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山里的“三线人” 已把他乡作故乡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退休职工李年风展示自己退休时工厂发的纪念搪瓷杯。

春节期间，重庆永川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还承担着部分军工生产任务，四六六厂大门紧闭，外人依然不能随意进入。

退休工人李年风的家里，有一只白身蓝盖的搪瓷杯，杯体上印着“光荣退休国营四六六厂工会赠”的字样。这些年，家里的老物件渐渐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风手里，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浓茶，摆在客厅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四六六厂的另一个名字——“跃进机械厂”。

这是一家“三线工厂”。1965年，基于国防战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一线”，而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就是“三线”。400多万人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三线人”的命运，在工厂交汇与融合。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古稀，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早已回归为柴米油盐。而在山城重庆，当年“三线”的繁荣景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要过年了，李年风家的大门早早地挂上了福字，客厅被收拾一新。桌上摆上了砂糖柑，阳台上也挂上了过年的腊味。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由于工作繁忙，都未归家。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

李年风和妻子还生活在永川，“住习惯了，就不挪窝了。”李年风从跃进厂退休后，被永川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他是江西井冈山人，1961年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工作；10年后，被调往重庆永川跃进机械厂。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长禄也来到这里。

他回忆，196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那天放学后，所有的学生都被留在大礼堂，大家围成一团，班主任拿着一份名单，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通知。

“李长禄，去四川！”他的去处，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清平机械厂。

这个1500公里以外的县城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李长禄的眼前。彼时，李长禄刚刚从一所技工学校提前毕业。

名单念完，李长禄才知道，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线工厂。“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

那一年，李长禄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已经60岁，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见肘。突如其来的分配消息，让一家人喜忧参半——“好人好马上三线”，能去支援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耀；但山高水远，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江水鳞鳞，木板吱呀。李长禄和一帮技校学生一道一路向西，从上海来到重庆。船离上海越来越远，睡在甲板上的李长禄抬头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这么多山啊！”偶尔，他脑海里也闪过一丝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那时候有个口号，叫‘站出来让党挑选’。”年近80岁的李长禄语气平静。

眼前的跃进厂，门口的油罐早已弃用，油罐上布满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厂房仓库，曾经气派的五楼宿舍里，空房间越来越多。

但李年风这些老“三线人”，还会时常想起当年的集体生活。

每天清晨，苏式的红砖宿舍外开始热闹起来。公用水池边，刷牙、洗脸、洗痰盂、洗拖把，三线职工的一天从水池的哗啦声中开始。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厂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夕阳落下，宿舍墙外如早上一般热闹起来，吃过晚饭后，换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里拉拉家常、洗洗涮涮。这个距离上海两千公里的西南小镇上，无数的“三线人”命运在此交汇。

和动辄上万人的“二汽”、“攀钢”相比，千余人的跃进厂只是一个小厂，主要负责生产军用船舶柴油机零件。

即便如此，工厂内，澡堂、宿舍楼、食堂、医院、子弟校、水厂纷纷配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与厂区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线厂的工人衣食无忧，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向厂里求助——跃进厂职工唐治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左右，厂里就有30多辆货车，遇到接待任务时，永川地方政府常常向厂里借车。

“当年有清华、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跃进厂，那时候真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厂里挤啊。”同样来自上海的职工袁联毅回忆。

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而在墙内，上海人讲上海话，重庆人讲重庆话，神奇的是，沟通毫无问题。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大部分上海人还是和上海人交往，和当地人相处，总感觉了解不够深，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忆，有些上海女孩宁可选择年纪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会和适龄的重庆男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想着，将来要回上海的。”

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女儿离开永川前往上海读小学，上海老师惊讶于小女孩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你不是从重庆来的吗？为什么一口上海话？”

厂里人把去厂外叫做“上街”，但“我们一般不去街上，那时候街上真是什么都没有呀，厂里就是个小社会。”徐莉玲笑着说，“在重庆这么多年，一句重庆话都没学会，说上海话都习惯了。”

安稳的日子，是从20年前开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工企业，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很多军工企业都走上了转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场，“军转民”的政策下达到每个三线企业。

转型道路并不顺利。1990年代初，跃进厂开始研发民用商品，厂里出现了一些和船舶工业无关的民用产品——舞厅镭射灯、节油器，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研发周期慢，新产品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纷纷遭遇了失败。

一些人想到离开。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儿’”。用当时的副厂长李年风的话来说，“原先是铁饭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1988年后，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外面走。”李年风摇摇头，“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并不希望他们走，一个厂，人就这么越来越少。”

然而，想要直接调回上海并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选择“曲线救国”。

80年代，袁联毅和徐莉玲申请调往合肥一工厂。“那时候坐火车，重庆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个小时。”徐莉玲想起当年的决定，“一家人离上海近一点也好嘛。”

2001年，袁联毅又从合肥调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线建设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还未到退休年龄的李长禄主动退休，“要配合国家安排。”

他带着妻子和每月2000余元工资，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厂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居住。

他的户口随着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多年未能回归上海。由于户口问题，儿子只得回永川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后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看着房价水涨船高，2014年，李长禄动用老屋的动迁款，和儿子凑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没户口也要有个家，咬咬牙就买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联毅夫妻，每年都要参加一场“三线聚会”，偶尔和当初要好的几位同事单独约见，相约吃个火锅，叙叙旧。“以前在重庆不怎么吃辣；现在回了上海，反而心里念着辣椒。”现在，袁联毅一家人偶尔下馆子，专挑热辣的重庆火锅，袅袅热气中回忆着三线往事。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

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去年彻底退休后，李年风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厂里组织返乡上海的老员工们回厂聚会时，李年风自愿做讲解员。

尽管家和跃进厂仅一街之隔，但他很少回厂走动了，“怕打扰年轻人工作”；偶尔，李年风会前往离家不远的厂里的老年活动室，去看看报，遇到老同事聊聊天，聊聊厂里近况。

实际上，老厂房拆除已进入倒计时。近几年，占地1000多亩的三线厂房正被逐一拆除，跃进厂被兼并到永川的另一同类三线工厂内，几百名员工将搬到别处工作。

此前，重庆的二十余家船舶类三线工厂中，已有多家被兼并重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工厂逐渐衰落，曾经的工厂福利部门甚至成为累赘，只得转交给地方政府。唐治君提起曾经的工厂医院，交由地方政府接收时，工厂还拿出一笔几十万的“转让费”，“因为接纳医院里的职工，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人力负担。”当年的三线子弟小学也改为地方小学，曾经的老教师从企业身份改为事业单位身份，学校改名换姓，看不出来当年的三线痕迹。

临近年关，厂里安静，1980年代曾花费1000多万购买的机械设备看起来显得笨重，年轻的工人都在新引进的数控设备上忙活。唐治君回忆，许多年前，厂里的年轻人也在这干着同样的活儿，甚至连穿的厂服都是一样——同样的蓝色，胸口用红线绣上自己的名字-不过现在，心境大不相同。

现在，一线工人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技校毕业来厂里寻求生计，月薪2800元左右。就算在这座小城里，也显得有些微薄。

只是，对“老职工”们来说，三线记忆还会不经意间涌入心头。

看着街上花花绿绿的广场舞队伍，李长禄还会想起厂里的那间小舞厅。

八十年代流行迪斯科，跃进厂腾出一个15平米的小礼堂，搁一台收音机，音乐响起，一群满身热血的年轻人，跳起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