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多少世纪以来，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这种纽带，即现存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未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现在，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发生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使相互依存现象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面对这些危机，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以帮助东盟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可以设想，如果国家之间互不合作、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这些危机完全可能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危机一样，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共同利益”的概念并非从来就有。欧洲君主制时期，国家利益就是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曾被描述为一种排他的零和关系，因此利益争夺引发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则饥民将大规模涌向别国，交通工具的进步为难民潮的流动提供了可能，而人道理念的进步又使拒难民于国门之外面临很大道义压力。互联网把各国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点发动网络攻击，看似无声无息，但给对象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却有可能不亚于一场战争。气候变化带来的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仅给小岛国带来灭顶之灾，也将给世界数十个沿海发达城市造成极大危害。资源能源短缺涉及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国公民同时也就是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

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越来越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也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酸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件等恶性环境污染事件，均造成大面积污染和大量民众伤病死亡。这些事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1972年，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引起国际社会极大争论。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研讨会，会上首次有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该委员会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文件，被称为《地球宪章》。2002年，联合国又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各国首脑再次聚会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峰会，重申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探讨在此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

中国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就参加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历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发展援助等方面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里约峰会上指出，中国过去3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仅有世界平均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占全球1/5的人口；过去6年中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1%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5%左右。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债务，对3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超过6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这些数据说明，可持续发展不仅已经从理念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支持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其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二十国集团，协调各国应对危机，使世界经济摆脱了陷入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境地。目前国际上各种协调磋商机制非常活跃，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尽管全球治理仍存争议，比如怎样处理全球治理与主权独立的关系等。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发展、权责共担”的方向发展，可以利用全球治理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中国国内改革，中国也可以从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的和平发展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发展又形成了有力的“正能量”。十八大报告总结的十年来外交工作新成就中，就包括了“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开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八大报告还强调要积极参加多边事务，并特别提到要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与全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世界观包括五个维度，即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政治多极的内涵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经济均衡的内涵是，只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获得共同发展，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文化多样的内涵是保持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更多答案。安全互信的内涵是，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的有效手段不是冷战式的同盟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环境可续意味着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