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诺依曼（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74 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 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沉默的螺旋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几乎无处不在，人们观察环境中的意见分布，主要依据是大众传播媒介，他们通常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呈现的意见就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公众在公开表达意见时常采用媒介上不断重复的词汇和观点;反之，与大众传媒不一致的观点，公众一般不予公开表达。在“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中，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产生了。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传播效果理论重新回归到强大效果论的代表理论之一。纽曼的关注点不是微观层面上普通人如何感知公共议程，而是宏观层面上普通人对公共议程的感知所带来的长期后果。

诺依曼最早注意到社会生活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是在 1965 年。这一年联邦德国进行议会选举，主要竞选对手一方是社会民主党，另一方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合阵线。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双方支持率一直处于不相上下的胶着状态，但在最后投票之际却发生了选民的“雪崩现象”——后者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前者。 诺依曼当时担任阿伦斯巴赫舆论研究所所长，为了找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她对选举期间追踪调查的全部数据重新进行了分析。诺依曼发现，尽管双方的支持率一直未变，但对获胜者的“估计”却发生了明显的倾斜，即认为基督教两党阵线将会获胜的人不断增多，到投票前日变成了压倒性多数。诺依曼认为，正是这种对“周围意见环境的认知”所带来的压力，导致了许多人最终改变了投票对象。此后，诺依曼又对“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和“多数意见”对个人的压力进行了多次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她的“沉默的螺旋”假说。 

  “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心理学、大众传播学和社会学，涉及三个关键概念:害怕孤立、意见气候、准感官统计。

“沉默的螺旋”假说提出以后，许多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者，如美国的卡兹、马丁，日本的池田谦一等，都对这个假说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各国的社会文化条件不同，人们对这个假说的普遍适用性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个假说的理论前提上。 “沉默的螺旋”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是个人“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以及由这种“恐惧”所产生的对“多数”或“优势”意见的趋同行为。那么，这里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这种“恐惧”和趋同行为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还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根据诺依曼的看法，能否顺应“多数意见”或舆论是“对一个人的道德规范和基本价值与社会是否相容的检验”，它是一种“匿名的、无所不在的社会压力”，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诺依曼不仅大量引用了马基亚维利、洛克、米尔、托克维尔等经典作家的观点，甚至援引了文化人类学乃至动物社会学的许多成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 

（1）假说中所强调的“对社会孤立的恐惧”（趋同行为的动机）不应是一个绝对的常量，而应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20 世纪 50 年代所罗门·阿什的实验证明，趋同行为发生的概率受到两个重要条件的制约：一个条件是有没有来自他人尤其是来自所属群体的支持，只要当场有一个支持者，趋同行为的概率便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条件是个人对自己的见解或信念的确信程度。实验心理学研究证明，对自己的观点确信度低的人，往往会通过寻求与他人的类似点来加强自己的信念，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多数派的影响，而确信度高的人则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2）“多数意见”的压力以及对它的抵制力，依问题的类型和性质应有程度上的不同。具体来说，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如诺依曼所做的吸烟者在不吸烟人群中吸烟的实验所示），多数意见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这种压力未必有效。同时，争议问题与自己是否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是决定人们对“多数意见”或服从或抵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3）“多数意见”社会压力的强弱受到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例如，在单一民族国家，在传统、保守的社会，在社会秩序、价值的安定时期，“多数意见”的压力通常是强大的；而在多民族国家、开放型社会以及社会秩序或价值的变动时期，“多数意见”未必能左右人们的行为。日本学者平林纪子指出：“就宗教问题而言，在荷兰等天主教国家或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促使人们趋同的压力显然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沉默的螺旋”假说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它在说明舆论的形成过程之际极力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以至于忽略了舆论的变化过程和“少数派”的作用。关于这一点，S.  莫斯考维西关于群体内合意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发。他在考察少数意见的“中坚分子”（the hard core）的作用时发现，当这些“中坚分子”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表明态度的强烈性之际，可以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可以改变群体已有的合意并推动新的合意的形成。这种情况，意味着与“沉默的螺旋”不同的另一种舆论形成过程的存在。 

“沉默的螺旋”假说尽管在理论和实证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至少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正是传统的舆论学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它强调了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假说中对传播媒介的“赋予地位”功能、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和普遍性、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和累积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性接触”的困难所做的分析，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沉默的螺旋”强调的是大众传播的高压环境对现实中个人的影响。那么，在互联网的虚拟环境中，这种机制是否同样也存在？这也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我国学者谢新洲等在 2002 年以首都四所高校的千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一次调查，从社会孤立的动机在网上是否仍然存在、网上表达是否属于公开表达、网络群体是否会对个人意见造成压力等几个方面对互联网上的言论表达和从众现象进行了验证和分析。其结论是：网络空间中社会孤立的动机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人的压力方式有所变化，强度有所减弱；从众心理动因依旧存在，从众现象依然普遍；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强度有所减弱；从众心理动因依旧存在，从众现象依然普遍；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沉默的螺旋”并没有从网际消失。这些结论，对我们理解网络传播环境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