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戊午日（一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

1、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

李世民

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2、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3、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4、河清海晏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吐蕃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印度

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贞观年间唐僧陈玄奘在印度取经，游学十余年，引起了北印度一位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是北印度戒日王朝的开创者，亦称戒日王。

印度的戒日王对远道而来的唐僧说起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唐朝的信息：“听说你们的天子叫秦王，少年时就见识非凡，长大后英明神武。先前天下大乱，国家分崩离析，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你们的秦王早就有了远谋大略，兴慈悲之心，救苍生，平海内。其风俗教化和大德恩泽遍布海内外，四方仰慕称臣。老百姓十分感激，于是演奏歌唱《秦王破阵乐》。我们这边听到关于他的赞颂，已经很久了，关于他的盛德声誉，请问都属实吗？你所说的大唐国，就是指秦王的国家吗？”

这番话透露出戒日王对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式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隋末天下大乱，也知道秦王李世民是大唐王朝的开创者之一，而且是年少时就起事，在隋末纷争中，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平定群雄，在创立大唐国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更有趣的是，他还知道贞观年间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有一首叫《秦王破阵乐》的歌曲。当然，毕竟通讯手段有局限，戒日王对于李世民身份的认识，还停留在秦王这个封号上。

戒日王谈起李世民的时候，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其实，李世民和戒日王还经常派使者互动。 

晚年的李世民开始追求长生，服食丹药。李世民对古印度方士的到来十分欢喜，厚礼相待，请至金飚门宫内配制丹药。还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率一批人马，协助古印度方士炼丹。

1、不拘一格用人才，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 

3、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政府机构之间权力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 

4、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认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3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3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3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5、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对高句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胜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由于社会安定，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古代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基础； 

12、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伟大政治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古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他主张，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应乘机起兵，“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他认为，起事必须进行隐蔽、周密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是争取人才，“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为乘机起事积蓄力量。他重视起事战略的谋划与制定，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他与晋阳令刘文静“与图大事”，赞成刘文静提出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以成“帝业”(分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的起事战略，并坚决将其付诸实施。他认为，一旦兴兵起事，就要坚定不移，有进无退，坚决进行到底。在李渊率军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传言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有人主张还救根本(太原)，更图后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后果只能是失败。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继续南下，对李渊定下继续前进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当军队受阻于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人主张仍攻河东时，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反对顿兵坚城，坚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入长安，也体现了他贯彻既定战略的思想。夺取长安后，他主张暂不介入关东之争，而是先固根本，再图中原。在打败屈突通后，李渊曾派他与李建成率军10余万东征洛阳，“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遂引军还。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刘武周，关中巩固、无后顾之优后，再出兵东击洛阳，逐鹿中原，统一全国。这无疑是正确的战略谋划。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正确料敌、因势定谋的战前决策思想。李世民认为，知被知已是兵家大要，强调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为此，他十分重视平时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从他协助李渊晋阳起兵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他在战前和战中对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情况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时对这些对手了解之深刻和准确。在战场上，他不仅仅满足于对间接情报的掌握，而是总要亲自进行实地侦察，了解敌军实力和战场形势。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如在洛阳、虎牢之战中，当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时，诸将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对敌情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才能力排众议，做出了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正确决策；他在此战中为引诱窦建德所采用的“牧马计”，也是在他亲临前线“察敌形势”后制定的策略。

坚壁挫锐、待哀而击的持久防御思想。对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李世民生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消敌锐气，断改给养，提高自己军队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敌人粮草不继、士气衰落或准备退却时，以反击取胜。如在二战浅水原时，开始众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仁杲传》)经过60多天的相持，薛军果然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乘机出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在打败宋金刚、窦建德等人之战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进攻思想。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术。他认为，使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万溃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玉于原南列阵，与敌将宗罗喉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喉大溃”(《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介休之战，他令李世绩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世绩军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大败宋金刚军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资冶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反对犹像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突破竹之势，穷追猛打，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杲部将宗罗喉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资冶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杲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资冶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李世民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资治迈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基于这一认识，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较快地扭转了因战争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帝苑》卷下《阅武篇》)。同时，又反对穷兵默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义安，此乃联之甲兵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十二月)。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主张友好相处，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出兵讨伐，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语之间，何足介意！”(《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贞观十七年(643年)，有人建议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唐太宗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资治通签》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不得已而用兵时，也是“必待有罪，然后时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批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主张对不同种落“爱之如一”，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强大的国力。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或和亲政策，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赢得时间。反对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的行为，表示，这种虚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联必不为”(《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对外来侵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自唐建国以来，突厥多次侵扰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让态度，有人甚至建议采取迁都的措施消极逃避，李世民坚决反对，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贞观二年(628年)，颉利拥兵窥边，有人建议筑长城防御，李世民答：“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新唐书》卷二一五一《突厥上》)他批评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原的消极做法，认为“朕今委任李世绩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卷六十七《李绩传》)在反击外来侵扰的作战中，他主张对敌务必全歼，擒捉首恶，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军征东突厥之战和击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他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李世民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对将才的提拔使用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军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李世民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间，整顿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卫和东宫六率中央军事统帅机构；遵循中外相维、居重驭轻的原则，合理部署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和严细的番上措施；统兵权、发兵权、指挥权相分离，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握，“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卷五十《兵志》)；大力发展牧马业，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府兵制达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视对将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建树，因此，能驱驾英才，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人，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他对将帅十分爱护，如他听说李绩病后，命“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听说李绩病后须用胡须灰做药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放到药中让李绩吃，事后使李绩感动得“顿首流血”。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他亲自给他针灸等。在用将上，他主张舍短取长、“弃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张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将从中御”。太宗赐李靖诏书中讲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他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因此，战乱时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时期用人要重视德。反对以卑尊取人，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分见《帝苑》卷上《求贤篇》、《审官篇》)，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皇帝之一，而且还善于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为国家又立新功。

书法

李世民酷爱书法，其书法以隶书见长，并且酷爱书法名品《兰亭序》，亲自写《晋书·王羲之传赞》。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将自己的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

李弇→李昶→李暠（也作李皓）→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也作李天赐）→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

①父族

曾祖父：李虎，西魏陇西郡公（襄公），追尊唐太祖

曾祖母：梁氏，追尊景烈皇后

祖父：李昞，北周唐国公（仁公），追尊唐世祖

祖母：独孤氏（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第四女），追尊元贞皇后

父亲：李渊，唐高祖

②母族

母亲：窦氏，追尊太穆皇后，即李渊的窦皇后

外祖父：窦毅，北周神武郡公（肃公）。

外祖母：宇文氏，北周襄阳长公主（其父：宇文泰，西魏安定郡公（文公），追尊北周文帝）

外曾祖父：窦岳

兄弟：李建成、李玄霸、李元吉、李智云、李元景、李元昌、李元亨、李元方、李元礼、李元嘉、李元则、李元懿、李元轨、李凤、李元庆、李元裕、李元名、李灵夔、李元祥、李元晓、李元婴。

姐妹：长沙公主、襄阳公主、平阳公主、高密公主、长广公主、房陵公主、九江公主、庐陵公主、南昌公主、安平公主、淮南公主李澄霞、真定公主、衡阳公主、丹阳公主、临海公主、馆陶公主、安定公主、常乐公主。

皇后

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名不见载。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13岁嫁李世民。武德元年册封秦王妃。武德末年竭力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勉慰诸将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被册封为皇太子妃。李世民即位13天即册封为皇后。在后位时，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先后为皇帝诞下三子四女。贞观十年崩。谥号文德皇后。上元元年，加谥号为文德顺圣皇后。李世民誉之为“嘉偶”“良佐”并筑层观望陵怀念。尝著有《女则》三十卷，尚有翰墨存世，今均佚。仅存《春游曲》一首。幼子即唐高宗。

妃嫔

儿子

太子李承乾：母长孙皇后，贞观十七年谋反按律应赐死，因太宗不舍，最后只废为了庶人，后卒于黔州

楚王李宽：母不详，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吴王李恪：妃杨氏，母隋炀帝女杨妃

魏王李泰：母长孙皇后，争夺皇位被贬后，又重新进封为濮王。永徽三年逝于郧乡县

齐王李佑：妃韦氏，母阴妃，贞观十七年发动叛乱。事败，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

蜀王李愔：母隋炀帝女杨妃。后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地巴州

蒋王李恽：母王氏，妃元氏。诬告谋反，惶惧自杀

越王李贞：母燕德妃。后来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唐高宗李治：母长孙皇后

纪王李慎：母韦贵妃，妃陆氏

江殇王李嚣：母燕德妃，贞观六年薨

代王李简：母不详，贞观五年薨，无后，国除

赵王李福：母杨贵妃，贵妃之位是否为追封待考，妃宇文氏

曹王李明：母巢刺王妃，妃元氏。永淳年间，因为和废太子李贤通谋，降封零陵王，贬至黔州。都督谢佑逼李明自杀。玄武门之变后，巢刺王妃居于宫内抚养李元吉庶女归仁县主。归仁县主生母去世，太宗亲写诏令安慰县主。

女儿

襄城公主：母不明，下嫁萧锐，永徽二年薨，陪葬昭陵

汝南公主：第三女，母不明，早亡

南平公主：母不明，先嫁王敬直，王敬直获罪流放岭南，改嫁刘玄意，陪葬昭陵

遂安公主：母不明，下嫁窦逵。逵死，又嫁王大礼，陪葬昭陵

长乐公主：名丽质，母长孙皇后，下嫁长孙冲，贞观十七年薨，陪葬昭陵

豫章公主：母下嫔，长孙皇后养，下嫁唐义识，陪葬昭陵

巴陵公主：母不明，下嫁柴令武，因“房遗爱谋反案”，永徽四年赐死，显庆中追赠比景（北景）公主，立庙于墓

普安公主：母不明，下嫁史仁表，陪葬昭陵

东阳公主：母不明，下嫁高履行

临川公主：第十二女，字孟姜，母韦贵妃，下嫁周道务，永淳元年薨，陪葬昭陵

清河公主：李敬，字德贤，母不明，下嫁程怀亮，薨麟德元年，陪葬昭陵

兰陵公主：李淑，字丽贞，母不明，下嫁窦怀悊，卒年不晚于显庆四年；墓志为第十九女，与新唐书不符，陪葬昭陵

晋安公主：母不明，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辂，陪葬昭陵

******：母不明，下嫁独孤谋，陪葬昭陵

新兴公主：母不明，下嫁长孙曦，陪葬昭陵

城阳公主：母长孙皇后，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诛，又嫁薛瓘，咸亨二年薨，陪葬昭陵

高阳公主：母不明，下嫁房遗爱，因“房遗爱谋反案”，永徽四年赐死，显庆中追赠合浦公主

金山公主：母不明，早亡

晋阳公主：字明达，小子兕子，母长孙皇后，皇后病逝后，由太宗亲自抚养，惜十二岁早亡。

常山公主：母不明，未及下嫁，薨显庆时

新城公主：母长孙皇后，初封衡山公主，下嫁长孙诠，长孙诠显庆四年获罪流放巂州，改嫁韦正矩，龙朔三年暴亡，陪葬昭陵

关于李世民的出生日期，主要由以下三种说法：

1、《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的生日是十二月癸丑；《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的生日是十二月癸未。

2、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卒年五十二岁，生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

3、据《新唐书》李世民卒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公元649年7月10日），年五十三岁，则李世民的出生年月为隋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

已故中国历史学家胡如雷经过考证认为：根据李世民同母弟李玄霸十六岁时死于大业十年，而倒推出李玄霸生于开皇十九年，所以若李世民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则李玄霸最迟生于开皇十九年十二月，两兄弟生辰过近，不太可能。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时褚遂良不许，后来他再要求房玄龄，房应允并与许敬宗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於贞观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献予太宗，但唐太宗终归未能得观《起居注》。

参读武德年间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不曾被官方修改），以及订正详实的《资治通鉴考异》（同时记录了《实录》、野史、物证等考据》），再考查《旧唐书》等（以《实录》为蓝本）相关记载，不同之处仅存于三个方面：其一，太原起兵的发起人是谁；二是，隐太子李建成在攻取长安时的战功；再有，李渊宫闱禁中的是否检点。而上述三个方面皆以“玄武门之变”为中心而展开，其余初唐历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载（包括不受官方干预的稗官野史）竟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除“玄武门之变”外，其它的初唐历史事件并无唐太宗参与删改杜撰的可能。

因此，历来学者都将目光聚焦于“玄武门之变”，史书也记载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的关注，要“削去浮，要求直书其事”。史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此举使自己亲杀兄弟的事实在史书中保留了下来，如王夫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认为直书其事是不知羞耻，“至於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於人类矣”；一些史学家则认为，直书其事其实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在“玄武门事变”的相关记载中美化自己；但更多的学者，能够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下，坦然的接受认可这次皇家宫廷政变和太宗之举。

李世民在他人生的前期，对道教的方术迷信是不屑一顾的，并且还对秦皇汉武的求仙活动持批判的态度。但是李世民晚年，随着功业的隆盛与年岁的增高，也与历史上许多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一样，开始服食丹药。对仙道丹药之事，唐太宗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其直接原因与其情绪的消沉和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

从史籍上可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以前多次外出围猎，精神焕发，骑射娴熟，说明他这时还有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可是，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开始，直至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临终的6年当中，外出围猎仅有一次。这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他的健康状况趋向下降。究其原因，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黔，对他的思想刺激很深，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以前很少服药的李世民，这时开始服食药石了。据《贞观政要》载，当时有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唐太宗认为他说的有益子国，“特赐锺乳一剂，谓日：‘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元戈直作注说：锺乳，产于石，食之使人通气生胃。”此药是唐太宗当时常服的。由此可知，他在这时已患了消化不良症，不得不接触“药石”了。

从外国引进丹药，大概是李世民的首创。大臣们为了迎合唐太宗的这种心理，向他推荐了天竺国（今印度）的一名方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大败中天竺帝那伏帝国，俘虏了其国王阿罗那顺与方士那罗迩婆婆寐。同年五月，王玄策将这个方士进献给李世民。从西方来的“洋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宣称能配制金石秘剂。这个谎言打动了唐太宗期望康复、幻想长寿的急切心理。 

经过近一年的炼制，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丹药终于出炉，崔敦礼等赶紧捧送入宫，正在病中的唐太宗见到盼望已久的古印度方士炼出的仙丹，如获至宝，按照那罗迩娑婆寐的嘱咐，依法服食。然而，唐太宗万万没有想到，长生药竟成了催命药，他在三月吃下丹药，身体顿觉不适，病情大为加剧，竟导致“暴疾”，没过两个月就死去了，享年52岁。

对于李世民服丹中毒以致暴亡之事，唐朝的大臣及后代史学家都多次提到。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载，唐高宗时，有东台侍郎郝处俊谏阻李治不要服食胡僧炼成的“长年药”，说：“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效，大渐之阮，名医莫知所为。”

《旧唐书·宪宗本纪》也载，唐宪宗时的朝中重臣李藩也曾说：“文皇帝（即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所说“暴疾”，即指丹药中毒；“不救”，指无法抢救。从中可知中毒之深、药性之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