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老校长陈垣：以书斋做战场以纸笔做刀枪，留在北平抗日

北平临近解放,他决定不走。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接他南下,他都想尽办法拒绝。当时飞机只能白天飞,第三次飞机来的时候,他躲起来了。飞机到晚上当然就不可能再降落了,所以这样他就留了下来。当时他对共产党还没有什么认识,主要就是留下来看看新局面,因为他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了。

纵论北师大老校长陈垣教授的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他是一位大史学家。被公认为是世界级学者,上世纪20年代与王国维齐名,30年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第二,他是一位大教育家。从教时间74年,从18岁开始一直到去世,其中担任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目前也是绝后的。 第三,他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为什么他在学术、教育方面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应该说,爱国主义是基本动力。

陈垣校长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出生在广东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换算成公历就是1880年的11月12日。6岁前,他一直生活在新会石头乡。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对他影响甚大。陈垣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创业者是他的祖父陈海学。陈垣是家中的长子。1885年,父亲陈维启带着5岁的陈垣从新会到广州。一年后,陈垣便进入私塾学习。

当时的私塾,经过启蒙阶段后,就是学习“四书”“五经”。陈垣12岁的时候,偶然在私塾老师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他后来回忆:“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第二年,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大开后,他不满足于只学习儒家经典,而是广泛阅读所能看到的书,尤其是史籍。

14岁时,广州发生大疫,学馆解散,陈垣曾回忆道:“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看了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当时有些长辈认为他读四书五经以外的“杂书”是不务正业,父亲陈维启力排众议,支持他买书、读书。陈垣多年后在家书中深情回忆说:“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

他16岁那年,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了家里100多两银子,又花8两银子买《四库全书总目》,花7两银子买《十三经注疏》,花13两银子买 《皇清经解》等。父亲陈维启别号励耘,陈垣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励耘书屋”,刻的书名为《励耘书屋丛刻》,并且交代后代可继续将书斋名为励耘书屋,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怀念。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家里为陈垣买了一个监生资格,使他可以跳过童试阶段,直接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陈垣那年17岁,从广东只身来到北京。陈垣踌躇满志,考试时放笔为文。考完试出来,一位老翰林就问他考得怎么样?陈垣很得意,自认为必中无疑。结果榜单公布,名落孙山,这对陈垣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近半个世纪以后,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榜发下第。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冽,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之际,一位老翰林指点他:“你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次也不会中举。”这话深深刺激了他———“虽感其厚意,然颇以为耻”。

回到广州后,他开始一面用心学八股,一面教书。当时还没有新式的小学,18岁的他就当蒙馆老师,用教书收入来维持生活,再也不要家庭供养。同时,他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十科乡试、会试中式的试卷买来全读了一遍,“取其学有根柢,与己性相近者”,反复筛选,“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技粗成”。

就这样过了两年,他小试牛刀,参加县试、府试,中了秀才,得了一个廪生的资格。后来陈垣填写学历的时候,他都写的是前清廪生。同年,他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的补试,这次考试前曾有一位姓甄的广东同乡请他代考,他想自己写作快,便答应下来。考试时,他写了两篇文章,给了同乡一篇。谁想到发榜之日,同乡因他代作的文章而中了举人,自己却又一次落败。他后来回忆:给别人写的那篇文章,根本没下功夫,非常普通;而自己的文章却是动了脑筋,下了功夫,但因思想独特,不合考官口味。自此,陈垣放弃参加科举的仕进之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过这两年的功夫也没白费,他认为“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从弃政从学到抗战爆发,也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垣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中心点就是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他们之间能长期维持密切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目标。

1929年傅斯年刚从国外回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陈垣先生。傅在信里面说,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所谓“典型”,就是欧洲汉学方面有一些杰出的学者,对比之下,就感觉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特别惭愧。他又说,“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这主要是指斯坦因跟伯希和。他说,“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因为伯希和等人在法国巴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不能容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改变这种研究中国学问的中心在欧洲的状况,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紧接着他又说,幸好我在国外就感觉到因为中国有两个人,所以外国学者不敢轻视我们,而且“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傅在信里提的两个人是谁呢?他写道:“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溯于后。”前者指王国维先生,他扬名于日本,后者就是陈垣先生,他一直在北平。

谈到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还要提及陈寅恪先生。也是在1929年,他写了一首诗,就是己巳年给北大的史学系毕业生一个赠言。开头就讲:“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当时形成一种风气,中国人要学中国史不在中国学,而是要到日本去学。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感到非常惭愧,所以他后面就说“要待诸君洗斯耻”,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将来一定要把这种耻辱清洗掉。

陈垣先生与胡适关于汉学中心的讨论就更多了。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陈垣对他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西京就是日本的京都,两个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这三个人都是尖端的人物,他们和陈垣先生一样,都有这么一种共同的想法,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是要激励和培养青年一代,就像陈寅恪先生讲的“要待诸君洗斯耻”。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就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顾颉刚、傅斯年都是他的学生,而顾只比胡小两岁,傅只比胡小五岁。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傅斯年在北大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

陈垣先生当时在许多大学任教,从很多当年的学生对他回忆可以看到他是怎样激励和培养学生的。

1922年,陈垣先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当时国学门的一个学生郑天挺,后来成了著名的明清史学家。他在1980年曾回忆道,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院举行恳谈会,陈老师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郑先生说:“这几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一直到今天(1980年),我还经常喜欢说我们要努力,要使中国学问的研究水平走在世界水平前沿。我讲这个话实际上就是重申陈老师对我的遗教。”

1928年,陈垣先生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所长,当时国学研究所的一个学生叫翁独健。他回忆说:“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而且正是因为受到老师的启发,因为中国的元史研究比较薄弱,所以我才开始研究元史。”后来他果然就成为中国元史很有名的一个专家,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元史学者。

1929年,陈垣先生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的主任,他当年的学生柴德赓,1959年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他经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的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所以他就更加努力钻研。”后来柴德赓继承了陈垣先生的学术,在历史学和教学上都有很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除了占领东北以外,步步进逼华北,日本军队就在通县打炮练习。通县离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不算太远,所以当时日本兵在通县练习的炮火声他们在北大上课都听得见。那个时候陈垣先生在北大兼职教课,有学生就请他就时局发表意见。他的学生朱海涛后来回忆,陈垣先生当时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从1922年到1933年的11年中,陈垣先生在不同的学校跟不同的学生都反复强调,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并且对他们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老师们当然更要率先垂范,创作出有世界水平的学术著作来。陈垣先生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的许多著作,确实达到了很高水平,为他赢得了世界级学者的声誉。这些著作有许多发表在胡适主持的北京大学 《国学季刊》和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迁,大批师生南下。当时陈垣先生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1945年9月3日,日本向中国投降的第二天,辅仁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陈垣先生说:“辅仁大学已有8年没有举行开学典礼,因为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不能唱,甚至说话也要受到限制。日本占领徐州时,强迫各个学校都要庆祝,挂出伪满的旗,所以干脆就不举行开学典礼和不举行升旗。”当初为什么他不离开北平呢?

一个原因是辅仁大学是德国教会办的,并没有南迁的打算,陈垣先生如果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学的师生,只身离开北平。他是一位学者,离开了他的大批图书就无法进行工作。离不开辅仁大学,离不开他北平的书籍,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虽然自己没有离开北平,但他对想要离开北平的人,他的朋友、晚辈等,是很支持的。

陈垣先生留在北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留在北平。留在北平做什么?他为什么坚信自己要留在北平,而且要做很多事情,这要有坚定的信念。什么信念?

陈垣先生坚信日本的侵略肯定是要失败的。他在抗战时期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既是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战斗的著作。有一本书叫《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他说:“自永嘉(西晋的一个年号)以来,河北已经被外族侵占很久了,但为什么最后中国会恢复呢?中国的人口还越来越多呢?就是千百年来先民艰苦培养而成的这么一种民心。”当时他只能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来比喻抗日战争,因为民族斗争也是有是非之分的,也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是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这是第一点,他坚信侵略者是不能长久的。

另外,需要考虑到现实。沦陷区的人民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包括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跑到后方。沦陷区需要有人坚持正气。陈垣先生认为自己应该是在沦陷区坚持正气的人。陈垣先生能留在沦陷的北平,因为有一套理论、一套信念在支持着他。他留在北平就是要树立起一面旗帜。当时他有两句话叫“正人心、端士习”,“正人心”就是端正人心,“端士习”,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指知识分子。他要教育青年,劝告友人一定要保持民族气节。

抗战时期陈垣先生在沦陷区的北平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维持辅仁大学;第二件事,教育学生;第三件事,以书斋做战场,用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当时形势险恶,做这三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件事,举一个例子。1943年,日本一个有名的杂志《东洋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近日北京学界》。文章作者一方面讲,陈垣先生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超人的活跃”,而且他的一些学生追随他形成一种学风,非常壮观。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说:“辅仁近日遭到厄运,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失踪了(沈是当时国民党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失踪”是躲避日本军警拘捕)。”文章接着写道:“今后甚希望陈垣等之自重。”很明显,这是在幸灾乐祸之中带有恐吓之意。

辅仁大学从1923年筹办时开始,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派人、支持经费。到了1933年,本笃会经费出现了问题,不能继续下去了。教皇就委托德国的圣言会来接办辅仁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很多大学南迁。在沦陷区的北平,唯有两所大学的学历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承认,一个是燕京大学,美国教会办的,另一个就是辅仁大学,德国教会办的。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美日宣战,燕京大学也办不下去了。这以后的北平,只有辅仁大学一个学校能够继续办下去。这时学生有3000多人,是辅仁大学的鼎盛时期。学校主要的校务由教会代表、即校务长来主持。但是作为学校,需要有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陈垣校长。如果没有陈垣校长,学生不会来,老师也召集不起来。陈垣校长要把辅仁这个阵地维持下来。辅仁大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设在辅仁大学,当时有人说辅仁是抗日堡垒。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斗争,都为抗日尽力。

第二件事,维持辅仁,是要利用这个阵地来教育学生,教育包括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教师。在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利用一切场合教育学生。1942年4月份,已经是抗战第五个年头,辅仁每年有返校节,返校节照例开运动会。陈垣校长就在运动会上讲话,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么,我给大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开运动会?《礼记》有一篇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让子路去把门,宣布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运动会:第一种是败军之将,不能很好保卫国家的;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这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所以孔子宣布第一条有人走掉,第二条又有好多人走掉,第三条又有人灰溜溜走掉了。陈垣校长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警告当时在场的汉奸,教育学生把气节放在第一位。

陈垣校长也通过上课激励学生。有一天他讲课,讲全祖望和另一位著名学者杭世骏讨论刘豫墓在什么地方。刘豫是金灭北宋后,扶植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头。刘豫在北宋时做过济南知府,有人说刘豫的墓在济南,有的人说刘豫的墓在他的老家。但是陈垣说刘豫的墓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豫的后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刘豫的子孙,但是他却说自己先世不明。所以,陈垣校长说,一个人连自己的后人都不认他的话,这个人真是遗臭万年了。这也是对汉奸的警告。当时,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是要冒风险的,但因为陈垣校长的声望,日本人也不便明目张胆地找他麻烦。

第三件事,他以书斋做战场,以纸笔做刀枪。抗战八年,陈垣校长一共写了七本有战斗性的著作,是他一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这些书里面都是借着讲宗教、讲历史,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这个“当政”就是不好好抵抗日本侵略,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的当权者。

这些著作不但在当时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还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一再重印。原因就在于他的这些书都是经过广泛收集材料、经过严格考证写出来的,是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有针对性的著作。这就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符合历史真实的著作,在反侵略战争中才是最有战斗力的著作,也才能成为不朽的著作。

陈垣先生的晚年事迹,有六件事值得一书。

第一件是,《通鉴胡注表微》完成之日,就是陈垣先生进入晚年之时。《表微》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在家书中不断地讲“将军老矣”,写完《表微》以后要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要等胡适从美国回来,看看能不能对自己有一些启发。1946年陈垣先生跟胡适见面了,见面以后始终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新的题目出来,也没有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表微》完成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是老年了,而且他确实也老了。

抗战八年陈垣先生写了七部著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原来他对抗战的胜利抱很大的希望,希望能有一个改变,但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可以形容他“身心皆疲”,身体和心理都疲惫了。从1946年到1949年这3年间他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把在抗战期间写的有关中国佛教史籍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整理、发表,后来到1955年把它们结集成书,名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第二件是,北平临近解放,他决定不走。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接他南下,他都想尽办法拒绝。当时飞机只能白天飞,第三次飞机来的时候,他躲起来了。飞机到晚上当然就不可能再降落了,所以这样他就留了下来。当时他对共产党还没有什么认识,主要就是留下来看看新局面,因为他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了。

第三件是,学习到新的理论。解放前可以说他没有接触过任何与共产党、马列主义有关的东西,解放以后就开始接触了一些新的理论。有几部书对他的影响很大,一部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让抄书先生把《毛泽东选集》的重要文章和《西行漫记》用大字抄下来,现在还可以看到他在这些抄本中打的符号。而且他认为这些理论解决了他在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四件是,1951年夏天的时候他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他已经71岁了,留着很长的胡子,拄着拐棍。这次参加土改是到四川的巴县,现在属于重庆,他担任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的团长。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觉得收获非常大,因为亲眼看见了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就是一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压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如果不把这种制度打倒,中国不可能富强。另外就是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碑刻,碑上说的跟农民的控诉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他联想到过去他也利用过很多碑刻的材料来研究历史,现在认识到应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

第五件是,土改回来后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现在接触到新的社会、新的道理了,中间有比较大的差距,怎么来改造自己、适应新的理论、新的形势。现在看,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检查是“左”的,是过头的。但是这跟当时整个党的领导思想有关系。这些知识分子当时确实在思想上感觉到自己应该要改变,这种感觉是很真诚的。

第六件是,1956年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他有些想法。因为向科学进军应该有新的著作出来,他对于过去自己的那些著作看法已经有所不同了,自己想要用新的理论来进行历史研究,但是也觉得力不从心。怎么办呢?他要“退隐”,就是退休。这个退休不是不做事情,而是想摆脱一些事务,因为他当时担任校长,想把行政事务推掉,学一些新的理论,能再写一两部书,这一辈子的任务就完成了。陈垣先生过去发表的著作从来都没有一部是在正式出版社里出版的。有的是整篇发表在杂志上,有的是自己用木板刻印的,名为《励耘书屋丛刻》。从1956年以后,陆陆续续总共整理了10部,都是由中华书局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他参加了历史学科12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他第一次感受到,不光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要有计划、用集体的力量去完成。

1956年,陈垣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在文章中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参加到共产党的行列。到了1958年他就正式提出了入党要求,后来在1959年1月被批准入党。陈垣先生在入党以后确实是按照党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1961年,北京辽塔出了佛牙舍利,就是释迦牟尼的牙齿,这个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中国佛协两次把佛牙送到了缅甸和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去供奉。但是这个佛牙怎么流传到了中国?什么时候流传到的中国?大概是公元5世纪,但发现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了。其中在中国境内有一段找不到记载了,陈垣先生就花了很大功夫把这段历史串联起来,为这个佛牙的来历做了一个考证,也是为佛牙出国做一点贡献。还有一件事就是《五代史》的整理工作,这是在1961年2月。陈垣先生正式承担了新旧两部《五代史》的标点任务,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陈垣先生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他在北京生活了大半生,没有买过房子,都是租房或住学校提供的宿舍。他的积蓄主要是用来购买书籍和文物。他买书主要以做学问为主,史部书籍齐全,大型丛书不少,宗教史书籍较多,包括大藏经和道藏。文物主要是学者的书画、信札和手稿。“文革”开始,陈垣先生已是86岁高龄,环境和身体状况都不容许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老人热爱祖国,这时他认为最后的报国之道就是把他一生珍藏的书籍、文物以及积蓄全部献给国家,并一再表达了这种愿望。

陈垣先生于1971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91岁。家属遵照遗愿,将他的全部藏书、文物以及4万元稿费交出。藏书和大部分文物由北师大接收,整整拉了4大卡车,另有240件套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首都博物馆前身)接收,4万元稿费作为党费交与北师大党委。1972年,北图善本部又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意见,从家属手里收存了陈垣先生的主要手稿。

后来听说是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又将原交与北师大的44163册/件图书资料,4箱文物,807块书板,25箱报纸,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陈垣先生一生珍藏的图书、文物、手稿由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博物馆收藏,并在2004年补发了一张荣誉证书。这是很好的归宿,但是怎样把它们保管好,利用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只有这样,才不辜负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对祖国的一片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