞灵,礼成,谢奠”。新式的三鞠躬取代了过去的跪拜大礼,又省掉了“三献”“请食”“望燎”“举哀”这些见神见鬼的环节。原本需要好几天的祭奠,被胡适这么一改,15分钟便完成了。

到了出殡的时候,胡适身穿麻衣,不戴帽,不执哭丧杖,不用草索束腰,但用白布腰带。他也没有请人看墓地风水,就在他父亲的坟旁葬了母亲。丧事完后,胡适仍旧是“布袍、布帽、白帽结、白棉鞋,袖上蒙一块黑”。穿布衣、着白色是旧式的丧服,戴黑纱则是民国建立后定的新丧服,所以,胡适称之为“不中不西、半新半旧的丧服”。当然,胡适也不会守丧3年,半年后,到了l919年5月,他就不穿丧服了。

其实,对于自己被迫穿上这些“不中不西的丧服”,胡适感到很惭愧:“仔细想来,我还是脱不了旧风俗的无形势力——我还是怕人说话!”

胡适改革丧礼的尝试,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响应。湖南一位青年给胡适写信说,看到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越读越痛快,越读越佩服。

与丧礼的改革不同,胡适的婚事基本遵循了旧传统。

1917年,留洋归来的胡适风度翩翩,一副俊俏才子的样貌,人人都争睹这位洋博士的风采,他的绯闻也传得沸沸扬扬。但出乎众人意料地,胡适选择回乡,与订婚多年的江冬秀完婚。这在旁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胡适自己却是理所当然。他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从来都是保守的。

现年78岁的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胡承哲家里收藏了一本胡适写有眉批的《巴黎茶花女》。胡承哲的父亲胡乐丰比胡适小12岁,称胡适叔叔。在其中的一页上,胡适批注道:“以情故乃弃掷一生事业于不顾,此罪亚猛(小说男主人公)不能辞也。余尝反对自由结婚之说,即以此说为根据。”

“在婚姻问题上,胡适对母亲的尊重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母亲给他定的婚,他不愿意,也不能改变。”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胡成业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13岁时,胡适便由母亲做媒,和14岁的江冬秀订婚。胡适离家后,两人曾互通书信。江冬秀没有多少文化,不太会写信,胡适写的信多一些。江冬秀曾裹小脚,胡适接触到新思想后,便写信让她放足。

即使留学美国,胡适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仍没有改变。他在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形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令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伉俪而兼师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妇之间,真能智识平等者,虽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若儿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以为求偶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

后来,一度传言纷纷,说胡适在美国与康奈尔大学教授的女儿韦莲司结婚了。在1915年10月3日的家书中,胡适驳斥道:“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1917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绩溪完婚。胡适故居的管理人员胡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婚礼是我爷爷胡近仁代为操办的。”在胡从的家里,记者还看到了婚礼的请柬和胡适婚宴菜单,菜单上的“九碗、十二碟、六碗吃饭”,循的是当地风俗。

虽说这桩婚事是奉父母之命,但胡适在婚礼仪式上却没有遵从旧俗。他提出了“六不”,即不拜天地、不拜高堂、不拜祠堂、不相拜、不收礼、不放炮。胡成业总结了这“六不”的执行结果——不拜天地做到了,胡适说,“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不拜高堂和不相拜做到了,二者均用鞠躬代替叩头;不收礼也做到了,胡适提出“不收贺礼,只收贺联”,现在胡适故居里,还挂有当时亲友送的贺联;不拜祠堂和不放炮两条没有做到,在母亲的坚持下,婚礼在炮声中举行,胡适和江冬秀也在婚后第三天,到祠堂向祖先牌位三鞠躬。

这桩婚姻从结局上看是圆满的。江冬秀很能干,在结婚前,她就不时到胡适家,帮胡适母亲分担家事,婚后,又操持整修胡适父亲的墓。胡适去世后,江冬秀还促成了《胡适日记》的出版。“江冬秀大事不糊涂啊。”胡承哲感叹道。

尽管那时的新文化干将和留学生们都纷纷离婚,尽管江冬秀被胡适的朋友戏谑为“菜刀派”——以拿菜刀砍儿子来保护婚姻,尽管江冬秀凶悍到闯进一群教授中间骂他们是“伪君子”,但胡适一生对江冬秀不离不弃,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两人白头偕老,以至于林语堂说,看到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鲁迅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来比较新文化运动两颗巨星——陈独秀和胡适的性格:“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作为近代史上与“康、梁”“孙、黄”并驾齐驱的标志性人物组合,“陈、胡”两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里,分歧已经比合作多。陈独秀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1918年,陈独秀劲头十足地发表了对政治的长短大论,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举动已经违背了《新青年》初创时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耿云志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陈、胡两人作用截然不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一个是陈独秀的革命路线,一个就是胡适代表的相对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革的路线。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陈独秀是个大炮,到处唱高调,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而胡适是一个踏实的学者,他的主张是与其空谈主义,不如静下心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他把破旧怎么破、立新怎么立,想得非常深刻具体。所以大家讨论不是围绕着陈独秀提出的问题讨论,而是围绕着胡适提出的问题讨论。所以对那一代年轻人实际影响比较深的,并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徐子超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变为宣传主义的论坛,这让胡适很难接受。胡、陈二人志同道合的蜜月期结束了,而两人的分道扬镳也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认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在谈论‘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表现出了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的冷漠和软弱。他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恰恰是那个时期对人们最具有感召力的‘主义’。”

虽然分道扬镳,但友谊未改。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他。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毛泽东直言:“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了我的楷模。”

正如毛泽东所说,仅年长他两岁的胡适,曾是他心中不可动摇的导师。还在湖南长沙的时候,毛泽东曾与蔡和森、何叔衡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之前,毛泽东却决定自己不去了。后来,他给老师周世钊的信中提到这件事,特别说明:“我曾以此事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初到北京时,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职位,而胡适已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了。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他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还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1919年7月,当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激烈争论时,毛泽东马上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几十个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可谓紧跟胡适。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重点销售的图书便有胡适的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还包括胡适的老师杜威的著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与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失去了早年的情谊,走到了相互敌对的地步。

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将胡适视为“可以争取的人”。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和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这一时期,胡适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认为如果国内不能统一,不能安定,中国没有能力既对付内乱,又对抗侵略,因此未作立即抗战的呼吁。此言一出,共产党的报纸开始把胡适看作反动派,把胡、蒋看作一体。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胡适这样的名人努力争取。1945年4月25日,作为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同样参会的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却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这一年的7月1日,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与黄炎培对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的印象截然相反,傅斯年认为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老师胡适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署名的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的这种态度让毛泽东不再对他存有幻想,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拒绝了。此后,胡适如同一叶扁舟,驶向了那条窄窄的海峡,也永远驶离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终生未能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