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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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之吻又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三重吻,即先亲两颊,然后再亲吻嘴唇。 在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在其回忆录中,曾如此讲述他被勃氏多次强吻的经历:
“勃列日涅夫以俄罗斯典型的、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男子接吻习惯而闻名。……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为本人公开活动的一个突出部分,来加以运用。比如,他1963年12月来布拉迪斯拉发,我到机场欢迎他时,他拥抱和吻我就没有来由。我们在这以前从未见过面。五年之后,又是在公开场合,在糟得多的情况下,他又试图这么做。”
有了之前惨痛的“被强吻”教训,1968年8月,勃氏再度造访时,杜布切克已有了应对之策:“我在布拉迪斯拉发机场等侯时,对他已有准备。我左手拿着一大束鲜花,决定用它作挡箭牌,使勃列日涅夫同我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事情正如我所料。他立即来找我,但我成功地用花把他挡开,他抓住我拿着花的手,使劲把它举到空中。摄影记者就这样给我们拍照。不过,照片未披露此前的小小斗争。”
俄裔美国石油巨头阿莫德·哈默,也对“勃列日涅夫之吻”相当反感。他在自传中写道:
“随着我们对勃列日涅夫结识的加深,我们也不得不习惯于他在欢迎特殊朋友时那种特殊的方式。我曾经被数以千计的俄国男人吻过,尽管这样的经历还是没有为好,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吻我的面颊。而勃列日涅夫则不同,他表示特殊尊敬的方式是使劲地亲吻你的嘴唇。我对此,似乎比弗朗西丝(笔者注:哈默的妻子)还稍微感到容易接受一些。”
最厌恶“勃列日涅夫之吻”者,要数苏共政治局委员们
对“勃列日涅夫之吻”最深恶痛绝者,莫过于勃氏下面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毕竟,他国政要毕生至多也不过被勃氏“强吻”数次而已,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却不得不“上行下效”,时刻致力于将“勃列日涅夫之吻”发扬光大。继勃氏之后的两任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相当痛恨这种“接吻”
“安德罗波夫非常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在一次同患病的泽登巴尔(笔者注:蒙古人民革命党书记)接吻后患了重感冒。”契尔年科早就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极容易感冒”,但为竞逐总书记宝座一直竭力掩饰,所以,“这种接吻对于契尔年科,简直是致命的。”
政治局委员们在公开活动中,积极效仿勃氏到处接吻,私下里则常拿“勃列日涅夫之吻”取笑。如1979年6月,勃氏与美国总统卡特会晤签署削减武器条约,出席签字仪式的葛罗米柯,就与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讨论“他们会不会热烈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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