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如何开始的？
孙中山上海故居,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曾在这里同孙中山先生会见、商谈。孙中山在这里完成了其革命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性飞跃。
1924年,当蒋介石还在为黄埔军校的权力跟孙中山讨价还价、委委屈屈地质问“中师”到底信不信任自己时,殊不知,孙中山的眼光已经投向了更远大的地方——联俄联共。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孙中山历经20年革命风雨,屡屡失败,他感慨“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恰在此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员走入他的职业革命生涯。孙李二人首次见面,就“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国共合作随之到来,孙中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孙中山事业陷入低谷,李大钊带着诚意而来编辑本段
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便致电列宁说,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8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苏俄也想把革命经验向更多国家推广,中国的孙中山成为其考虑的一个合作对象。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为代表,到北京与李大钊等商谈召开中共建党会议。半年后,马林又南下桂林,执行另一个任务:与孙中山寻求合作。此时,孙中山正奔走于两广各地,准备北伐。孙中山向马林咨询了俄国革命、共和国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等问题,马林如数回答,并提出三条建议: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两人会谈多日,孙中山很兴奋,在写给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1922年6月,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则借此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孙中山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党员构成“非常复杂”,很多人加入国民党是以此为“做官的终南捷径”,若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必须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马林也同中共讨论了联合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人的大体同意。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
会后不久,马林再次来到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召开西湖会议。据张国焘回忆,马林是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均反对,“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争执之下,李大钊加以调和。他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中共党员加入之后,不会受约束,还可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共二大的既定政策,同时可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会议最终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参加完西湖会议的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上海与刚刚从永丰舰脱险归来的孙中山商谈合作问题,随后又进行多次交谈。李大钊后来回忆道:“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 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前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不能脱去共产党籍。56岁的孙中山告诉这位33岁的革命同志:“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很快,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也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人还在北京建立起国民党的组织,至11月,北京国民党组织发展至千余人,其中约1/3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当时,孙中山刚经历陈炯明叛变,与苏俄和中共合作的愿望加强。中共主动找孙中山商讨合作事宜,显示出一种诚意。孙中山决定联共,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主动、坦诚的态度以及对孙中山的支持、理解有很大关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说。
他是“中国革命的老祖”,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编辑本段
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滇军、桂军进入广州,陈炯明率部逃往惠州,孙中山回到广州。当年夏天,“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商议外交政策”。李大钊回忆道。
加入国民党后,李大钊对国民党颇具信心。1923年5月,他发表《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写道: “我看到的就是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有容纳我们想法的拥抱力,而且孙文氏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之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
李大钊不保留对孙中山的敬重之情,尊称他为“我们革命的先锋”“中国革命的老祖”。1924年6月,当李大钊得知路透社恶意制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时,怒不可遏,坚决主张“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
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和李大钊的情谊时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但对于两党的合作,两人身后有了反对的声音。1923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等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并大肆指责共产党员,还危言耸听地说:“5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孙中山在书信上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勉励党员以国家大局为重。“据胡汉民回忆,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孙中山本人的决定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邱捷说。
同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共党员会议上,李大钊说,国民党将在1924年1月举行一大,届时北京有6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李大钊在内的3名由孙中山指定,另3名由选举产生。有人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将采取何种立场?”有人则问:“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还有人说,李大钊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个人的名义去,不必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其间的阻力,可见一斑。幸而李大钊说服了大家,终于选出了赴会人选。
孙中山去世,李大钊送上最长的挽联编辑本段
1924年1月10日,李大钊一行抵达广州。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大元帅府接待了他,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手写的《建国大纲》。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当天,孙中山即宣称“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会议期间,孙中山以主席身份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大钊还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并代表中共发表《意见书》。对于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指责,他明确回击:“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加入本党,是为了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对此表示支持。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月30日,即国民党一大的最后一天,李大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筹划,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开始了。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回到北方开展工作,不久就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李大钊还被任命为9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孙中山临终前,李大钊参与了其党务遗嘱的草定工作。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参加治丧秘书处秘书股工作,并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送挽联,他的挽联是所有挽联中最长的一副: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说。可惜李大钊于1927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国共合作被背叛孙中山遗志的蒋介石、汪精卫打破。10年后,两党再次走到一起,联合抗战,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厥大业慰英灵”。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说:“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