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编词典只为一个承诺 他说能为国家做点事就算没白活
车洪才老人收到词典展开笑颜
面对三扇没有门牌号的防盗门,记者有点蒙了:哪个是车洪才的家呢?为了一个承诺能够把一本词典编了36年的他,一定是个沉静得让时光都变朴素的人吧!于是,记者敲响了那扇最古老的门——黄色的木门,外面装了铁质防盗网,典型的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
“哎,来了——”是车洪才妻子的声音,记者之前联系采访就是她接的电话。电话里,她婉拒了采访。因为车洪才正忙着为《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下文称普汉词典)做最后的校对,而且已经接受过几次采访,她担心他吃不消。但车洪才最终应允了,为了这事,夫妻俩还拌了几句嘴。
经过略显昏暗的过道,记者见到了78岁的车洪才,他正要从沙发上起身迎客。银发、助听器、额间有老年斑,但手指修长白皙;他穿着西服,20年前的料子和款式,一如家中的装饰布置,那种亲切感熨帖人心。
30多个卡片箱子编辑本段
车洪才花36年编普汉词典的事,有媒体在报道时说,“国家任务国家忘了,老教授没忘”。对这个说法,一落座,老两口就赶紧澄清:“有人说国家忘了,怎么能叫忘了呢?都写进计划里了!”
老两口提到的“计划”,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中,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汉词典。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普什图族的语言,与波斯语同为阿富汗官方语言。1978年,商务印书馆承接了出版普汉词典的任务,并把编写工作交给了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他曾于1959年被外交部选派去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毕业证书如今还珍藏在书柜最深处。
起初,车洪才有信心两三年内就完成这项任务。他找来了自己以前的学生宋强民当助手,老同学张敏也配合一起编写。因为没有任何经费,干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一台从电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印刷厂下脚料切成的13×10厘米的卡片,还有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作为蓝本……俄语翻译导致不少词汇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为了让释义尽可能准确,他又找来普什图语原文、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等多种版本的词典互校。
虽然困难重重,但编写工作进展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车洪才编撰,宋强民抄卡片,卡片很多,边做边装箱。到1981年,他们已经整理了10万张卡片,足足装了30多个卡片箱子。
有一天,院领导突然找车洪才谈话,让他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不得已,车洪才只能把手头上的活儿先放一放。临走前,他将那30多个装满普什图语卡片的箱子锁在了外语系的办公室里。
车洪才调研回来已是1984年春节。过完年,他又开始奉命筹办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函授教育。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车洪才现在说起来都很心痛。筹办函授教育不久,外语系的办公室进行了装修,车洪才路过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箱子被挪到了水房,工人们把卡片拿出来铺在地上睡觉,还有一些卡片落在了楼下的水泥地上。由于前一天刚下过雨,卡片上沾满了泥土和雨水,字都浸得模糊了。车洪才又心疼又生气,赶忙捡起卡片。从那以后,卡片就落户到了他家里。
函授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后,1989年,车洪才又被外交部借调,先后派驻巴基斯坦、阿富汗大使馆。2000年,已到退休年龄的他又被学校返聘,培养普什图语本科生。
“这本词典肯定是要出的”编辑本段
2008年,72岁的车洪才终于不再教书了,他叫上张敏开始继续普汉词典的编写(宋强民于2000年去世)。
其实,之前的20多年里,车洪才编词典的工作一直没停——只要能腾出时间,他就会继续收集词条、制作卡片;而他谢绝驻巴基斯坦大使挽留,同意借调到阿富汗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词典。
词典要出版,先要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由于没有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只能先输入中文,打印后,再用打字机把普什图语补上去。后来,有了波斯语软件,波斯语有32个字母,比普什图语少8个。他就用波斯语打,再补上缺失的部分。直到2003年,一个阿富汗人发布了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终于不用一次次倒手了。但刚开始使用不太熟练,每次他低着头、背着手、叹着气走出房间,妻子就知道准又出问题了。慢慢地,车洪才摸索出了门道,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电脑高手。
2009年,军事谊文出版社找到车洪才,他们计划出版20种非通用语种词典,其中就包括3本普什图语词典。听说车洪才正在编,他们提议“把词典按我们的要求改改吧”。车洪才辛苦多年,家人一直担心,词典编出来后不能出版,老人的心血就白费了。儿子儿媳还曾商量,如果出版社不能出,就自己掏钱出。照理说,如今有人找来,一家人都可以松口气了。但面对这个提议,一向温和的车洪才却拒绝了:“这不行,这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前期工作都是人家做的。”
事实上,刚开始编词典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偶尔还会来看看或打个电话,车洪才工作变动后,就再没人和他联系过了。而他忙于工作,也没顾上联系编辑,但他认为:“这本词典肯定是要出的,早就列入国家计划了。”
2012年4月的一天,车洪才带着普汉词典初稿去了商务印书馆。面对这个不速之客,编辑室主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询,才发现组织编写普汉词典的任务确实记录在档。
双方签订了出版协议,词典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一旁的妻子非常激动,车洪才一脸平静,但也难掩兴奋,他对妻子说:“今天咱们出去吃点好的。”
时代变了,他没变编辑本段
在车洪才家,一个用了多年的索尼笔记本电脑可能是最时髦的物件了。妻子对记者开玩笑说:“我不是他老婆,电脑才是他老婆。”
车洪才与妻子1967年结婚,虽然有时也拌嘴,但妻子一直支持他,一双儿女对他也非常理解。每年,车洪才会有一半时间住在厦门的儿子家。每次两地往返,车洪才总要随身携带很多卡片,因为怕丢不敢托运。他的亲戚、朋友、学生,甚至女婿的同事到厦门出差,都会帮忙带卡片。
记者好奇地拿起一张卡片端详了许久:一个普什图词语,下面是注音、词性,最后是释义。普什图语非常复杂,每个字母的上面或下面都有各种圈圈点点,一个圈点的差别就完全是两个字,非常考验眼力。车洪才的妻子心疼地说:“他都做了两次眼科手术了。”
当妻子聊起种种不易时,车洪才就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仿佛那不是在说自己。对于他长达36年的付出、千字80元的低廉稿费,有不少人认为不值,但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就应该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5.2万个词条,大约15万张卡片,200多万字……从开始编词典到出版,36年过去了,时代变了,车洪才却没变。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这本词典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他说:“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影响两三代人。现在物质的东西被提得很露骨,干什么都要讨价还价,在我看来,能为国家做点事,就算没白活。”
与车洪才的理性比,妻子的补充回答则充满了柔情,“人生总有喜怒哀乐,而他一编词典就什么都忘了。就像练功,到了另一个境界——心无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