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斗

刁斗，原名刁铁军。辽宁沈阳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历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编辑，辽宁省作家协会鸭绿江杂志编辑。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证词》、《回家》，诗集《爱情纪事》，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为之颤抖》、《重现的镜子》等。　

刁斗

出版过诗集《爱情纪事》（1992年）；长篇小说《私人档案》（1998年）、《证词》（1999年）、《回家》（2002年）、《游戏法》（2002年）、《代号：SBS》，小说集《骰子一掷》（1996年）、《独自上升》（1996年）、《痛哭一晚》（1997年）、《为之颤抖》（2001年）、《身体》、《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2002年）、《重现的镜子》（2002年）、《实际上是呼救》（2006年）等长中短篇小说270多万字，出版14本书并有两本法文单行本小说出版。　

10多年里，他把全部的创作精力都用在纯文学小说的写作上，并以他较为均衡的作品质量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成为上一世纪最后10年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作家”与“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

刁斗作品

《鼠尾花酒吧》《出处》

《烟花记》《打赌》

《碗里需要一小勺糖》《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梅杜萨之筏2》《梅杜萨之筏1》

《身份》《狗肉豆腐汤》

《会话课》《去张集》

《虐恋考》（上）《虐恋考》（下）

《变形记》《猜想乔依娜》

《情书考》《伪币制造者》

《捕蝉》《我所享受的如此丰富的爱情》

《草原》《想象的可能》

《姜典先生命令我做的三件事情》《古典爱情》

《谋杀意大利》《证据》

《暴力模仿》《移步换景》

《重现的镜子》《游戏法》

《为之颤抖》《实际上是呼救》

刁斗

谈到写作的理由时，刁斗说，他能从写作中得到幸福、快乐和满足，得到心灵的自由，心灵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心灵自由，身体的自由写作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就都是空话。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社会变革、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小说家，刁斗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既承袭了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人文传统，又秉持了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与底层意识，他不趋时，不媚俗，以自省的态度、独立的品格和诚实的劳动，尽自己社会一分子的责任，透过他的小说，对人的存在境况做深入的勘察，对人的精神世界做执拗的叩问。

刁斗知道生命有多么宝贵，幸福又多么稀少，为了尊重生命、留住幸福，他追逐的目标总是快乐。对他来说，写作则能让他充实、快乐和满足，能使他体会到生命的尊严。《欲罢》中苏菲是个悲剧人物，刁斗在他《欲罢》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严肃地选择了《欲罢》的写作，我敢断定，《欲罢》对苏菲的选择也无半点草率，而苏菲的选择，她对她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决绝选择，更是认真得一丝不苟。也就是说，即使我的小说里，仍有悲凉能引发感伤难过，那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小说它是一个自洽的世界。是的，苏菲的选择确乎惨烈，如果可能，我真愿意她爱情美满，我真想让她万事顺遂。可苏菲她诞生于我的脑海却独立于我的笔端，她的选择，是她生命的必然……

刁斗

1979年刁铁军在一张为高考学生提供的小报上发表时文，他有一篇慷慨激昂的东西登在头版头条，名字叫《自豪吧!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们》。读大学时，他还写过一首歌词《脚印》，谷建芬谱的曲，传唱于大江南北。在歌词中，铁军同学告诫人们：可以喜爱洁白的雪花，但要从大自然中悟出人生的道理，不要虚度了年华。

1979年以后，短发的刁铁军渐渐化作长发的刁斗，许多文学青年也共同步人了“愤青”时代。刁斗本来是刁铁军的笔名，一个十分中国化、古典化的名字(来源于“戍楼刁斗催落月”、“刁斗声中忽惊岁” )。但在刁铁军这儿，这个笔名反而意味着一个愤怒的青年与旧我决裂的起点。从那以后，即使到银行取钱等俗事给他带来再多的麻烦，刁斗也再未以刁铁军的名义出现在社会舞台上。

长发刁斗渐渐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起来，穿了件质地松软的红色坎袖上衣，短裤、拖鞋、坏笑于作协机关各个角落。在沾了酒精的聚会上，他要闭着眼扭着身唱崔健的《假行僧》，并伙同几个朋友用周璇的《四季歌》旋律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再用“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倾注意”的腔调去唱“春季里来百花香，大姑娘窗下绣鸳鸯”。不过他最精彩的节目还数用摇滚形式演绎当年的少儿革命歌曲：“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讲董存瑞、雷锋、王杰、邱少云，革命精神放光辉……”这时候,刁斗已不再写诗，小说的初期尝试后，开始向他认准的某些方向较劲。

他是个干力气活的好手，写东西有壮士风范，好勇斗狠，刀刀见血，几十万、几百万字埋头写下去，颈椎都弄出了毛病。你不论什么时候往他那个写作间打电话，多半都会找到这位壮士。在刁斗的小说系列中，《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也许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他后来的许多重要作品都与《谋杀》有着某种互文关系。这类作品的基本内容都是城市青年男女之间错位的、迷乱的情爱，这些奇男俊女通常都是小资或白领，一个比一个有个性，我行我素，爱谁谁。他们仿佛生活于烟火尘俗之外，他们只为刁斗心目中的爱和情欲活着或死去。对此，我们一些朋友曾存有深深的忧虑，觉得小说家刁斗对于好青年刁铁军的反叛，走得也忒远了。但是小说家刁斗一意孤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笔下的青年男女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惊世骇俗，他们胆大妄为，一不做二不休，浑身上下充满了激情。这样的叙事语境与好青年刁铁军的歌词《脚印》反差太大了，但个中必有缘由。由刁斗的情爱小说我们没法不联想到用“身体写作”的诸位“美女作家”。人们不清楚那些“美女作家”的真正写作动机，却坚持认为，刁斗这类小说的写作原动力是愤怒——而这种愤怒又绝不仅仅源自男欢女爱本身，它们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成因。

2002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一批作家走香格里拉，有刁斗、李修文、叶舟、魏微等人，待了十来天。人们才知道刁斗原名刁铁军，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上大学期间写了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脚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的经典歌曲，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也是诗的年代，小说家刁斗以诗歌开始文学生涯，有诗集《爱情纪事》出版。他的父亲是一个研究哲学的学者。这也许是构成刁斗天性幽默风趣的主要原因。哲学关乎智慧，幽默属于智者。

在云南的时间，人们充分地领略了刁斗的幽默与风趣。从昆明北上，漫长的旅途中，刁斗给作家们一首一首地唱劫夫作曲的毛泽东诗歌，50多首，一个不拉，最绝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字正腔圆，情真意切，满车的人跟着唱，也只能跟几句，要想欣赏完整的歌曲，只能让刁斗一个人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难度很大，刁斗同志还是以攀越珠穆朗玛峰的毅力唱上去了。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刁斗同志不是踌躇满志洋洋得意，而是面露羞涩，这应该是刁斗同志的本来面目，是其真相，憨态中有羞涩，跟孩子似的。一直把幽默与趣味当作一种很高的品位，一个无趣的人，一篇无趣的小说，是很可怕的。创作者就要有一种良好的生命状态。幽默与趣味是这种状态的主要标志之一。刁斗说自己天性快乐，狗咬了大腿，血肉淋漓他都要乐那么几声，所以在生活中的刁斗也就愈发的幽默风趣了，只要有刁斗的地方，基本上是春晚演小品说相声的气氛。

2003年底，搁置多年的庄重文文学奖重新启动，刁斗等10位作家荣获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也是刁斗第一次获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刁斗开玩笑说：给别人开作品讨论会开到吃饭还没讲到缺点，给刁斗开研讨会开到吃饭还没有讲到优点。这当然是自我调侃了。自我解嘲自己开自己玩笑就是幽默。文学是一生的事业，刚开始凭才气，没才气肯定干不了这个活，拼到最后就是素质学养文化积累心态，这些随年龄不断扩大的力量了。

穿T恤，蓄长发，刁斗所具有的个性化气质，会让人误以为他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是那种艺术的——昼伏夜出。对此刁斗及时“澄清”自己的生活：“40岁前凌晨3点前没睡过觉，精力非常旺盛，现在很少有超过夜里12点休息的，为了身体，过着正常人的起居生活。”

站在刁斗戏称为车间的工作室里，记者看到卧室的两面墙是摆满了书的书架，简洁的客厅则像他的文字一样，没有任何的粉饰，一桌二椅，再就是创作时用的工具——笔记本电脑。

简单的陈设，如同他的人生，20年如一日，就是写小说。谈到新作的创作，他非常兴奋，声调提高充满力量，“和过去一样，既有东西想写，也有热情去写。”

刁斗

与会者谈到，上世纪80年代，小说也开始了先锋性的探索，但现在许多非常前卫的小说家开始蜕变，希望通过公众化叙事而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相比之下，刁斗的小说倒让人觉出先锋的味道了。他坚持在形式上保持一种陌生化，其执著的探索精神，值得尊重和推崇。大家具体说到，先锋性小说大致有两种向度。一种以马原为代表，比较注重讲故事，且故事比较复杂，常带有荒诞性，或是多个故事进行一种富有张力的拼接组合；还有一种就是余华、苏童、格非等人倾向戏剧化的写作，故事本身更具有形式感。而刁斗的小说仔细品来，会发现他有效地整合了先锋小说的两种向度，能够持续地展现先锋性写作的活力。比如他的新作《代号SBS》，就突显出一种寓言属性，表现出后现代生存的荒诞性情境，并对之进行略带善意和悲悯意味的反讽，从而某种程度上突现出对时代的隐喻。

刁斗独特的写作姿态，还在于他真正把文学作为一种游戏。大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少有人非常潇洒自如地从精神层面去理解文学中的游戏性。娱乐性写作也带有游戏性，但止于快感，和大众文化有关。而游戏性实质上是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享爱。像《代号SBS》是真正具有游戏精神即严肃的、有智慧的写作。博尔赫斯就说过要把文学作为游戏，背后有严肃的情怀和思想立场。刁斗从不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他去除了博尔赫斯的神秘化东西，是对某些既定意义的不合理东西进行戏谑、揶揄和嘲讽，不是油滑，更不是一种颠覆，他没有一味地停留在破坏性而让世界变得无意义、无价值，而是会导引建构到一个新的意义之中。然而长久以来，游戏性的写作历来不被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所推崇。近代王国维也曾提出游戏性的写作，但终被遮蔽在历史的深处。这也可能是刁斗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这种游戏性的文学精神，很可能是中国艺术美学获得现代性品质的一种标志。愿刁斗今后能为此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曾有批评家称，刁斗为文学界一个始终“埋头拉车”而无暇他顾的“劳动模范”，因为他未曾在任何文学潮流、派别上作过宣言或发表过“宏篇大论”，他只是勤勤恳恳地在耕耘着自己的文学“一亩三分地”，写作之外，他从无引人注目之举，始终是个“低调”的作家。刁斗一以贯之地崇尚精神自由、意志独立，能严格按照严于律己的生活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艺术标准实践探索，不媚俗，不跟风，深入人性之幽微，体察社会之嬗变，认认真真思考问题，扎扎实实创作作品。

是的，刁斗不会包装、不会炒作。但这决不等于说刁斗的作品是平凡普通的，他奉献给文坛的一系列作品，如《证词》、《回家》、《私人档案》、《欲罢》、《重现的镜子》、《去张集》、《哥俩好》等等，每一部都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受，每一部都展示了他不断探索，求新求变的文学理念。在松散庞杂、风格各异的晚生代作家群中，刁斗无疑是有自己鲜明个性特征的。他的作品以其丰厚坚实的思想意蕴和别具一格的叙述技巧赢得了文坛的关注。这位年近50岁的作家，也许用文学研究者来称呼他更为贴切，在他的言谈中，时常会旁征博引中外名家之作，其对学问钻研的态度，可谓认真。是一位有着严肃的写作态度、虔诚的敬业精神、执著的艺术追求并取得了相当成绩和仍具很大写作潜力的小说家。

刁斗

作家刁斗最新长篇小说《亲合》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微博)出版。与上一部《我哥刁北年表》钟情于纵向的历史开掘不同，《亲合》一下子跳为横向的现实剖解，意在讲述都市中青年男女的婚恋问题。刁斗接受采访，他称自己是一个趣味型写作者，与写什么相比，他更关心怎么写，琢磨怎么好玩能满足他的游戏心理，“好玩是小说的至高荣耀。”

“亲合”体现亲近不越界

刁斗的上一部作品《我哥刁北年表》，是一部极具历史纵深感的作品，《亲合》则聚焦都市中青年的婚恋观、性爱观。相比较，两者在题材选择和视角选择上跳跃性都很大。对此，刁斗表示，他脑子里从来没有题材意识，所谓主题也只能从完成的作品中加以提炼，不是事先给定的。“我的小说，从构思到写作，都是无目的或目的不明的有感而发。与写什么比，我更感兴趣的永远是怎么写，怎么传递我内心某种挥之不去的困惑、疑虑、痛苦、忧伤。琢磨怎么写好玩有趣，能满足我的游戏心理。”

刁斗说，两部作品跳跃性很大，完全是他这样一个趣味型写作者在工作中的正常表现，“我不喜欢在一种模式里熟能生巧，愿意换着玩法迎接挑战。两部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当然都是我感兴趣的，它们都能对我构成强烈的刺激。我只写能够强烈地刺激到我、我恰好又有能力驾驭的东西。”

谈到《亲合》书名的由来，刁斗说是从歌德小说《亲和力》转化而来的。“我喜欢‘亲合’这个化学词汇，当它以文学的方式作用于情感时，表面是和谐的，下边则蕴藏着的淡淡的讥诮。”他认为男女之间的吸引爱恋，从来不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水乳相融，最好的情形，就是在“亲”的大前提下，寻求大体上的合适合拍。“两人‘合’的地方越多其关系就越好，‘合’的地方过少关系就不好，而一旦需要靠逼迫、剥削、侵犯、限制、干涉和利诱来强求一律，那关系肯定就是坏了。亲合有种客观的冷静，如同一条明智的隔线，能使得两个相爱之人既很亲近又不越界，含有理解尊重与相互扶助的合作之意，而合作最能体现人之平等。”

尊重他人的人值得尊重

小说《亲合》的主要人物何上游与胡不归显然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婚恋观，何上游传统，胡不归随性包容。刁斗却不同意这样简单地为何上游、胡不归贴标签，“如果说何上游嫉妒心强，难道胡不归就没有嫉妒这根神经？自己的女人与别人在一起他就真不吃醋？那不可能。是人就有占有欲，有嫉妒心，区别只在于，由于性格修养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取向不同，每个人对人性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有所不同，表达嫉妒的方式及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让何上游与胡不归分别代表保守的或开放的，恐怕没什么实际意义。”刁斗认为，小说只是认知的镜子，读者若能通过这面镜子温习熟悉、了解陌生，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情。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更心仪胡不归，他更懂得尊重他人。我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尊重。”

围绕着何上游和胡不归，刁斗在小说中写了一群人，他们是一个小圈子，一个所谓的沙龙。“孤独是人的本质特征，为抵御孤独人就要聚堆儿。我小说里的圈子不需要原型，或者说，它的原型到处都有，它完全出于生活的真实。但它又有不实之处，这主要在于，我这个圈子里的人有点特殊。”刁斗说，在一个全民务实的年代，大多数朋友圈子只关心升官发财或黄色笑话，所有利益集团都只热衷于发牢骚骂大街和中饱私囊，可他笔下这群各怀心事的中年人，却像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一样，对时代和社会，以一种非功利的责任感表达着关心——尽管有伪的假的造作的成分。“我觉得这依然可信。从艺术角度来说，它生成的那种强作欢颜的反讽效果，可以让人相信我们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已经疏离到了何种程度。”

作者读者应该平等博弈

《亲合》不是那种情节层层推进的小说，跳跃性强，一些情节按常理似乎需要交代但却没有交代。刁斗说，任何小说都有情节的跳跃与细节的省略，否则，小说会长得不成样子。“有的作者把读者当傻子，写作时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有的读者把作者当神明，阅读时言听计从照单全收，这都不妥。作者和读者的最佳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博弈对手，他补充他的经验不足，他突破他的经验局限，然后他们共同把大于故事的新鲜经验创造出来。这样的小说，由于可供腾挪的空间宽阔，才有把玩和引申的阐释余地。”刁斗称，他心目中的好小说是那种有空白、有断裂、不明晰、不确定的踌躇的小说，它能莫名其妙地引发读者内心的骚动与情感的不安。他说：“至于我小说里的跳与省是否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我不关心。我写小说只对叙事负责，对审美负责，我没法负责读者的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

在《亲合》某一章中，刁斗插入了几个“好玩”的小故事，类似于长篇小说中嵌入了几个短篇小说。刁斗说，如果读者用“好玩”来界定他在小说骨干之外的旁逸斜出、信笔点染，那么他想要的效果就达到了，“好玩是小说的至高荣耀。这就像一个人走在柏油大道上，正觉得有点了累了乏了没兴致了，忽然，旁边逶迤出一条青石小路，曲曲折折，引人入胜，这会让人的精神再度健旺。当然，若这小路把人带上了歧途，那非常不好，可如果这小路与大道殊途同归，甚至还能强化大道的宽广坦荡，那对作者读者来说，同样是一种意外的福分。信笔而来的东西，往往更叫神来之笔。这看来只是技术手段问题，可本质上，它肯定更是一个如何理解生活认识生活的问题。”

除了在北京读过四年书，刁斗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沈阳，小说《亲合》也以沈阳为背景。刁斗解释，他的绝大部分小说的背景都是沈阳，只是为图一个方便顺手。对于沈阳或其他城市，他都没什么特别感觉，“只有形形色色的人才让我产生感觉。”刁斗的小说也有以“张集”为背景的，但张集不是中国版图上一个具体的地名，“它来自于我的想象，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个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