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幕后故事：李克农向中央提议将李白事迹拍成电影

1949年5月7日，裘慧英带着4岁的儿子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李白悄悄塞给妻子另外一封信。回到家后，裘慧英打开那封信，只见上面写道……

1994年3月14日，关捷（左）在上海与李恒胜(2015年6月去世)合影。（作者供图）

邓颖超曾经说过：“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这个李白，不是唐朝诗人李白，而是代号“李白”的红色特工。1949年4月20日，李白被押解到上海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后来，他偷偷写了封信，托出狱的同志带给妻子裘慧英，在信中，他这样说：

“你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就可以看到我。”

裘慧英就带着儿子李恒胜在那个阳台上远远地看他几次，心中无限的悲戚。

5月7日，裘慧英带着4岁的儿子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李白悄悄塞给妻子另外一封信。回到家后，裘慧英打开那封信，只见上面写道：

“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过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了。”

裘慧英站在那个阳台上，一边读这封信，一边哭。

远远地，李白在囚室的窗口，向妻子和儿子挥手致意。

李白，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人，原名李华初，又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1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上没有田产，父亲李荣德以贩运纸张为业，膝下有三男一女，李白是家中老大。读书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因家庭生活困难，他去了染坊当学徒。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北伐战争推动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火热的斗争中，李白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刚刚15岁。

正当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白的革命意志没有丝毫动摇。这时，家乡张坊地下党组织决定建立农民武装，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山里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赤卫军。第二年7月，张坊农民赤卫军配合红军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李白深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

1930年8月，县苏维埃政府向农民赤卫军发布命令，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李白扛起梭标，辞别家人，跟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他随部队移师江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1年6月，李白由红四军调往红军总部，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被推选为班长兼党支部委员，这样，他的学习加倍努力，每天早起晚睡，被大家称为“不知疲倦的人”。1932年初，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李白又被调入5军团13军无线电队任政委，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负责的电台通信联络畅通，为反“围剿”斗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任5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无线电队全体人员指出：“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信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于是“电台重于生命”便成为整个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口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安置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1942年9月被捕，日寇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党的机密。1943年5月，获释。

1945年，党指派李白到浙江淳安参加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以报务员身份，利用敌台为党工作。敌人曾以“来历不明”为借口，将李白扣押并封闭电台，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

1946年，国民党派特务在各大城市到处侦查我地下党和革命志士的活动。李白把电台安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时就开始工作，无论严冬，无论酷暑，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任务。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李白及时将国民党军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北战场的情报发送到西柏坡；淮海战役时，李白又将黄维兵团由华中地区北上增援淮海战场的情报发送到西柏坡。两大战役，李白立了大功。

国民党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最新技术，侦查出李白的秘密电台地址。这一年的12月29日晚，正当李白紧张工作之时，突然，被百名军警包围。他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敌人对他连续审讯，动用各种刑具，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

敌人看到用刑具摧毁不了李白的钢铁意志，就把他的妻子裘慧英和小孩捉来，企图动摇他的意志。敌人的阴谋又遭到失败。由于李白在狱中英勇斗争，保守党的重大机密，使党的预备电台继续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5月7日上午，裘慧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

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5月7日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对此案亲批的“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将李白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人，也许至今还惦记着李侠那从后门逃走的妻儿，很想知道他们母子后来的故事。笔者于1994年3月14日，在上海见到了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先生，透露了电影所没有表现的另外一些情节。

老李当时是上海市虹口区老干部局副局长。他爱人郑华英是上海市电讯二厂的检验员，他们有一双儿女，现都已长大成人。用老李的话说，“在党和人民的特殊关怀照顾下，我们的家庭很幸福。”老李那年50岁，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牺牲时他才4岁。工程师出身的他，生得高大魁悟，方脸阔唇，说起话来声音异常的洪亮，全无一点咬文嚼字的书生气。

“父亲是1949年5月7日牺牲的，5月27日，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在家接见我母亲，帮助解决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上海市政府一直关心照顾我们母子，把我母亲安排在市邮电局工会工作。1950年，送我上江湾路小学，1963年又送我去北京邮电学院读书。”

“1957年，父亲的老上级，中央保卫部部长李克农同志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一年后，即到了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搭起了班子。记得导演王平、主演孙道临在拍摄过程中，曾多次采访我母亲。母亲裘慧英也是个老地下党，她是1937年入党的。在父亲来上海之前，她一直在上海的绸厂做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从延安来到上海，母亲根据组织安排，以假妻子的身份工作在父亲身边。1940年他们结婚，一直到1949年，她一直和父亲工作、生活在一起，也曾随父亲被捕入狱，所以，她对父亲的斗争生活十分熟悉。摄制组经过反复酝酿后，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摄制完毕。

“孙道临同志曾对我说过：‘当时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光荣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表现这样的烈士，把烈士的精神传送到千千万万观众心里去这是我的幸福。’影片上映后，学习英雄李白几乎成了一种热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造反派砸碎了我父亲的墓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对我父亲的事迹进行反复核实认证后，重新修了父亲的坟墓并且把父亲的故居建成了纪念馆。1987年开馆的时候，陈云、罗青长等领导同志都分别题词题字。那么，父亲被捕后在狱中究竟是如果表现的呢？那部电影写最后一次被捕就结束了，记得结尾时李侠拍完电报说了句‘同志们，永别了！’之后，就表现大军渡江，然后就是剧终，这是艺术上的一种虚写的处理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内容。”

“1948年12月29日晚上，当父亲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时，敌人突然出现在我家房间四周，父亲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母亲把我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去藏起来。敌人闯进来后，搜到了东西，父亲当场被捕，敌人还想继续搜东西，就留了暗哨在我家。第二天早晨，我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母亲：‘怎么昨天只有两个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母亲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敌人把我和母亲一起捉到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进去时，我看见父亲的棉衣棉裤都被脱掉，被绑在老虎凳上，我就大声喊：‘爸爸！’敌人趁机对父亲说：‘只要你讲，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可以给许多钱。’父亲说：‘我不用那些不明不白的钱，我不用有血的钱。’敌人说：‘不要钱我们给你当大官，少将、中将，只要你讲，都可以。’父亲说：‘不，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情！’”

“在警备司令部，父亲受尽了刑罚，但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口供。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使出新花招。他们把母亲和我放回家，又派出几十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房间、弄口、企望有人找上门来。特务们又把母亲和我关在一个亭子里，经常审问母亲。审问时，一个把枪口顶住母亲的胸口，一个把枪顶住她的后背，威胁母亲说：‘你丈夫早说了，你还不招供，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母亲说：‘他说是他的事，我可不知道。’他们又到监狱里对父亲说：‘你老婆都讲了，你还不说！’父亲没有理他们。”

1949年4月20日，父亲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不能探视。5月7日那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带人将父亲秘密杀害。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一个月后，我们才在戚家庙找到父亲的遗体，上海市政府为父亲重新进行了安葬，并且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革命先烈牺牲是值得的，正是有了他们的鲜血，才给今天的中国打下了基础。无论到何时，都应该有像我父亲他们那样的英雄人物，以国家、人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否则的话，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钱，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去管，甚至不惜拿这三个利益去换取个人的利益，那还会有什么希望？我是1986年入的党，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我选择的道路和父亲当年的选择是一致的，我的信念不会变，我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对我是赞同的！”

（关捷，沈阳日报记者，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人民艺术家李默然》《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长篇历史小说《顺治迁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