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邹韬奋，原名恩润，祖籍

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

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邹韬奋

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48岁。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10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中共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小言论（1—3集）1931—1933，生活 

邹韬奋文集

韬奋漫笔（散文）1933，生活 

萍踪寄语（1—3，散文）1934—1945，生活 

小言论选集（时事评论）1936，生活 

萍踪寄语选集（散文）1936，生活 

大众集（评论）1936，生活 

坦白集（散文）1936，生活 

漫笔（散文）1936，生活 

展望（评论）1937，生活 

经历（回忆录）1937，生活 

韬奋言论集（杂文）1937，生活 

激变（评论）1938，生活 

再厉集（散文）1938，生活 

韬奋时事论文集 1939，中流书店 

萍踪忆语（散文）1940，韬奋出版社 

宪政运动论文集 1940，生活 

抗战以来（散文）1941，韬奋出版社 

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理论）1945，韬奋出版社 

患难余生记（散文）1946，韬奋出版社 

对反民主的抗争（散文）1946，韬奋出版社 

韬奋文录 1948，韬奋出版社 

韬奋文集（1—3集）1955，文联 

革命文豪高尔基 1933，上海生活 

高尔基 苏联美·亚历山大康恩著，1934，韬奋出版社 

读书偶译 1937，韬奋出版社 

苏联的民主 英国斯隆著，1946，生活书店 

书名：《大众生活》复刊

《大众生活》复刊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出版期数：30期

内容简介：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复刊，共出版新1号至新30号，同年12月8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香港版编辑委员有：邹韬奋、金仲华、茅盾、乔冠华、夏衍、胡绳、千家驹等七人，邹韬奋任主编。

书名：《全民抗战》三日刊、五日刊、周刊

《全民抗战》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出版期数：157期

内容简介：

1938年7月7日在汉口创刊，主编邹韬奋、柳湜，第1号至29号在汉口出版，为三日刊。1938年10月15日30号起由汉口迁重庆后改为五日刊。1939年5月13日70号起改为周刊，1941年2月22日在重庆被国民的政府查封被迫停刊。共出版157期。期间1938年8月曾增出《保卫大武汉特刊》13期，1939年3月和8月，曾先后创办“战地版”和“通俗版”。

该刊编委有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邹韬奋、柳湜，发行人邹韬奋。由生活书店总经销。其形式有论文、通讯、散文、漫画、木刻等。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最广，受人民普遍欢迎的刊物。

书名：《抗战》三日刊

《抗战》三日刊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出版期数：16期

内容简介：

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该刊由抗战三日刊社发行，每三日发行一期，16开本，第1号为每份两张，零售1分；第2号起改为每份3张，零售2分。从第7号起，由于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制，曾被迫改名为《抵抗》，到第28号起，又恢复了《抗战》。该刊在上海沦陷后，第30号起汉口，及至1938年7月3日，《抗战》三日刊共出版86号随即它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书名：《生活星期刊》

《生活星期刊》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内容简介：  

1936年 6月7日在香港创刊，初名为《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是《生活日报》星期日的增刊，但它内容则重于刊载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与技术，以至一般大众文化的文字，所以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综合的副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共出版了28期，期间经过了两度更名。《生活日报》停刊后，1936年8月2日1卷9期起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继续在香港出版，共出版3期；由于在上海筹备《生活日报》失败，同年8月23日1卷12期起，《生活日报周刊》又更名为《生活星期刊》，迁往上海。创刊至1卷21期都是八开本，至1936年11月1日1卷22期起改出十六开本。同年11月22日邹韬奋被捕后，1卷26期由金仲华代理编务，12月13日出至第28期。

书名：《生活日报》

《生活日报》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出版期数：8卷50期

内容简介：

1936年 6月7日在香港创刊。邹韬奋主编。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内容力求系统化、杂志化。此刊精编新闻，重视言论、通讯和副刊。同年7月31日自动停刊。

书名：《大众生活周刊》

《大众生活周刊》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出版期数：16期

内容简介：

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刊。邹韬奋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邹韬奋、毕云程、金仲华、章乃器、杜重远、沈兹九、陶行知、柳湜、沈雁冰（茅盾）等。 设有“星期评坛”“时事论文”“国内外通讯”“社会漫画”“随笔小品”“大众信箱”等栏目。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办刊宗旨，主张团结抗日、民主自由。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对日妥协，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此刊和读者联系密切，曾在1个月内收到近万封来信。最高发行数达20万份，是当时国内销数最大的刊物。1936年2月出至第16期后，被国民党政府封禁。

书名：《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

创刊时间：1970-01-01 08:32:50

出版期数：8卷50期

内容简介：

1925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报。每期出4开1张，发行1000多份。第1卷由王志莘任主编。以宣传职业教育为宗旨。

1926年10月第2卷起，由邹韬奋任主编， 1929年12月第5卷起，扩充篇幅，改为16开本。选材以时事为主，着重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文字增多，销数达8万份。

主张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选材要注重“有趣味有价值”，文风要“明显畅快”。先后开辟“读者信箱”“小言论”等专栏；同时重视处理读者来信，征求读者意见，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工作；基本内容仍为对青年进行“事业修养”教育。

1930年9月，设立专门为读者服务的书报代办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新闻评述性周刊，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发起为抗日军队捐款的活动。

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中，出版临时增刊和特刊，报道中国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 同年7月，在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独立经营的生活书店。同时从同年7月2日第7卷第26期起，每隔一期增加影写版《生活画报》四至六页。

 1932－1933年期间，该刊发表文章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终将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取代，并系统地刊载宣传社会主义、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销数增至1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国民党当局曾对该刊进行威胁，下令禁止它在全国邮寄。

1933年7月8日，该刊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签订脱离契约。同年7月14日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该刊由胡愈之、艾寒松负责编辑。同年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出至第8卷第50期停刊。

《生活》周刊是中国抗日战争前有影响的时事和青年修养刊物。

1926年是邹韬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1926年邹韬奋与夫人结婚时留影

这一年元旦，31岁的邹韬奋与沈粹缜完婚。婚礼就在上海南京东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酒家。邹韬奋为妻子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还置办了一套家具，这花去他一大笔钱，为此还借了债。沈粹缜后来回忆说：“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韬奋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韬奋和我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

婚后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他们先后换了几处房子。吕班路万宜坊54号（现重庆南路205弄54号）是他们居住最久的地方，前后一共6年，小女儿邹嘉骊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住房作为邹韬奋故居保留了下来，并在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底层是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圆桌，四把靠椅与几张沙发，东墙挂着近代企业家张謇诗作的刺绣，为沈粹缜女士精心制作。西墙挂着邹先生先母画像。二楼是卧室，卫生间内摆放着白瓷的浴缸。一、二楼间的亭子间是邹韬奋的书房。三楼一度是韬奋的小女儿与她奶奶的住房，后转租给了生活书店的员工。邹韬奋喜欢看电影，有段时间还迷上了跳舞。据语言学家周有光后来回忆，他们四五家人，每逢星期六晚上，便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

妻子沈粹缜后来说：“那时曾经来过我们家里的韬奋的朋友，无不交口称誉韬奋的家庭充满了和煦、温暖和幸福。时隔四五十年以后的现在，我当然懂得在这褒词之中也还含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思。不过，韬奋当时也许还以此引为自豪哩！”

位于万宜坊(重庆南路205弄)54号。民国19—25年(1930—1936年)，邹稻奋寓居于此。

这是一栋法国式3层新式里弄建筑，坐北朝南，民国18年建。位于弄堂中，占地12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平方米。底层是会客室兼餐室，墙挂邹韬奋夫人的绣字、邹母照片和风景画。中置小圆桌和圆椅，左壁有靠背椅、茶几、荼柜等，邹与好友胡愈之、杜重远、金仲华、张仲实、徐伯昕等常聚于此，商讨救国大计和出版事宜。

亭子间为邹稻奋写作室，约7平方米，有写字台、小书橱。平时，邹除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生活》周刊社处理事外，多在此主编《生活》周刊撰写时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也在此编译。二楼卧室.三楼由朋友借住。

1956年，经国家文化部批准于同弄53号建立铬奋纪念馆。1959年5月26日和1977年12月7日，两次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