蹬了大半辈子三轮 他现在成了“京城老炮儿”
2017年6月的一天下午,附近中学的学生找安林学北京方言,安林很乐于跟年轻人讲关于老北京的一切。
安林的车把上系了五个铜铃,是父亲当年舞的狮子上的。“文革”时期狮子皮被烧了,安林从废墟里把铃铛捡了回来。
早上九点多钟,还没热闹起来的南锣鼓巷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安林出车了,他的三轮车把上系着一排铜铃,百米外就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安林今年70岁,身板硬朗,皮肤黝黑,短短的一层头发露出了白茬。天热,他敞怀穿一件中式盘扣褂子,前襟别一只古铜色怀表,阔腿束口裤,白底黑面功夫鞋。
1982年,安林成为走街串巷的三轮车夫,一晃35年过去,他从“小安”变成了“安老爷子”。眼看着锣鼓巷从贵族府宅变成寻常人家,又从生活街区变成商业闹市,他的人生随着胡同的变迁跌宕起伏。
蹬了大半辈子车,他还是不肯歇下来。这是他的念想。
“老爷子”
“老爷子身体挺好啊!”
“还行!”
“老爷子快歇着吧,挣那么多钱嘛使啊!”
“我留着下小的儿!”
胡同里住了一辈子,街坊邻里谁见了谁给打招呼,骑着车老远看见就摆手,过去大家叫他安爷,一过六十,都改口叫老爷子。
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各有八条胡同,对称排列。从南口一进,左手边第一条胡同福祥胡同,是安林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右手边第一条胡同炒豆胡同,是安林现在停车待客的地方。
商业街禁止通行三轮,胡同游沿两侧胡同东西穿行。在这里,能把车光明正大地摆在胡同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附近的一位保安说,炒豆胡同平时就有八个三轮车夫,只有两位有营业执照,安林是其中一位,其他“黑三轮”都只能藏在胡同深处。
虽然如此,他并不是生意最好的,岁数大了,没有养家的压力,不着急挣钱。“老爷子是尊称,都叫你老爷子你得有老爷子的样子。”
6月的一天,阳光暴晒,青砖路像要冒出油来,下午四点多,四个游客要坐安林的车,他摆手叫来另一个车夫,“姑娘,我要下班啦,你坐他的车吧。”
天气热,游客少,那位车夫一天没开张。“这些孩子都是外地来的,家里有老有小,不容易,我这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差这一个。”
安林从不到街口转悠着拉活,在这待了快十年,平时就在这固定“停车位”候着。顾客也多一半是口口相传的回头客。
他在锣鼓巷长大,从小耳濡目染,脑子里装了本京城历史,跟他逛锣鼓巷,一步一个故事。
“锣鼓巷其实叫罗锅巷,中间高、两头低,像一个罗锅,罗锅不好听,改叫锣鼓巷,元朝建成,七百多年历史了。”这是安林的胡同游开场白。
从齐白石纪念馆讲到中央戏剧学院、从冯国璋故居讲到婉容娘家、后门桥……”
“万宁桥也叫后门桥,跟前门相对,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又叫子午线,城门都在的时候,正午十二点,阳光能从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的门缝里一溜射过去。”
怕你听不懂“内九外七皇城四”,安林拿张纸把这些城门城墙画下来,“瞧见没,这老北京轮廓就像顶帽子。”
街坊老肖没事儿常跟安林聊天,“老爷子懂的确实多,说什么都头头是道,老的少的都爱听他讲老事儿。”
“规矩”
安林有脾气,用他自己话讲挺“各”的。
坐他的车,从来不讲价,“连逛带讲下来50分钟到一个小时,150块钱。”
客人再讲价,他就回一句“您再看看吧”。
附近车夫要价都是150,讲价的话120、100、80都有人拉,他不,“我要150就是150,因为我值这个价。”
有乘客提前约好下午4点坐车,5点才来,拉着安林解释“碰见一熟人聊会儿天耽误了”。
“对不起,您坐别人车吧,我下班啦。”乘客再说什么也没用,“这人不讲信誉不行。”
他要把故事讲给诚心听历史的人。好几次拉上俩大人带一个小孩儿,孩子又哭又闹,安林直接跟客人说,“您下车,我也不要钱,讲不成别瞎耽误工夫。”
没客人的时候,他就坐在三轮上,离锣鼓巷南口第一个保安岗不远,不断有游客过来问路,有的小保安刚来不熟,安林全代劳回答。
叫声大爷,去哪他都给指得清清楚楚,“后海啊,您出这条胡同,看见一条河,往北,水怎么拐弯,你怎么拐弯,就到啦。”
要是上来就问“哎,哪哪怎么走”,安林就装没听见。“还有不长眼的看你不搭理他,凑跟前来说,老头儿问你呢。”这时候老爷子脾气就上来了,“叫谁呢,你回家管你爸妈叫‘哎’吗?”
北京爷们儿爱讲礼义廉耻,不顺眼的事儿都得管管。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有的是单间不分男女,去年有个小混混经常拿手机从门缝下边偷拍。安林自己躲进厕所,把废纸筐子从门上边扔下来,扣了小混混一头。
锣鼓巷其他车夫都敬着安林,刚来的人都跟他走活,学他讲解。
一条胡同里做生意,常有车夫因为抢活起了龃龉,这时候老爷子就得出面“铲事儿”,大家伙都坐下来,活儿是谁的说清楚,钱该给谁给谁,过错方请喝酒,事儿过了还得互相照应。
安林的徒弟张革堂跟他拉了八年车,他说车行混杂,老爷子不欺负弱者,不怕强者,锣鼓巷这么多年没出现过车夫漫天要价的宰客行为,“老爷子在,规矩就在”。
老爷子馋酒,一顿白酒二斤,啤酒无数,自言从没醉过。不光饭点喝,平时出车也喝,他出车带一个1000ml的透明大水瓶子装茶水,还有一个不锈钢水壶装酒,冰柜里拿出来的冰镇啤酒倒进水壶,一会儿就喝一瓶。“天热,喝这个得劲儿。”
茬架
安林不是“拉车的”出身。1947年,他出生在南锣鼓巷板厂胡同的一座四进四合院里,排行老七。两岁时全家搬到福祥胡同的一处小院。按他的说法,祖上是爱新觉罗这一姓的,是满清皇族血统,可惜家谱在“文革”的时候烧了,无从考证。
他小时候,锣鼓巷主街还是沥青路面,街上只有四五家商店:“四十八店”是公家的副食店,现在文宇奶酪店的位置原来是个棺材铺,蓑衣胡同把角是一个奶站,还有一家煤铺。
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街上安安静静。孩子们一放学,挨个胡同乱窜。70年代之前,两侧胡同都还是土路,木头电线杆子,一条胡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晚上出门点个蜡,用纸罩住,男孩调皮,一摇一晃,纸就着了,点火玩儿。
安林说,北京城过去讲究“南寒北贫,东富西贵”,锣鼓巷住的是达官贵人,胡同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没有邪的歪的。小时候,所有四合院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小孩儿玩儿捉迷藏都没地方躲,有的爬到屋里大衣柜顶上。
“文革”期间,以部队孩子为主的“大院派”和安林所属的“社会派”经常在一起茬架,一点小事儿都能茬一架,抢衣服、抢漂亮姑娘、滑冰滑得不好都可能挨揍,北京人叫“拔份儿”。严重了板儿砖拍在脑袋上,手一捂,一手血。
当时的警察骑自行车巡逻,打架的年轻人看见有巡逻的,蹬上车子就跑,警察追都追不上。
冬天一到,年轻人聚在什刹海冰场溜冰,大院派孩子穿将校呢大衣、小冰靴,安林他们穿大棉鞋,冰刀拿鞋带绑脚底下。两派一茬架,社会派孩子冰刀一解就是武器,大院孩子还得脱鞋。
安林个子高,敦实,自称打架没吃过亏,现在讲起那段日子,他一边笑一边摆手,“真是胡来。”
前两年电影《老炮儿》在后海附近取景,安林跟人开玩笑说,“这电影我演合适啊,跟我们年轻时候一样。”
但是他怀念那时候的北京城。一帮小伙子没事儿骑车满四九城转。“现在的二环路当时就是城墙,该哪个城门哪个城门,漂亮!”
一出二环,他们把二六自行车的座位拔老高,在麦田和村庄里使劲蹬,“真自由啊!”安林当时就想,“以后我要当邮递员,骑大自行车。”
“京城第一车”
1972年,安林受父亲影响,当起了木匠。80年代初,娶妻生子,后来母亲得上食道癌,一个月72块钱的工资捉襟见肘。
当时工作的厂子在刘家窑,下午下班安林推着车往家走,见到饭店就进去问人家刨菜墩吗,“一次挣个十块二十的,有的不愿给钱管顿饭也行。”一般到家就夜里11点了。
后来听人说蹬三轮挣钱,他花140块钱买了辆旧三轮,重喷遍漆跟新的一样。1982年夏天,安林第一天出车,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车擦得锃亮,往西单商场门口一摆,很快就上来俩客人,第一趟挣了15块钱。
那一天他出车12个小时,挣了75块钱,顶一个月工资,街坊管他叫“七张半”。
一看这生意能做,安林把工作辞了。后来才知道,他赶上了好时候,1981年,北京市决定,在城区有限制地恢复人力客运三轮车运输,解决市民出行的问题。
没当成邮递员,蹬上了三轮车,同样走街串巷,也算实现了理想。
安林常说,蹬车这活是正经人的营生,又馋又懒的人干不了。三十年前,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早上六点钟,他就出车,从天安门拉看完升旗的人。
那时候上下班街上黑压压一片自行车,公交车少,出租车更少,有钱人爱坐黄包车,豁亮还能看景,路边买点东西也方便。
安林拉过从东四去机场的,上午十点之前拉上,下午两点来钟到,一个人连行李三百。那时候还没有机场高速,走的是水泥路,水泥接头的地方,咯噔一声。三元桥大上坡,蹬不动,下来拿绳子勒在肩膀上,像纤夫一样把车拖上去。
他还记得当时的刀削面只要1块钱一碗,6块钱来一瓶二锅头,中午吃完,下午又一身好力气。
三年下来有了积蓄,安林置办了现在的这辆三轮车,全北京最早一辆不锈钢的,三千五,加上装饰铜活,一共五千。
安林说,他这辆车讲究,车把上五个铃铛,是“文革”破四旧时从要被烧完的舞狮嘴里抢出来的,铃铛中间摆个龙,叫五福捧寿;车座是进口凤头自行车上拆下来的,全牛皮;脚蹬子枣木做的,刻上格纹;车尾镶了一块八卦,辟邪保平安。
其他三轮车都是红顶篷,他的不同,是杏黄的顶篷。他专门在车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爱新觉罗·安林。见到游客问就解释,“我是满族镶黄旗,祖上是清朝王爷。”
安林最爱给人讲车斗两侧的两个貔貅,“这东西太贪婪了,把珠宝吞尽还要贪日月,我把他们放在这就是要告诫自己,做人做生意不能太贪婪。”
自从换了这辆车,安林的生意更好做了,车漂亮,人精神,好多时候客人上来直接说去哪,都不问价。
1995年,有媒体在什刹海录节目拍到了安林这辆车,说他这是“京城第一车”,这个称号一直流传到现在。
搬不走的家
安林一辈子没用过存折,他有个存钱罐一样的木头箱子,每天把挣的钱往里一塞。他用这箱子里的钱给两位老人养老送终,把一双儿女养大成人。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城飞速发展,环路、地铁都建了,路上的汽车多起来,“有的大车你一凑近,尾气能把人脸熏黑,真呛。”
过去乘客说的都是老地名,磁器口、五路居、某某胡同,安林指哪打哪从来没错过方向。后来一上车都是这个大厦、那个小区,越来越多他没听过的地儿。
随着游客增多,1995年什刹海有了胡同游,安林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奥运会以后,南锣鼓巷商业化发展,他随着到了家门口。他管年轻时候拉散客叫“拉脚儿”,现在拉游客叫“拉游儿”。
儿女大学毕业分别去了美国、意大利,他也老了,蹬不动了。两年前,他给三轮车装上了电瓶。
身边人都劝他别出车了,他不肯,这是他的念想。早上九点出车,下午五点收车,开不开张没关系,有人跟他说话就成。
两个月前,安林从住了一辈子的福祥胡同搬了出来,文物腾退,建筑工人最近正改造他老宅,大门口用红砖封了一半。
他的拆迁房在北苑,12层,别人看了说“您这房子不错,视野真好。”安林觉得跟坐监狱一样。
“原来我往我们家门口一站,胡同从东头看到西头,那多带劲啊。”
虽然家具物件搬走了,锣鼓巷还是他的家,他在附近租了间房,出车累了、喝多了落落脚。
别人问他,都说“胡同文化”,到底什么是“胡同文化”?
安林回答,“一是这建筑风格,再就是市井生活。”
蹬了大半辈子三轮儿,市井里泡了一辈子,老来有吃有喝、有人敬重,他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