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个善于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我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为季羡林先生庆贺“米寿”前，我请父亲为我将这句话题写成一幅贺帖。当我呈上这张宣纸贺帖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着。

季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将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

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李玉洁是最贴近先生的人，她时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此时我已经被云南省“人才引进”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

父亲让我坐下，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与他又是另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自从1989年我仓促登上海南岛，“下海”开公司，我与北大的联系日渐稀少。而最稳定的关系，最欢迎我的人，就是季羡林。表面上，他每次都和颜悦色地听我说种种商场奋斗的热闹，用李玉洁的话就是“听着都累”；其实他却没有放弃一种期待，这就是我终归要回到文化的位置上来。

北大是我的依托，先生站在湖畔招手。我回来了，我的校园，我的中文系。

追踪着那些“联大”故人，采访拍摄，大约五年光景，到2003年《西南联大启示录》纪录片完成，当年春天在央视十频道热播，引起社会轰动。正是“非典”时疫猖獗，先生说了一句：“总算做完了！”

这个课题是美国人领先。一位中文名字叫易社强的哈佛学者已经完成了一本书《壮哉西南联大》，北大图书馆藏有英文版。我曾经以此为鉴。易社强依靠丰富的资料，构建一个索引的世界；同时他发挥美国人的特长，沿当年学校南迁之路，自己去走了一遍，于是又加进许多“地方志”的资料。但是其中有很多事情他弄错乱了。人家毕竟是外国人。

2013年，我完成《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是一本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包括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在内。内中含有若干对前人历史整理误差的纠正，虽然岁月遥遥，重要人物过世，漏失的已经太多。纪录片的主摄像师后来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易社强举着我的著作。

季先生此生有一个愿望：“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我想对先生说：在“西南联大”课题上是外国学者领先的，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对话了。在我们的大学史和抗战史上，我填写了中国人本该自己写的一笔。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个善于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他曾是最年轻的北大系主任，兹后，又任北大副校长。“如履薄冰”般的人生关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羡林人生道路上，令他严谨之中更求严谨，发展成了一种内向的气质。

他的一生，是这样单调和丰富。他的学术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孤寂、自我克制换来的。

季羡林有“从不诉苦”的性格。

就说有那么多的稿费吧，可他的生活从来是老样子，“都市里的乡下人”。

窄木床，棉絮上复布单。那布单很窄，都遮不住下面的棉絮。

一身蓝色中山装，无任何嗜好。嗜好就是要看书写东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与学术信息，对于季羡林，没有什么“时尚”。

李玉洁说，为他买衣服时，要告诉他，这是“处理货”，廉价的，农民穿的，他才会欣然接受。

要他喝牛奶，也要费功夫，他说：“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岁。”

其他“名人”们是怎样活的，跟他无关。

他没有养尊处优的心态。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的。能有一点闪光，不要变成通体金光。季羡林的活法，虽然过于枯索、古老，但是不含腐败的气息，反有点宗教徒式的清谧。

一个留学十年的博士，却将自己的生之乐趣与一切欲望压缩到几乎为零。从这种严酷性说，季羡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在这不可选择中所作的选择是：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正直品格。

晚境中的季先生，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使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这种倔强酷似我的父亲。

季先生永远是强者。年衰岁暮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内心的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亦不需要人怜悯。他要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

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他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轻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显露欣喜；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深情的怀念文章。

季先生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锻造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人性仍然深存。

有时，我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

谁能知道，在季先生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

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先生属于特殊的一类人。

“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对于季先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会与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还有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季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文化为主。他在《学海泛槎》中都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先生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称赞，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吗？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还有人曾经提议要他当中国作协主席，季先生说：“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当年我将《牛棚杂忆》一书带回家中，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先生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边看看荷花。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后来，我就每年给他寄包裹，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就会知道我惦念着他。

一直到先生逝世的当年，先生的儿子季承在电话中告诉我，先生已经不能咀嚼了。

我等待和害怕的一天，终于来了。

当年我父亲逝世，我曾到京城向季老哭诉。他写下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的字幅，让李玉洁送到勺园给我。

后来我写了《中国布衣》，送到朗润园时，先生已经是半卧床状态。他翻阅此书，说：“你父亲是书法家，我不是。”

李玉洁在一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先生默然。

在季先生逝世后，有人将一个考究的书画匣盒交给我，说是季老临终嘱托，一定要交到我手。打开一看，竟然是我父亲当年写的那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季先生将我当年带去的那张叠过的宣纸，进行了最雅致素淡的装裱，用的衬底是与宣纸颜色相近的银白纹厚底。他选择了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华贵的明黄缎面的字画盒，上面的锦纹是龙和牡丹。

我那不愿意步入华堂的父亲，却在季老这儿，极尽哀荣。

来人说：“当年在若干寿礼中，那些名家的都没有留下，先生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里。直到年事衰末，怕身后混乱，他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要交回到曼菱的手中’。”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当年我交出这张宣纸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羡林的深心，所以他珍藏至今。

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超越世俗，此刻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按照他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说的话，这也是对我这个“未死者”的嘱咐。

这些日子，我在成都见到百岁老人马识途。他说，西南联大时，闻一多曾经想办个刊物叫《士》，就是要弘扬传统“士”的君子品格。

身居华堂的季先生与我远在边城的布衣父亲，发生了这一番文墨辗转，也是意在于此。他们都执着于那份平民知识分子的平淡尊严与独立人格。

有时候我想，先生假如能一直安居校园，在理解他的人们中，做一枝深谷幽兰，一切都顺理成章，何其幸哉！

当年那场热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米寿”盛会上的芸芸众生，已烟消云散。而先生以他特立独行的精神，给我留下回味重重的余韵。那是先生在北大校园度过的最后的最好时光。一切是那么融洽、合适。

对会上那些外来者有“出格”过分的溢美之词，先生坚辞不受，态度恭谦。而主持人和与会者们“兼容并包”，泱泱气度。在北大人的“互动”下，任何世俗的细节都会被“穿针引线”，纳入北大的价值观。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而今红尘迷离，唯心中的校园，心中的先生，是永存的。

今春，深圳报业出版集团约我参写“名人丛书”，于是执笔写下《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一书，以寄托我此生无尽的思念与承诺吧。

（张曼菱，作者系专业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