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门口教堂

仓门口教堂

1860年乘坐英法联军战舰进入天津的有两位著名的传教士，一位是美国的柏亨利，一位是殷森德，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天津开埠前，已经在北京设有教区，不断派人进入天津）。登岸后，柏亨利就在老城厢仓门口建立了天津第一座基督教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教徒中的有识之士，以“洋教会”的称呼为耻，主张建立由中国人“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中华基督教会仓门口教堂的建立，就受到当时这种全国范围内独立办教会思潮的影响。 　　

1908年，天津的基督教伦敦会教徒张芝庭看到传教工作完全依赖外国人，成败利钝俱以外人马首是瞻，于是大声疾呼创办国人自己的教会。 　　

不久，张芝庭去世。张的次子张英芳联合其父的故交张葛孙等继续提倡自立，在老城厢罗家胡同建立了第一个自立会祈祷所，这里原是伦敦会英国传教士史密斯大夫的诊所。后来又在南门外太平庄典了4间草房做福音堂，至此，天津基督教自立会初具雏形。 　　

1910年10月，杨宝慈倡议，爱国教牧和信徒百余人在城里经司胡同青年会开会，商讨正式创办天津基督教自立会事宜。这时仓门口公理会迁往西沽新会堂，主事的美国传教士山嘉立表示愿意将仓门口会堂出让给自立会。天津五大公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英国圣道堂、伦敦会、圣公会）所属七处会堂的华人牧师和信徒百余人，坚决表示要脱离外国差会，成立自立会，于是买下了仓门口教堂（房款到1932年全部付清），天津第一个基督教自立会正式成立了（当时教会门前的匾额为“中华基督教会——华人自立”，因此有了“自立会”之称）。当时，选举了张伯苓、张葛孙、许静斋、陈浩然等人为董事。这为华北各地开创了自立教会的先河。 

10月19日，自立会正式献堂。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任该堂董事会的会正。仓门口自立教会成立后，做自立会的信徒成为一种时尚。职员百姓不惮路远，也要到自立会去接受洗礼，借以表明自己是自立会的信徒。 　　

1920年，在仓门口自立会成立10周年的时候，教徒人数达到600余人。教会的负责人中，张伯苓和宋则久在当时的教育界和工商界享有盛誉，他们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主张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 　　

1932年，由于信徒人数增加，在还清公理会的房款后，自立会出资1000元，将永典之堂址完全购置。这样就把原公理会仓门口教堂的房产购买过来，并动工改建新堂。 　　

1934年，新堂落成，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仓门口教堂。1934年7月举行献堂礼拜。楼上下共可容400余人。另临街建布道用副堂一座，容百余人。包括附属建筑总建筑面积1126．94平米。 　　

从1910年至1950年，仓门口自立会的历任牧师有刘广庆、王文治、石子忠、刘坤一、丁宝兴、陈彼德等。仓门口自立会还在武清县王庆坨、河东区沈王庄、河北区仁田西里及锦衣卫桥等地建立了支会。 　　 

1958年，天津基督教合并于四处聚会(滨江道堂、仓门口堂、浙江路堂及冈纬路教堂)。由旧城厢一带的九处堂会并入仓门口堂的联合礼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聚会人数极少，且讲道内容受到很大限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仓门口堂被砸，牧师被揪斗，教堂房屋被占用，直到16年之后的1982年12月12日才恢复聚会。 　　

1976年，该堂经过强烈地震，并未毁损。 　　

1987年，仓门口堂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仓门口教堂

感受过“火烧望海楼”的灼热，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冲击，见识过“老西开事件”，遭遇过1976年的强烈地震，位于天津卫中心地标鼓楼旁的仓门口基督教堂已被定为危楼——破旧到面临拆迁改造的地步了。去过那里的人回来说：在鼓楼周边众多的山寨“古建筑”包围中，残破的仓门口基督教堂“好像在修，又好像没有动工”。

不过，被定为危房之后，去那里为她拍照的人也多了起来，人们担心不久之后就见不到原汁原味的老教堂了。

顺着去过那里的人们的记述便可想象：在天津老城厢鼓楼东大街，从东马路向鼓楼方向走，看到一个人力车的铜像，右手边就是仓门口教堂了。远远可以辨识出几乎被一片绿色遮住的教堂门口，有教会义工在那里散发福音单张，邀请路人进去听福音。

缘起天津第一座基督教堂

仓门口教堂目前的建筑始于1934年，之后几度修缮。但仓门口地区建立教堂的历史还要追溯到1860年，可谓整个天津开埠之后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