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在中国：“就这样过了一百年”
伊莎白（右二）在北京的家里和儿子一起整理当年的家书。资料图
伊莎白住在位于西三环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这栋灰色老旧的家属楼里，她已经生活了62年。家里的装修很简朴，最显眼的就是每个屋都有的大书柜，里面有琳琅满目的中英文书籍和主人的生活照。墙上挂着周恩来画像和字。
她持有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却在一个世纪中，有90多年都在中国度过。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她深入农村，记录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微图景；作为一名英语外教，她与丈夫参与创办了北外，拓荒新中国的英语教育。“我很高兴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如果当年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她说。
军阀和红军的标语编辑本段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成都，父亲饶和美(HomerG.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J.Hockey)都是加拿大人。夫妇二人在民国成立之初来到中国，参与创办华西协和大学，准备通过教育来实践济世理想。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医学大学，也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端之一，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抗战时期，这里成为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这里是我国牙科学的发源地，其文理哲各科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也是处于顶端的位置。
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去了加拿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那年她回到中国。那个时候要坐船，先从上海坐船到重庆以后还要到成都，坐在纤夫拉的船上。从重庆到成都路途要10天，坐船也是10天，坐滑竿什么的也是10天。
回忆6岁回到成都以后上小学的时候，伊莎白说，那个时候有军阀，还在混战，成都地区两个军阀对抗，一个把另一个赶出去了，当时她们到外边玩还能捡到子弹壳，就像集邮一样。有一次，她遇见了三位军阀太太，被她们请去家里做客。她清晰地记得那三间卧室几乎一模一样，墙上都挂着同一位丈夫的肖像。
在成都的时候，为了躲避闷热潮湿的天气，父母在暑期会带着女儿到川西凉爽的山区里游玩。那里有很多少数民族，在那里，她接触到了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村落，内心里渐渐产生了对农村、对人的兴趣。
高中毕业以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去上大学，193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政治观念，正好是30年代初德国法西斯纳粹正在崛起，她当时也没怎么看新闻报道，后来偶然在宿舍里看了一份报纸，讲了西班牙内战爆发，她很感兴趣，以后就开始看报了。
西班牙内战爆发于1936年7月7日，由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对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和共和政府有苏联、墨西哥和美国的援助，而佛朗哥的国民军则有纳粹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支持。因为西班牙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不同集团的代理战争，使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奏。
在父母的要求下她硕士读了儿童心理学，1938年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如果伊莎白选择留在加拿大从事儿童心理工作，那她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模样。但少年时代在成都的经历让她对人类学更感兴趣，她最终选择毕业后回到战争硝烟四起的中国，在那里做人类学研究。她到了四川阿坝理县的嘉绒藏族村落，跟村民同吃同住，一起跳舞、生活，还向他们学习纺线。她发现村民依然在用最原始的手工纺线，就特地去成都买了一个纺车带回来教大家用。直到晚年，她还能记得纺线的动作。
后来她来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离汶川不远的一个地区去做社会调查。她到羌族山寨的路上，那个时候要走五天，在路上沿岷江而上，看到一些标语，她一打听是当时红军长征经过那里的时候写的一些标语，她记得一个是打倒当时的一个军阀。因为她爸爸那个时候在华西协和大学里任教，他们也学中国的文化，认识了一些少数民族，通过他的介绍她住在一个藏民的家里。住到这个村里以后，她感觉特别奇怪，为什么村里的人躲得远远的不到这家来，为什么他们都回避这一家？后来有一个汉人在那里教书，揭了底，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家有这么一段经历，那家的主人当时经常给当地的政府做一些事，为了讨好当局，他想骗红军。长征的时候找到红军，说欢迎到我家里来住。红军住进了以后，那家主人就组织了一些人攻击他们，想杀害红军，结果他没预料到，红军都有准备，没有得逞，反倒他的一些亲戚被红军杀了，后来人们都怨他。这时候她开始对共产党、红军了解到了一些，思想也有一些转变。
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记录编辑本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都选择来到农村，希望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状态。
以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实业家为领袖，他们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办教育、办农业合作社，兴修基础设施。
伊莎白在离开藏族村落后，和同伴来到了四川理县的兴隆场（现在叫大兴镇），参加了一个乡村建设项目。这个项目一个是组织合作社，准备帮村民开办一个盐业合作社，一个是做田间调查。她和同伴走访了1497户人家，挨家挨户地做，一组四个人，她是唯一的外国人。住在乡里一年之后她深有体会，一大半的穷苦农民的经济状况非常紧张，日子很不好过，时刻面临着各种危机。
虽然伊莎白对当时农村的现状很不满，但是那个时候她主要是和平主义，不赞成暴力斗争。
盐业合作社项目是希望通过组织村民入股、批发等方式，降低用盐成本。但这一举动触怒了原来的食盐垄断商“三爷”，他也是当地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一个鸦片贩子。伊莎白把这个人形容为“evilman（坏人）”。他也假意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要求佃户入社，佯称不交钱就可以占股，并宣传内迁的外来人如何不可信。村民们本来就对像伊莎白这样外来的精英心有隔膜，这样一来就更不敢加入了。合作社随之流产。
她记录了大量的一手调研资料，后来整理出版了《兴隆场》一书，这本书被誉为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齐名的中国人类学著作。她并没有简单地画几个框，然后把人们塞进去，然后称之为“阶层”，而是着力细微地探寻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她记录了一种村民间解决矛盾的活动—“讲理”，就是说，有纠纷的两个人会在镇上的茶馆门口公开辩论，村民们，尤其是德高望重的人一边当围观者，一边充当“仲裁者”。也记录了朴素的驱鬼崇拜、哥老会、吸鸦片、童养媳、种稻米等具体而现实的农村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气神，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但整体上，“底层农民处于困境之中，经济状况非常紧张，时刻面临着各种危机，对现状不满。”她说。她在思考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源，试图寻找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时候，她在成都遇到了大卫·柯鲁克，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共同的志趣让他们俩很快坠入爱河，也让伊莎白的思考有了归宿。
一个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的犹太年轻人编辑本段
大卫·柯鲁克出身于一个英国小生意人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18岁时，他只身奔赴美国，试图在那个“自由之国”出人头地。
然而，他来得很不是时候。6个月后，华尔街股票大跌，大萧条席卷全国。他只能在一个最底层的毛皮厂干活，每周挣15块钱。他目睹了底层工人既没有尊严也没有面包的悲惨生活，便自然开始亲近左翼思想。他勤工俭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在那里，他遇到一群共青团员，带他去参加了一次矿场工人的罢工，结果一行人被抓起来遣送回去。随后大卫就加入了共青团。
他还到肯塔基州的煤矿组织工人运动，并在毕业后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那个时代的西方，共产主义追求的社会平等、反对剥削吸引了很多像他这样对社会不满且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青年人。他听从共产国际的召唤，奔赴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这是一支由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等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志愿军，与佛朗哥领导的法西斯军队作战。
在保卫雅拉玛山谷的战斗中，他腿部中弹受伤。后来，有一首叫《雅拉玛》的歌就是纪念这场战役：“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着它。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雅拉玛开遍鲜花。”他被送到马德里的一家白求恩所在的医院养伤。其间，他从白求恩那里借到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革命开始产生兴趣。
《西行漫记》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埃德加·斯诺所作的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1937年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大卫·柯鲁克伤愈后，他加入苏联情报机关，被派遣来到中国上海执行任务。两年后的1940年，他离开上海，来到大后方成都的华西大学任教。
在这里，他认识了伊莎白，他们一起去农村进行调查，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在大卫的影响下，伊莎白从一个受基督教“福音”思想影响颇深的非暴力主义者，变成了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柯鲁克对她做的农村调查很有兴趣。由于柯鲁克从《西行漫记》对中共的经历有所了解，便试图影响伊莎白。他组织了几个人去长途跋涉，坐车到雅安，从雅安往山里走。他们一路走一路争论，当时柯鲁克主张社会进步还需要暴力、需要革命，伊莎白主张要非暴力、要和平主义。
最终柯鲁克说服了她，他举了一个例子，假想你患了一种重病，急性的病可以开刀，不开刀病就变成慢性病，受苦受难乐意吗？
柯鲁克在上海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上海，他找机会拍摄了包括后来轰炸等残酷的战争场景的照片。在上海，他认识了一个叫贝尔登的记者，经常报道日军侵华的罪行，同时也写了抗日的一些事迹，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震撼世界》。
恰好，贝尔登也和伊莎白等人来到四川，贝尔登告诉伊莎白说，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人，贝尔登可能发音不太清楚，后来伊莎白才知道他说的是周恩来。贝尔登跟伊莎白说周恩来这个人很了不起。邀请她到重庆去，然后把她介绍给了周恩来的秘书。
从此，伊莎白的命运就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连在一起了。
1941年，大卫和伊莎白两人共同探访红军长征路过的大渡河铁索桥，在湍急的河流旁，大卫向伊莎白提出了订婚的请求。理想、爱情，以及对中国的热爱，将两人的余生紧紧连在了一起。
（本文节选自《就这样过了一百年》，新华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