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自发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它虽然存有笼统排外和宗教迷信等局限性，但它代表了中国的民气，打乱了列强各国瓜分中国的计划，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

（1）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2）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

（3）有力打击了清王朝，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4）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5）对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不能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不出科学的纲领和策略。 

（2）没有形成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

（3）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落后的宗教信仰。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之一是1902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灭亡。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不仅倾力破坏华北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而且导致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强的国际贸易活动。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因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都停滞上海。从外商定购的各类日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国家税收锐减，银行（钱庄）倒闭。各处钱庄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势所难免。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清朝初年就所剩无几的《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八国联军司令德国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乱笔记》：

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不过这句话之后的1903年又发生了瓜分危机，“由于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

马克·吐温于1900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的演讲：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义和团是爱国者，我们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列宁的评价：列宁著有《中国的战争》一书：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陈独秀：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胡绳：

提出近代有三大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是其中一次革命，其他两次革命分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

周恩来：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戚本禹：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愚昧与残暴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盲目排外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洋”代表了与西方有关系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灭的范围内，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与洋教有关系的中国教民，也包括从西洋传来的西药，洋布，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为免毁坏，就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一队团民巡行到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前，发现这里出售洋货，即纵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

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严复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

孙中山：大东书局《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第五讲》

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卫石》：

“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邹容《革命军》：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

“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余英时认为：

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说法是中国共产党修改的历史。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随便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

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多伤人命之外，中国人经济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例如，义和团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把火烧掉了附近的商铺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赞扬义和团的人，往往污名化本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说教民个个罪大恶极。因为只有将他们贴上坏人的标签，屠杀他们才是正义之举。但是，不管是教民、非教民、外国传教士，都享有生命权、财产权，即使这些权利可以被剥夺，也要有合理理由，要符合一定程序。义和团不是政权机关，不分青红皂白，对教民一概杀戮抢劫，说什么也不是正义的行为。

义和团运动于1963年的电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中被提及。《北京55日》摄于西班牙，由于拍摄需要数千名中国演员，电影公司从西班牙全国各地几乎把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排戏了。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电影拍摄期间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因为餐馆员工（通常是业主）都被电影公司所雇用。电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国人以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全国几乎找不到中国餐馆吃饭。这套电影因为题材敏感，后来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直至1980年代后期。

北京55日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摄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电影，名为《八国联军》（Pa kuo lien chun），导演张彻使用高预算拍摄了一个关于觉醒与复仇的大场景故事。《八国联军》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电影的武术导演是刘家良，由傅声主演。

1986年，中国大陆作家冯骥才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小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陈宝国参演。电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辫子神力无比，可作为伤人利器，被称为“神鞭”。傻二亦凭借这项才能加入了义和团。在一次和“洋人”的战斗中，傻二的战友大都阵亡，傻二的辫子也被洋枪打断，此后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结尾，傻二剪掉了辫子，变成了一位神枪手，继续和外国势力作斗争。傻二有一句总结全剧主旨的名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还得割”。

1995年尼尔·斯蒂芬逊（Neal Stephenson）写了一部后数字朋客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义和团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

《神鞭》 作者冯骥才

《檀香刑》 作者莫言

《龙虎斗京华》作者梁羽生

《庚子风云》作者鲍昌

《正红旗下》作者老舍

《廊坊大捷》作者单田芳

《红灯照》（京剧）

《神拳》（话剧） 作者老舍

《一辉曼荼罗》（《乱世三娘》） 作者手冢治虫

《神鞭》（据同名小说改编）

《黄飞鸿之王者之风》

《北京55日》

《八国联军》

《国难1900：义和团事件始末》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义和团

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阎书勤（1860—1900），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省威县）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阎书勤

赵三多（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而在此过程中殒命。

朱红灯（？—1899），领导过平原起义，击败县令蒋楷，在森罗殿战斗中战败，后被捕处死。

林黑儿（？—1900？），自称“黄莲圣母”，是红灯照的领导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终。

王立言（？—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倪赞清（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义和团首领。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激战。

张德成（1846—1900），在独流镇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刘呈祥（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高家庄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人，1902年4月同赵三多等在巨鹿厦头寺领导起义，改旗号为“扫清灭洋”，7月失败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