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为祖国和人民抒写是神圣的使命

曾有人动情地说，吕其明既是战士，也是农民，是工人。作为文艺兵，部队驻扎时，吕其明搜集当地民歌，研究民间音乐。

一曲《红旗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此起彼伏，铿锵有力，仿佛把人们带回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一刻。这部交响史诗已在中国人心头飘扬了整整50年。

1965年，在“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舞台上，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初啼新声。此后，这部交织着沉思与激情、奋斗与牺牲、信念与追求、胜利与光明的作品，成为一代代国人音乐与理想的记忆。

而《红旗颂》的曲作者正是如今已86岁高龄的吕其明。

2016年3月，《把心交给祖国——吕其明作品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这是吕其明第一次携作品进京，他为首都听众献上了自己一生的经典之作。

“为祖国和人民抒写、抒情、抒怀不是口号，而是神圣的使命。”吕其明说。70多年的创作生涯，他创作出《红旗颂》《谁不说俺家乡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深入人心的音乐作品，也将自己的一颗赤诚之心无私地献给了祖国。

那是一个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当时只有12岁的吕其明听到远处传来美妙的小提琴声，于是循着旋律跑了过去。那时，他并不知道拉琴的人是谁。

吕其明站在不远处静静地听，他第一次感受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而那个拉琴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

少年时代与贺绿汀的相逢，开启了吕其明的音乐道路。“大树下拉着小提琴的贺绿汀先生带给我的音乐震撼与感动，至今依然。”

1942年春夏之交，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那天，吕其明所在的“抗敌剧团”全团同志到村口去迎接这位音乐家。

“远远地，走过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后面有人牵着一匹枣红马，马背上挂着一个盒子。我一下就被这盒子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贺先生随身携带的小提琴。”吕其明回忆。

一曲结束，贺绿汀一回头，看到了吕其明，便走过来和他聊天。当得知吕其明只有12岁时，贺绿汀说：“让你父亲想办法给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在正是学琴的好时候。”

正是这句话，开启了一位作曲家的梦想之路。

26岁时，吕其明应导演王新民的邀请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此前的小说他读了好多遍，再加上以前的从军经历，脑子里早已充满了游击队员们的各种生动画面。

《铁道游击队》故事惊险，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吕其明建议导演：“艺术应该有张有弛，有强有弱，不妨增加一点篇幅抒发游击队员们的情感。”

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熟悉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曲调开端缓慢抒情，渲染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副歌节奏清晰明快，烘托着英雄主义情怀。

吕其明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首曲子得以传唱，很重要的原因是非常接地气，汲取了山东民间音乐的丰富养分。”

1945年至1949年，吕其明跟随部队长期驻扎在山东。他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与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

这些采风而来的素材经过消化吸收成为吕其明的创作源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听起来是地道的山东风格，但又让人无法找到任何一首民间音乐曲调作为原型。

1951年，吕其明从上海调入中央新影制片厂，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此后的四年里，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他们都会到东单集合，然后等待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也正是那段时光的激情、灵感与思考，给他后来创作《红旗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素材。

1951年，为给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配乐，吕其明深入淮北农村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那里搜集了大量的地方民歌。

1953年，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配乐，吕其明在鞍钢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在厂房里体验生活，访问劳动模范。

而在创作管弦乐序曲《焦裕禄》时，吕其明已经60岁，但他依然深入兰考两个多月，选取了大量民间音乐素材，最终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让一部极富河南地方韵味的作品应运而生。

吕其明一直坚信：“创作一定源于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找到音乐的灵感，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

曾有人动情地说，吕其明既是战士，也是农民，是工人。作为文艺兵，部队驻扎时，吕其明搜集当地民歌，研究民间音乐。接到任务后，他就往生活的一线跑。

在吕其明眼中，“搞艺术是需要一点奉献精神的”。在艺术日渐被商业与利益诱惑的当下，这句质朴的话，着实有着简单却深邃的启思力量。

1998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进行改造，其中一项是要增加背景音乐。纪念馆的人来上海找到吕其明，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创作任务，答应用半年时间完成，并且不收任何报酬。

完成后，吕其明请上海交响乐团为作品录音，但当时乐团的日程全部排满。吕其明找到乐团的陈光宪、陈燮阳商议，决定利用两天的休息时间来完成录制。

最后，大家还将录音节省出来的4万元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当纪念馆的同志拿到录音和捐款时，感动得不得了。如果创作只为赚钱，就把自己和艺术变成商品了。”吕其明说。

在吕其明的音乐理念中，创作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存在于人内心中的美好，音乐创作远比物质利益更具有吸引力。

1990年，吕其明离休后，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打来电话，请他为电影《焦裕禄》作曲。他一听，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吕其明就读过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根本没考虑报酬问题，很快便奔赴兰考体验生活。“能够为这个题材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感到很骄傲。”

吕其明深知《焦裕禄》这部作品的意义：“焦裕禄精神于这个时代的意义是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我接受了，我投入了。我用自己的音乐歌颂了焦裕禄精神，那是大家都在渴望回归的一种精神。”

使命

“如果光是坐在家里，我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所以作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吕其明说。

曾有很多人问吕其明为什么他的作品能经久不衰。“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与观众的感受一致。我与观众之间，产生了共鸣。而我作品中所有的感情，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我认为，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应该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灵魂。”吕其明说。

基于此，继《红旗颂》之后，2012年，已经82岁高龄的吕其明想再次提起手中的笔。但此时的他已头发花白，双眼模糊，双手微颤，深感力不从心。

吕其明找来作曲家陈新光，准备邀他共同为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创作一部新的交响经典——《使命》。陈新光被老一辈作曲家的执着所鼓舞与感动，答应与其一同完成这部扛鼎力作。

吕其明介绍，《红旗颂》是一个序曲，体量较小，只有9分钟，而《使命》体量较大，有序曲、四个乐章和尾声六大部分，每个乐章都有独特的内容、结构。

在《使命》的演出现场，全场听众为其动容，因为吕其明的音乐很容易被人们读懂，也很容易走入他们的内心。

“用一种最适当的手段、最适当的技巧，把自己想呈现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这样的音乐才能感动人。还是那句话——对我而言，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一辈子的追求。”吕其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