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保护底片 这个“资料管理员”为红色历史显影

1944年12月，摄影训练班开学，顾棣发现自己有点特别。其他学员都是从各军分区战斗部队选送来的，翌年春结业时都回到原来的部队，从事摄影工作，而他被安排学习洗印技术，后来甚至根据指示留在了后方，从事底片档案工作，“实际上摄影成了我的副业”。

顾棣,1929年生于河北阜平,1940年投身革命,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八路军。先后在晋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从事暗室、通联、摄影档案工作15年。

说白了,顾棣不过是一位资料管理员。

但是,经由他的双手,历史变得可以触摸、可以通感,跨越时空,清晰如昨。经由他的双眼,迷雾风吹云散,还给那些历史影像一个清白,找回自己的归宿。

更多的时候,顾棣躲在那些珍贵史料的背后,为他人作嫁衣裳。他没有了自己,却留存了一个时代的显影,一段历史的回响。

偶尔,他也端起相机。一出手,往往就是一幅远逝的绝景。

2013年1月,顾棣迈入84岁的门槛,耳朵不够灵敏,眼神难免模糊,他在央视《新闻联播》里有个亮相,尽管镜头在他的身上停留了几秒,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遗憾地揉了揉眼睛。

遥想当年,他好演戏,踩高跷,滑冰,穿行在广阔的解放区,奔赴朝鲜战场,四十里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年事已高,岁月无情,但依然可以从他的脸上读懂一个词:敦厚。

与他对谈,知晓他的经历,聆听他的故事,“纯粹”的力道触手可及。

——顶着四个绰号,在沙飞的引领下,他当上了“小八路”

河北省阜平县凹里村是晋察冀边区政府驻地,出生在这里的顾棣年幼时就是个“红小鬼”。

他的父亲顾清和秉持“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的信念,1938年毅然加入党组织,被任命为村动员会主任。他的兄长顾棠年纪轻轻就参加了抗日先锋队,没多长时间被推选为青救会主任。

顾棣“不甘示弱”,走着自己的路:1938年6月,9岁,村儿童团团长,领着小朋友站岗、放哨、查路条;1939年,开始打理6个村的儿童团事务;1940年2月,“官升三级”,出任阜平县一区儿童团团长,“势力范围”扩充到22个村,健全组织结构,参与慰问伤员,工作有板有眼;1941年1月,被派遣到平山县李家庄华北联大群众工作部培训,四天独步上百公里才抵达,学期八个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硬是被啃了下来。

这个“小大人”在大人的眼里是个人物,喊他“小顾棣”吧,感觉把他给喊大了,于是他就成了大家嘴边上的“小小顾棣”。

所以,1943年盛夏的某日,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位“八路”问起日寇经常来“扫荡”,老百姓怕不怕、苦不苦,对抗战有没有信心时,“小小顾棣”自然对答如流,头头是道地分析了一番形势,再加以总结:“抗日战争打的是持久战,目前正处于相持阶段。”

陌生人有些讶异:小鬼从哪里学到这么多道理?当得知原委,“他一下子把我抱住了,摸着我的头说,原来是‘团长’啊!”并“自作主张”,让眼前的这个孩子长大了跟着他学摄影。

“社音”?是乐器,还是兵器?“小小顾棣”第一回听到这么两个字。陌生人解释道,摄影,就是照相。随即把肩挎的“小方匣子”取了下来,现场教学:这是镜头,这是取景框,这是暗箱,里边装着胶卷……

“顾团长”大开眼界,急不可待地要上手。陌生人记下他的名字和住址,并口头协议,来年“团长”毕业时,再招他入伍,当摄影的“小八路”。

顾棣的人生轨迹在这个当口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陌生人叫沙飞,中国革命军队首位专职摄影记者,时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

1944年9月,沙飞没有食言,派人找到顾棣,力邀他参加军区首期摄影训练班。当时,刚刚入党的顾棣就读于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是参军还是继续学业?这原本应该是个问题。但自小就想着上战场打鬼子的“顾团长”毫不犹豫,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尽管当时部队生活艰苦,生死一瞬间,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革命大家庭总是弥漫着欢乐的气息。

1945年2月,看了一场名为《俄罗斯人》的演出,女主角叫瓦丽,恰好和顾棣老家“凹里村”谐音,于是他就成了“瓦丽”。过了两年,好友章文龙给他写信,结尾深情款款:“再谈,紧紧握手,亲热地叫你一声‘小瓦丽’。”

还有人直呼他“小胖子”,这让顾棣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之前自己还很瘦弱,“谁知道这一年多光景身子肥了起来。人家说我胖时我就否认,有时人们把我的胖当成笑话谈料,许久不见的朋友同学同事也叫我小胖子,我有时也为此心里欢喜,因为身体强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革命工作。”他在1946年3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

在同年9月28日的日记里,顾棣记述自己一餐就吃了74块炖牛肉,“光荣”地被同事取了一个“74块炖牛肉”的绰号,他的解释颇为直接:“我今年18岁,身体正在大发育,故吃得多。”

他还试着写诗,赠送给好友:“我们生长在太行山/战斗在晋察冀/共产党是母亲/革命队伍是家园/我们像一颗待拉弦的炸弹/要在日本鬼子面前开笑脸。”

革命的激情洋溢在他的整个身心。

——闹着小情绪,他跌跌撞撞地成长

然而,生活的轨道并不总是那么流畅。

部队的生活,歌曲少不了,甚至摄影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摄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可是,这首歌,顾棣唱得心里一万个不舒服。

1944年12月,摄影训练班开学,顾棣发现自己有点特别。其他学员都是从各军分区战斗部队选送来的,翌年春结业时都回到原来的部队,从事摄影工作,而他被安排学习洗印技术,后来甚至根据指示留在了后方,从事底片档案工作,“实际上摄影成了我的副业”。

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充斥在他的日记里,毫无掩饰——

1945年1月23日:“摄影训练队要实习……我因被沙主任带到群英会工作,不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实习拍照,心里不大痛快。对摄影训练队,我既羡慕又忌妒……”

1945年2月16日:“我何时才能有一架自己专用的相机呀?……搞摄影的没有相机,和战士没有枪一样,怎么打仗?”

1946年4月12日:“若是长期搞下去,精神上根本也没有这种准备。十几岁的小孩,岂能束缚在这种工作上?”

1946年6月18日:“……中午时候,偶然听到杨森、红枫要到联大学习的消息,心里一惊,差点窒息过去。半个月前我多次要求到市中或察哈尔中学上学,沙主任说画报社工作忙,离不开,可现在一下就走两人,工作就能离开吗?”

面对这个“火药桶”,沙飞苦口婆心:你只有十七八岁,身体素质和工作经验都不具备上战场的条件。再说了,画报社积存了整个晋察冀八年抗日战争的原版摄影底片数万张,它们的主人,有的刚刚上交底片,就匆忙地奔向前线,结果就不幸牺牲了,何况还有八位战士为了保存这些底片献出了生命。它们是边区军民八年浴血抗战的真实记录,是无数革命先烈血汗的结晶,历史不会重来,没有相同的第二份,是珍贵的革命斗争史料。你从小参加革命,又出生在革命老区的革命家庭,政治上可靠。这是命令!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有如醍醐灌顶。顾棣放下“小我”,长大成人。1948年1月12日,他在给好友黎呐的信里写道:“我相信在明年(旧历)咱们再重逢的时候,你就再不会叫我顾棣,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新’字。”

他一心扑在这些底片上,寻找资料整理的基本规律。偶尔情绪上有所反复,立马就开展自我批评:“你坐在房子里不受风吹雨打地整理一下东西还有什么委屈吗?”

伴随着这些底片,他和战友历经磨难。1946年11月29日,晋察冀画报社从张家口撤退到阜平县花沟掌村,老乡准备着午饭,临时有事,就离开了灶台,结果旁边的柴火被引着了,碰巧大风乍起,火顺风势,顿时火焰冲天。

顾棣正在写日记,按照计划,就要跟大家出去打柴了,写到哪里就算哪里吧。忽然听见嗡嗡响,难道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有消息说,上午敌机扫射,打伤了三个人,还有一头猪、一只驴。

出门一瞧,傻眼了。

底片!底片!

“就冲了上去,哎呀,都是烟,鼻子喘不过气来,赶紧搬底片,行李都顾不上。总算搬完了,火更大了,都到不了房子跟前。”往事历历在目,回望起来也是心有余悸:假如早一点出发去打柴了呢?“越想越可怕”。

顾棣说,和他并肩抢救底片的战友必须铭记:方弘、吴群、潘力模……

1948年6月,在平山孟岭,突遭空袭,炸弹在发威,机枪在狂扫,底片面临毁灭的威胁。顾棣和战友李文芳、刘克己冒着生命危险将底片搬入预先挖好的地洞里,收拾妥当,再来考虑个人安危。幸好他们所在的位置不是敌人的目标,“否则我们三人必当烈士无疑”。

他慢慢地进入角色,开动脑筋,和同仁一道摸索,改进保管底片的方法和工具。例如,让杨柳木做的保管箱“下岗”,换成了喷了漆的铁皮箱;为了延长寿命,把重要的底片都翻了一两份副版,规定放大8吋以下的照片,一律用副版替代;又把全部底片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将以往冲洗不好、保管不善、被弄脏了的底片取出,一一漂洗干净,重新整理登记……

“我决心做一个资料工作专家,我把这一工作看成一种事业,终身为这一工作努力奋斗,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套科学完整的理论出来。”1951年1月7日,他在日记里许下诺言。

——他成了“打假”斗士

陪伴着这些底片,顾棣跨入了新中国。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底片至今躺在解放军画报社的资料室里,发挥着光与热。

他的功绩如何计算?恐怕无法精准地衡量。《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司苏实搜集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历史记载可以视为反证:1947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有大量保存七年多的底片、照片全部掉进黄河,无力回天;日本投降前夕,张爱萍将军把40多张底片交给地下工作者带到上海出版画册,在扬州附近渡江时,遇到敌人搜索,底片扔入长江杳无音信;抗大成立三周年时,石少华在延安举办过一次图片展览,共160余幅珍贵图片,有人将底片用铁盒装着随身携带,一次过封锁线时,战马在炮火中受惊跑了,马背上的铁盒子连同衣物消失得无影无踪……

顾棣以生命为掩护,郑重地提交了“答卷”。

他要做点自己的事了。一生受到过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四位摄影大师耳提面命的顾棣,整理过的数万张底片,都是“老师”,所以他拥有良好的条件自己从事创作。其实,即便是为底片保管工作所累,他也见缝插针,不时地拿出一些作品:1947年1月,联合国向晋察冀解放区空投救灾物资,整个现场就他一个人拿着相机,至今侥幸地保存了7张绝版小样片,让这段历史有了影像的依凭。

1958年,从北京转业到山西,顾棣逃离了那些底片的“羁绊”,放开了手脚,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尚小云在太原指导徒弟学戏的情景,他定格在镜头里,生动而亲切,尚家后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看到这些照片,激动难抑,连呼“好!太好了!”

还有,周恩来接见郭兰英,邓颖超漫步乡间小路,朱德在发表演说,郭凤莲在庄稼地劳作,田华看望老房东,这些场景一一被他的镜头激活。他还自编《初学摄影四字经》,普及摄影基础知识:“……一张照片,画面有限,突出什么,需要挑选。取景构图,并无公式,根据情况,适当处理。基本原则,突出主题,宾主分明,均衡统一。联系呼应,合理布局,弃繁就简,干净利索。杂乱景物,不吝斧劈,画面和谐,线条优美……”

但事实让他无法潇洒地转身,那些底片的魂魄萦绕在他的身旁,历久不散。

战争年代,炮火连天,条件所限,工作上难免有头无尾。一些摄影战士从前线匆匆赶来,把底片交给顾棣和其他同事,“马虎地把底片放在一起,套子外面写上一个总标题就算完事大吉”,随即就重新上路了。

和平时期,这些照片逐步重见天日,价值越发凸显。但往往与照片有关的信息不够完整,“主人”是谁,何时拍摄,拍摄的地点在哪里,内容是什么,成了“悬案”。有的以讹传讹,有的胡编乱造,有的人浑水摸鱼,跳出来将不是自己的作品归至名下,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司苏实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翻阅了顾棣亲手整理登记的抗战时期资料册。他发现不止一处“笔仗”的痕迹,内容包括这张照片为某某所摄而不是某某所摄,有的还不惜恶语相向,试图以这般的方式赢得“上风”。但是,这样的“上风”堪称“歪风”,顾棣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旁边写下警语:“这是×××同志的作品,不许他人随意强夺!顾棣声明。”

他难掩内心的痛苦,因为中国解放区摄影史在他那里有千钧重,“是中国摄影史上最光荣、最伟大、最辉煌、最崇高、最神圣、最震撼人心,最富有革命性、战斗性和思想目标最统一,也是最纯、最真、最善、最美的阶段”,“没有杂色污染,没有团伙帮派,没有大奖红包,没有版权名利之争,没有金钱诱惑”,他连续用了12个“最”和5个“没有”来抒发他油然而生的敬仰之情,岂能这般轻易地玷污?

他果敢地“应战”,维护着基本的正道与原则。

底气源于自己是个有心人。他12岁就开始写日记和笔记,至今已经写了三百多本,字数达上千万字,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成为核实底片准确信息的有力依据。

万般无奈,他怒不可遏,恢复了“战士”的气概,对肆意篡改的行为展开严厉的声讨。

1999年7月中旬,顾棣前往江西出差,在宾馆的书店看到了上下两册的《老满洲》图片集,封面上注明是“伪满洲老照片私藏版系列,最新发现1000幅绝版遗珍首次面世”。他毫不犹豫花了42.8元买了下来。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上当了,买到了“伪劣产品”。在这套书里,解放区、八路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照片摇身一变,成了东北抗日武装的照片,日寇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暴行生生被拉扯到东北伪满地区。

更让顾棣纳闷的是,书里收录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几十幅珍贵照片,由沙飞把底片交到他的手里,他进行了分类整理,保管了十几年,再转交给了继任者,“从未离开过底片资料库,不知怎么忽然又在东北新发现?”

 他命笔写下《两本<老满洲>让我吃三惊》的长文,直指这套书的编者明目张胆、偷天换日,对上百处疑点逐一进行了评述,亮出证据,有的甚至举出三个正例,以不可辩驳的力度加以澄清。

 譬如,一张照片上有两个儿童团员正在站岗放哨,手持红缨枪,浑身的稚气,一脸的神气。这是石少华的代表作,拍摄于冀中平原,“活灵活现地塑造了解放区儿童团的典型形象”。但《老满洲》的编者移花接木,硬是把拍摄地点从“冀中”置换成了“东北”,强行地“为我所用”。

 这等于是向顾棣的历史记忆发起“挑衅”。不过,他没有谩骂与嘲讽,而是翻开日记本,冷静地说理,一剑封喉:“这幅作品,我于1947年夏在晋察冀画报社驻地冀西阜平县花沟掌村与赵启贤一起分类整理,底片编号为G317—48,6×4.5规格黑白底片,现收藏在北京解放军画报社,新华社、军博都有复制版保存。”

 《老满洲》的编者哑口无言,低头致歉。

 他的日记本应该感到骄傲。然而,也有“失手”之时。

 有一张名为《休息时间看新闻展览图片》的照片,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的档案上注明作者是杜铁柯。顾棣当时的日记提供了佐证,上边赫然地写着:“杜铁柯送来七张底片:……7、《休息时间看新闻展览图片》。”

 但杜铁柯就是不肯对号入座,否认这是他的作品,并列举了多条理由,结论是底片可能是他替别人送的,一时疏忽,“张冠李戴”。

 顾棣日记的“权威”有所动摇。但是他乐观其成,在给杜铁柯去信时,他赞誉道:“您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历史、对作者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十分钦敬。”

 “顾棣一直在竭己之力完成中国战争摄影史的梳理,2009年,出版两卷《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用完整坚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为中国摄影留下一部严谨、翔实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断代史,成为前无古人的扛鼎之作。这也使他由一名摄影史料的保护者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完整保存了战争年代革命摄影的数万张底片及相关文献资料。他是当之无愧的‘摄影历史档案的保护神和纪录人’。”2012年5月,顾棣问鼎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授奖词如是说。在现场,他穿着一件特地买来的大红外套,笑吟吟地领受全体摄影人的敬意。

 红,是他的人生底色。他呵护着一段红色的历史,他又以这样的方式步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