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张方华：一生甘为人梯，为我国眼科医学事业作出不朽贡献

张方华生前照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在学习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作为北京一所历史悠久的医疗机构，百年同仁，精英云集，这里一代代优秀的医学工作者，用他们的言传身教，积极推动着我国医疗健康事业的蓬勃发展，用他们的辛勤汗水，努力提升着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而在同仁眼科专家魏文斌教授心中，作为我国斜视弱视专业开拓者、同仁斜视弱视专科奠基人的张方华先生，是同仁老一辈专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一生潜心研究而历练求索，博学多才却淡泊致远，一位医者的无私大爱与高尚品德值得后学敬仰。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眼科学家、眼科斜视弱视专业开拓者、同仁眼科眼肌和斜弱视学科奠基人张方华教授因病去世，享年88岁。

那天下午，我应北京医院戴虹主任之邀，为“京医论坛·两岸三地眼科高峰论坛”讲课，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接到了医院干保科秦明照主任的电话，说张方华老先生去世了。

此前，张先生因肺部感染，已经反反复复住了四次院。几天前我开完会后还去病房看过他，他那时已经非常虚弱了。

张先生的手上扎液留下了片片瘀斑，不能碰，碰就疼，神志话语都不清了。看着老人忍受如此痛苦，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多年来身体一直欠佳，张先生早已对生死之事想得通透明白，他也对家属及周围人有所表达，觉得花费那么大精力去抢救一个垂死的生命，未免太不值得。

是的，无论何时，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先生都是那种不愿也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人。

尽管对张先生不佳的身体状况心里已有所预感，但当闻听噩耗之时，我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来到同仁医院工作30年以来，与张先生相交相识的每一幕，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提起他，我心里怀着深情，更有许多的敬仰。

张先生是同仁眼科老一辈专家中少有的，“文革”前就接受过严格研究生教育的老学人。1953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系，曾受教于郭秉宽、何章岑、毕华德、李凤鸣等久负盛名的老一代“眼科大家”，师从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刘家琦教授，从事斜弱视和小儿眼科方面的研究。

1959年，张先生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同仁眼科，在此一直工作了50余年，开创了同仁的眼肌和斜弱视学科，为我国斜视的诊断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有了张先生的存在，同仁眼科斜弱视眼肌专业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一生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承担多项教学工作，培养了孔令媛教授、吴晓教授、卢炜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的眼科人才。自1983年至1990年承担首都医科大学四系本科教学工作以来，他为医疗系和首医分校眼科专业班讲授弱视与斜视、屈光学和眼外伤等课程，并完成进修医师带教及讲课工作，备受学生后辈尊敬，桃李满天下。

张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爱看书，爱总结，善于写文章。与其共事多年，他一直强调两点——

同时，张先生也为斜视专业检测和特殊斜视的手术治疗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为国内斜视手术技术的提高作出了杰出贡献。

张先生是同仁斜弱视和眼肌学科的开创者，带领整个斜弱视专科，在各种疑难斜视诊断和手术方面贡献丰硕。

自创建、主持同仁医院斜弱视、眼肌专业以来，张先生勤敏善察，笔耕不辍，在国内最早报告了多例罕见病少见病，与全国眼科同道共同学习。他在国内率先开展多项检查和治疗，为后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1966年首先对先天性眼球震颤实施了手术，下斜肌转位术，上斜肌转位术，单眼四条肌肉手术矫正大角度外斜视，正常青年人隐斜及融合力的测定，A型肉毒素治疗眼睑面肌痉挛及斜视，4度三棱镜试验在诊断微小度数斜视中的应用等，许多手术方式至今沿用，被同道后学奉为经典。

张先生本身也是一位特别善于总结、特别善于学习的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带领孔令媛教授研究各种疑难斜视手术，并总结成文发表。我们眼底专业医生做完环扎术后，有些病人会发生斜视，他会与孔令媛一同到手术室来观看，观察肌肉与周围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手术应该怎么做，并且会于细微之处予以指导。

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斜视角度大，常规术后效果不好，张先生会与孔令媛一起研究新的术式。而对于许多综合征的研究，如下斜肌腱鞘综合征，A-V综合征，Duane眼球后退综合征等，均是他最早阅读文献后总结出来介绍给大家的，让同行们能够认识这些疾病，开阔视野，提高诊疗水平。

2006年，我计划组织出版同仁眼科图谱系列丛书，荟萃精华，以展示同仁眼科临床病例资料之丰富，为国内同行提供一套以供学习的、实用性强的诊疗图谱。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卢炜教授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同仁眼科系列图谱·斜视诊疗图谱》，目前已是第二版了，在国内影响力非常大，至今被同道和后学所称赞。

张先生为人低调，温文尔雅，言语轻柔，谦和到了极点，从来没见他发过什么脾气，对病人更是如此。虽然成绩斐然，声名远播，但他却淡泊名利，从来不去争荣誉。

自1984年起，张先生就开始担任刘家琦教授等建立的中国斜视专业组（今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副组长，一直是刘家琦的得力助手，为我国斜弱视及小儿眼科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刘家琦卸任后，许多同行都希望张先生能接任组长，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并力荐年富力强的后辈同道承担此任。

张先生重视保留眼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眼科仪器、器械，具有超前意识和历史眼光。国外专家曾赠送同仁医院一个眼科大型诊疗台，后来随着仪器设备的更新，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少。科室几次搬家，觉得占地方，使用率又低，都想把它丢弃。但每次张先生都建议将其保留，他认为，这些诊疗仪器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从这些仪器的身上，人们能读出整个眼科发展的历史，应该像保护文化古迹一般，珍视它们。很可惜的是，这个诊疗台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我到同仁工作以后，张先生发现我爱读、爱学、爱写，对我非常欣赏和认可。那时，他是《中级医刊》（现为《中国医刊》）编委，便有意识地培养我写稿、组稿，写综述、书评，写各种白内障、青光眼等诊治的系列报道，组织专题讲座，这一切至今都令我受益匪浅。当时的《中级医刊》作为全科医学刊物，在杂志上介绍系列眼科知识，对全科医生知识面的拓宽很有帮助，也是对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

20世纪90年代，我还是个年轻的主治医生，张先生却力荐我接替他担任《中国医刊》的编委。在他的带领、推荐和培养下，我顺利成为《中国医刊》编委，这也是我从医生涯中首个医学杂志的编委职务。

同样，也正是在张先生的指导、带领下，我开始结合临床进行总结和论文写作。可以说，张先生是我医学文章写作道路上的启蒙与指导老师，也是我从事编委工作的指路人。

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以及挥之不去的人格魅力，无一不感染着后辈。在其80岁大寿之日，眼科后生们想给他举办一场生日庆祝会，以此表达大家诚挚的祝福和感激。但当张先生得知后，却极其恳切地婉拒了。我们只好买了蛋糕去家里为他庆寿，他和家人非常开心，一如从前那样，谦和地表示了谢意。

张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喜欢与人聊天，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是对脾气，相契相投，他会非常健谈，工作、学习、家庭等等，聊天内容也极其广泛。他喜欢足球，是个足球迷，对足球明星如数家珍。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却喜欢那样对抗性、运动性非常强的体育项目，大家常迷惑不解。

2016年春节，我们去家中探望张先生，80多岁的老爷子，手里正拿着iPad，娴熟地操作着。他还给大家拍照，合影留念，并用iPad一一发送邮件，令众人惊讶不已，张先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是如此之强。在他面前，我们始终不敢言老。

张先生一生不爱麻烦别人，不愿给集体添任何麻烦和不便。几次生病住院，我们每每提到要去看望，他总是担心会影响到大家，总是反复地说：“你们那么忙，别来了……”在安排好床位之后，张先生也总是很快地给我们发邮件，表示谢意。凡是看望和关心他的人，他都会一一记在心里，总要多次地表示谢意。他特别能理解我们每一个人，能理解我们工作的忙碌，君子之风，溢于言表。

张先生的爱学习爱读书爱钻研，对我工作学习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我从内心深处对他怀有莫大的尊敬，每年春节即便不去他家，也会打电话问候。

张先生去世的当天，他的夫人、北大医院妇产科刘书文教授，亲手书写一份怀念悼文，字体灵秀，文辞工整，伉俪情深，寥寥数笔，道尽了丈夫不平凡的一生。

北京同仁医院，从1886年建院至今，已经走过了131个春秋。“同仁”意即“自由博爱，一视同仁”之意，而“精·诚·勤·和”的同仁精神始终贯穿在每一个同仁人的身心中。

作为国内眼科的领头羊，同仁眼科历史底蕴深厚，大家辈出，蜚声国内外，足以使每一位同仁人引以为耀。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和学术传承是同仁眼科重要的凝聚力，是同仁得以长盛不衰的优良家风。

一代又一代的同仁眼科人身上凝聚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为同仁眼科事业鞠躬尽瘁、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形成了131年的同仁文化，凝聚成今天同仁眼科的深厚医疗典范，打造了同仁眼科长盛不衰的品牌，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声名远播。

张先生的一生，如霁月光风，博学多才却淡泊致远，他是同仁文化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分子；他谦和好学，努力向上，一生都把集体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从来不愿意去麻烦、影响别人，他是同仁老一辈专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一生潜心研究，历练求索，不为名利所惑。他是同仁医疗典范的杰出代表，他是同仁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