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小说是书写生存的艺术 我为小人物立传
从1990年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至2013年离开，23年，从编剧到团长、从团长到院长，陈彦与戏剧的缘越结越深。“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
到机关工作，陈彦虽然挥别了戏曲研究院，却挥别不了那些潜藏于心底的人和事。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都成为他写作的资源宝库。早在七八年前，写一部反映“装台人”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就在他心中生成。
随后数年，几易其稿，距离的产生反而激发了陈彦的创作热情，经过沉淀、加工、修改，2015年终成此稿。
《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人。打了20多年交道，对于“装台”这样一群人，陈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从这个小行当中琢磨出了大滋味——
“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在陈彦看来，装台工作虽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但他们在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的坚守与挣扎，光荣与梦想，与我们却没有根本的不同。“我熟悉他们，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欢乐着他们的欢乐，忧愁着他们的忧愁。”
《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一期全文选载了《装台》，卷首语这样评价——
“关注底层小人物并不难，难的是你了解不了解他们的营生勾当，熟悉不熟悉他们的言语做派，对他们的内心和命运有没有足够的体察和思考。陈彦熟悉舞台，熟悉后台，他用小说的方式把隐身于帷幕背后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让读者随着刁顺子和他的伙伴们的劳苦努力、悲喜哀乐而俯仰感叹，而有所领悟。”
在《装台》中，主人公刁顺子和他的一帮弟兄们长年奔走于西京城的各个舞台，干着最累的活，说着最软的话，受着难忍的气，在一个又一个的装台现场为生活奔命。虽然生活极尽苛刻，数次让刁顺子在困境中难以突围，被逼得进退失据，但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劳动、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
“重新拨亮一种价值”编辑本段
读完小说《装台》，人们或许会发现，装台人也有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价值坚守、责任和担当。在陈彦眼中，刁顺子们持守正道，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的“恒常价值”，时代的变化并不应让这些基本的价值失色或者暗淡，陈彦自觉地在艺术作品中不断拨亮，让其光华不减。
陈彦笔下的人物起点并不高，但作品中对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却十分充分。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困境之中他们的成长与突围。
陈彦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
讲述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现代戏《大树西迁》，没有写迁校上层的方案之争与宏大场面，而是将焦点对准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师孟冰茜，用她五十年的生命史，从反对西迁，到完全融入西部生活，并深沉地爱着西部，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她苦难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心路历程。
在陈彦看来，小人物，普通人，永远是他书写的主体。他认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值得更多人关注与书写。一个大城市，少则几十万，多则成百万，甚至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往往出现在这个城市最破烂、最肮脏的地方，清扫马路、建设高楼、疏通管道，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一旦哪里建设得花坛簇拥，一道围墙便把他们永远挡在了墙外。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谋生，支撑着他们在苦难中前行？是什么样的生命信念让他们坚持着这种谋生方式，守望着他们的生存与道德底线，且长期与城市相安无事，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城里人很好地去回眸、关注、探究，并深刻反思。
“我比较能下笨功夫”编辑本段
在陈彦看来，到要创作时才去寻找素材、深入生活，这对写作而言是困难的。创作是对生活深入咀嚼后“化枣为泥”般的自然流淌。
面对如今文化快餐消费的时代，陈彦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的作品在“出笼前总是慎之又慎”，需要静静地梳理、思考、沉淀、打磨。他认为，创作一部文艺作品，一定是“内心有话想说”，并且“是别人没说过的，如果都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而且你说的还没有别人好，没有别人精彩，那你说这个的必要性就不大。”
陈彦坚信，如果作家对生活没有感性的、内化为自己生命里的一种感情、认知，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较“隔涩”。
为了写出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陈彦始终将自己与所描写的人群置于同一位阶，无须仰视亦无须俯视，而是平等地走向他们的生活、认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生活。评论家雷达说——
“《装台》是在人们，也包括作者自己没有事先预谋和明确期待的情况下积少成多写成的。《装台》与时尚的小说观念没有多少关系。作者只是写他的观察已久，烂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环绕他们的世界，沉浸其中，才造就了这部人物活灵活现，世情斑斓多姿的现实主义力作。”
陈彦常常琢磨“装台”这个特殊的群体。他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当然，也有的成为他们的‘南霸天’。”
在写作之前，陈彦还特地找来几位比较熟悉的装台工作者，进行了长谈，做了好多笔记。正是平时这种细致的观察，和创作前的长期准备，“黏合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才有了刁顺子这样真实丰满、充满个性的人物。
在陈彦笔下，主人公们往往面对着内心的困境、矛盾与两难选择，当两难选择被完整呈现、人生困境被真实再现、心灵世界被充分打开后，主人公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做出了持守正道的人生抉择，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在充分的张力中呈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与反复，而在这样的铺陈后，人物最后的选择就是一种水到渠成。
陈彦说他的唱词写作，也与早年为数十部影视作品创作近百首主题歌词与插曲词有关，歌词提炼与戏曲唱词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需压榨，都需凝结，都需“以少胜多”。大量的歌词创作，还让他在戏剧、文学创作之外，收获过《陈彦词作选》的结集出版。
陈彦始终信奉这样的观点：“写历史剧，需要认真研究现实，而写现实题材、写当下社会，则需要更多地关注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当下和未来，如果我们割裂了对历史的学习和认知，我们对当下的把握很可能是浮泛的、短视的。”
陈彦学习历史、学习传统，那是下了真功夫的。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院长10年，有晨跑的习惯，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别人都以为他在锻炼身体，其实，陈彦在晨跑中完成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背诵元典。
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到《大学》《中庸》，再到17000万多字的《论语》，还有35000万多字的《孟子》，陈彦都是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完成背诵的。
当年，陈彦创作电影剧本《司马迁》，他认真地将《史记》通读了四遍，而且阅读的是四种不同的评注版本。每读一遍，他描红批注都是密密麻麻——
“通读完了之后还是找不到人物形象，后来我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背了下来，随后在构思剧本的时候，躺在床上一边背着《报任安书》，一边在头脑中复活司马迁的人物形象，他的为人、做派、性格、性情、说话的语言表达方式逐渐清晰。”
剧本创作如此，对于书法学习，陈彦也表现出同样的执着。二十年前，陈彦有了学习书法的念头，别人告诉他要多多临帖，陈彦就先用三年时间将《圣教序》临了100遍。
陈彦说，如果自己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那就是“比较能下笨功夫，认真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无论创作还是工作，都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