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

春秋末年，位于太湖流域的吴王夫差为了与中原的晋国争霸，于前486年修筑邗城(今扬州附近)，作为北上据点，并在城下开凿运河到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城北北辰坊），沟通江、淮，以运输军队和辎重。此运河后世称为“邗沟”（于前486年开凿，于前484年完工，是大运河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一段河道。），在开凿邗沟的过程中，吴人尽量利用长江、淮河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巧妙地以人工渠道连接两岸，故只凿渠长约150千米。

但是，胥溪、胥浦才是大运河最早成形的一段，而这也是吴国所开凿，以相国伍子胥之名字命名（开凿之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伍子胥于前484年被夫差赐剑令他自尽，故推断应在邗沟开凿前完成）。胥溪从宜兴开始，在芜湖入长江，使太湖水系第一次和长江联系起来。胥浦是在胥溪完工后不久开凿的，它以太湖为起点，经淀山湖和泖湖，流入东海，为太湖开拓了出海口。胥溪、胥浦的开凿，把整个东南水系连成一体。

隋代统一南北以后，陆续开挖了以洛阳为航运中心，首尾相接的几段运河。

广通渠：从京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长达300余里。可以通航“方舟巨舫”。改建工作由宇文恺主持。以渭水为主要水源，除能满足关中用粮外，还有很大富余。

通济渠：从洛阳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大业元年（605年），命宇文恺负责营建洛阳，每月役丁200万人。同时，又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鉴·隋纪四》）。通济渠在黄河南岸，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zhǔ煮］，引黄河水进入淮河的支流汴水，经今开封市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再东南，穿过今安徽宿县、灵壁、泗县，以及江苏的泗洪县，至盱眙［xū yí虚移］县注入淮水。两段全长近 2000里。施工时虽然也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为有统一的宽度和深度，因此主要还要依靠人工开凿，工程浩大而艰巨。可是历时很短，从三月动工，到八月就全部完成了。

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在修建通济渠的同时，征调淮南民工10多万扩建。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

永济渠：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利用卫河和芦沟（永定河）等自然河道开挖加深，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当年完成。全长1900多里。

疏浚江南河：春秋时的吴国，即以都城吴（苏州）为中心，在太湖平原凿了许多条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隋炀帝下令作进一步疏浚。《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相传夏禹曾大会诸侯于会稽，秦始皇也曾登此山以望东海。隋炀帝也要到会稽山，效仿夏禹、秦皇的故事。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隋炀帝把后两者合称御河）、永济渠和江南河等渠道，虽然不是同时开凿而成，但是由于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它们的规格又基本一致，都要求可以通航方舟或龙舟，而且互相连接，所以又是一条大运河。这条从长安、洛阳向东南通到余杭、向东北通到涿郡的大运河，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由于它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对加强国家的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是很有价值的。

隋唐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沿广通渠达大兴城长安，北由永济渠达涿州、南经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达江都、余杭。

洛阳位于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于船只顺利通过。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黄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证。这两条如此之长的渠道，能这样好地利用自然条件，证明当时水利科学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开凿这两条最长的渠道，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这样就完成了大运河的全部工程。隋朝的大运河，史称南北大运河。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27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方，而南方江淮地区的经济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城市所需要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大量的物资要从江淮运到长安，甚至运到北方边疆的军事重镇。所以，当时开凿运河也是为了解决粮食北运的问题。

沿江南运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入通济渠，逆黄河、渭河向上，最后抵达长安。

但是，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劳动人民却是一场灾难。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200多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了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

在长江以南，完成了江南运河，这是大运河的南段。实际上，江南运河的雏形已经存在，并且早就用于漕运。“漕”是利用水路运送漕米到集中地点的意思。漕运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河道或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中国古代向农户征收地租和田赋，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征收实物的办法。这些王朝又大都建都在西北和北方的城市，而附近地区所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因此，把其他地区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在中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许多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史书就已经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到了隋朝，漕运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

济州河和会通河

从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到东南产粮区，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全长150余里。至元十八年（1281年）开工，至元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1283年9月18日）凿成[1]。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

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全长250余里。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1289年2月10日）开工，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初四（1289年6月22日）凿成[2]，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289年7月22日），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会通河”。

会通河同济州河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

会通河上曾建闸三十一座，以调节流量，故名“闸河”。但因水源不稳定，河道时患浅滩，不胜重载，故元一代漕粮北运仍以海道为主；元末，会通河废弃不用。

坝河和通惠河

由于旧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与通州之间修建一条运输能力较大的运河，以便把由海运、河运集中到通州的粮食，转运到大都。于是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首先兴建的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这条水道长40余里，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凿完成后作为运粮河使用。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于保存河水，利于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因而这条运河被称为坝河。

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开凿了通惠河。负责水利的都水监郭守敬（1231－1316年），从昌平化庄村东龙山的白浮泉引水源到积水潭集蓄起来，然后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全长164里。1292年正月开工，1293年七月凿成，至元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1293年8月26日），元世祖忽必烈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建成后，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船可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敝水”，元大都成为内陆港，热闹非常。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明、清两代，又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改造。京杭大运河分为以下七段：

通惠河

通惠河是大运河最北的一段，自北京东南至通州，因水源不足，通航不正常。

北运河

北运河为通州至天津段，长186公里。利用永定河河道，漕运咽喉河西务，曾盛极一时，在天津汇入海河。

南运河

南运河从天津到至山东临清。全长524公里。也分作“卫运河”与“南运河”（狭义）两端。利用原有的卫河加以疏通而成。水流自南而北，至天津汇入海河，流进渤海。1960年代中期，由于漳卫河流域大兴水利，农业用水，导致南运河缺水，航运中断。南运河是海河流域的漳卫河水系的重要导洪通道，设计下泄流量300立方米每秒，由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漳卫南运河管理局负责管理。

鲁运河

鲁运河即会通河，北起临清，南至台儿庄，贯穿山东省西部，长约380公里。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通。宋礼修筑戴村坝，遏汶水济运。从此大运河南北畅通。在济宁设有东河总督，负责山东河南两省河道。1855年黄河北徙，鲁运河被冲毁淤塞，航运遂告中断。

鲁北运河

鲁北运河，也称位临运河。北起临清，经过聊城，南至黄河。目前全线淤废。

鲁南运河

鲁南运河，北起黄河，南至韩庄。1949年后，济宁以南的大运河一直是济宁、兖州煤炭南下华东的重要水运通道。济宁以北的鲁南大运河因没有补给水源而航运停顿。

黄河至济宁的大运河，分为黄河至东平湖出口段、东平湖段、柳长河段、梁济运河段。总长度110公里。

济宁至苏鲁省界的大运河，分为济宁至二级坝段、二级坝至台儿庄的湖东航线段、二级坝至苏鲁省界的湖西航线段，全长214公里。其中，湖东航线走韩庄运河是主要航运通道，达到了III级航道标准。而湖西航道经过蔺家坝至徐州是六级航道。山东境内的湖西航道长51千米。

枣庄运河，可分为韩庄运河和伊家河，西北起独山湖、韩庄微山湖，经万年闸、台儿庄，至陶沟河入徐州界，长93.9公里。

江北运河

北起徐州铜山蔺家坝，南至扬州六圩运河口，包括不牢河、中运河、里运河，全长404公里。另有大沙河口至蔺家坝的微山湖西河道，长57公里。

不牢河

蔺家坝至邳州大王庙入中运河。

中运河

中运河自台儿庄向南至清江浦(淮安)黄淮运三水交汇处，长186公里。中运河原为发源于山东的泗水下游故河道，后为黄河所夺，又为南北漕运所经，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

里运河

里运河自清江浦至瓜洲古渡入长江，长170余公里。这是大运河最早修凿的河段。有些河段水面高出地面四至五米。明、清两代，在京杭大运河的枢纽部位（运河与黄河故道交汇处）淮安府城中心专门设立漕运总督和下属庞大的机构，负责漕运事宜。在城西30里外南船北马的水陆要冲清江浦设有南河总督，负责江苏安徽两省河道。来自徽州和山西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聚居在扬州以及淮安河下，竞相建造精巧雅致的私家园林。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330公里。贯通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江南运河流经太湖流域水网地带，沿线有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东南重镇，特别是拥有繁华富庶居全国之首，号称“天堂”的两个城市——苏州和杭州。江南运河河面窄而航船多，终日熙熙攘攘，运输繁忙。所经城镇，两岸人家尽枕河，座座石桥跨水上，富有江南水乡特色。

目前江南运河已扩建为3级航道，通行1000吨内河船只。古石桥则因妨碍通航而改建成现代化永久性大桥。江南运河同长江和钱塘江交汇处各有一座船闸，镇江为谏壁船闸，杭州为三堡船闸。

明、清两代，大运河的运输量远远超过元代。直到近代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明、清两代，大运河沿线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城市，在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所有的繁华几乎都集中在运河沿线：扬州，淮安-清江浦，济宁和临清。后来居上的天津，曾以“小扬州”自豪。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沿线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4年，漕运总督也被撤废。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以运河为生的人

近百年来大运河受到了很大破坏，在有的城市河道已成为排污沟，近代工业与房地产等各种破坏性开发沿河历史文化遗迹。在黄河以北，大运河许多河段，污染、坍塌甚至干涸的状况较为普遍。

2002年12月27日，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通过它长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

2006年6月获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元代开通海运，但是每年几百万石的漕粮、东南的贡赋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亿万件的消费品都要过长江渡淮河，经会通河北运，海外运来的商品过境之后也是经运河到燕京，会通河得名会通，就是因为“江淮之漕，浮汶泗经达临清，而商旅贸迁，游宦往来往暨闽粤、交广、邛 、川蜀，航海诸番贡 之入莫不由是而达”。

由明而清，每年400万石（1石约今天27市斤，400万石大约有5万4千多吨）的漕粮由运河北上，此外，每年数十万匹苏杭织造丝织品运抵京城，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专办御用官用的绸、缎、纱、罗、布匹。湖广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运河北上，到北京修宫殿，建宗庙。

物产交流和经济交流极大丰富起来，明代北方棉花种植很普遍，发达的纺织业在江南，结果自然是棉花南运，布匹北运，太湖流域号称衣被天下，棉布和丝织品几百年来一直是运河上的主要货物。

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运河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商品集散地，商业盛衰与运河始终。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邵伯镇以棉、夏、葛、标、黄草等布及米、豆、竹、木为主要货物，被称作“御长十里，客货云集，江北第一大镇”。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他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福建泉州）。运河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将陵（德州）运河上南北运输商品极多，最多的是丝、香料。济宁商业手工业很发达，“船只多得令人难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农业都极发达，淮安的货运可以通到40多个城市。宝应、高邮、扬州都是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很繁华。真州（仪征）是运河通江口岸之一。长江上每年有20万艘船航行，每船载重约50万-150万斤。真州是盐、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业为主，产丝织品和农产品。苏州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

明永乐之后，官运之外，运河上商运逐渐增加，运河上开始设关收船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其中近1/3收自运河上往来的商船。

北京的什刹海、后海一带，包括积水潭，正是当年行船漕运的终点，千帆竞泊，热闹繁华。积水潭的码头应该不止一个，环绕积水潭两岸都可停泊，《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元大都的繁华盛景。“比较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最盛时，积水潭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当时的文人雅士汇集在积水潭边赏酒作文，食肆、勾栏等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最著名的大都杂剧主要活跃在积水潭周围，一批著名杂剧家聚集于此。”历史学家们说，当时元大都的社会经济文化几乎全集中在积水潭。

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合，进海河最后流入渤海，漕运鼎盛时，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来往的漕船每年有2万多艘、官兵12万人次，商船3万艘，运河的开通使一个小小的直沽寨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

明代漕运使运河通州码头盛极一时。明代运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帮，由124处卫所12万多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大多漕船在通州空仓回航。各帮船于通州只许停留十天，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伴随三月一日首帮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开漕移师上将燃放“万头鞭”，数十档花会竞技，沿途商铺施茶献果，贾船掷银捐物，繁闹堪比京城各处庙会。清代沿袭此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最后一艘漕船离开通州码头，景象不再。

十九世纪海运兴起，以后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境内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在社会领域，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16]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人将大运河誉为“大地史诗”，它与万里长城交相辉映，在中华大地上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同为汇聚了中华民族祖先智慧与创造力的伟大结构。

漕运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和区域社会开发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漕运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

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2006年05月25日，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春秋至清时期的伟大工程，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1年4月，在扬州召开“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已经进入倒计时——大运河沿线的北京、河南等8个省35个城市的大运河遗产将整体申报世界遗产，并争取在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8][19]

2013年11月，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被列入申遗项目的8个重点河段、15个重要遗产点保护项目已全部完成，重点河段保护展示整治工程已完成80%以上，且顺利通过世界遗产组织专家的现场评估。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2014年六七月间，世界遗产大会将对大运河申遗项目进行表决。

2004年11月，在运河古都――聊城建设了第一座运河博物馆：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2006年9月，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在杭州建成开放。

杭嘉湖三市携手治水 助力京杭大运河6月申请世界遗产

“京杭运河杭州市区核心段按照5A级景区标准进行景观绿化带提升改造工作；余杭段实施两岸绿化加宽工程。”今天下午，运河“河长制”工作推进会议举行，运河杭州段河长、杭州市副市长项永丹率先发言。按规划，运河治理以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为责任主体。

在听完三位市级河长的汇报后，副省长黄旭明在点评时说了6个字：不够、不实、不强。

已排出15.8亿资金治水  四月底前敲定治理方案

京杭运河开凿于春秋，完成于隋代，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我省境内的运河从南到北起点于杭州市江干区三堡船闸，终点于嘉兴市秀洲区鸭子坝、史家村，全长168公里。

目前，运河治水由副省长黄旭明担任总河长；项永丹、金建新及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柴永强担任市级河长；此外还有县级河长10名、乡镇级河长39名，省市县镇四级河长网络基本形成。

黄旭明在发言时，肯定了前期的主要做法，也尖锐的指出存在的问题：重视程度不够，河长及联系部门确定拖沓，影响了方案编制；工作基础不实，治水项目梳理还不到位；协同机制不强，联系部门和业务部门存在扯皮。

据了解，杭州、湖州、嘉兴三个市已报送的治水项目有154个，投入资金15.8亿元。但是相比于钱塘江流域编制的800亿项目，瓯江流域编制的300亿元项目，有些“小巫见大巫”。

造成项目不给力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时间。多数项目主要集中在近两年的治理，湖州市工农业污染的治理项目尚未安排，嘉兴桐乡市近期才开始摸底调查。

按照要求，杭州、湖州、嘉兴必须在4月底前完成辖区内运河河道的地毯式排查；2014年工作计划及总体水质治理方案，4月底前敲定；6月底前完成河道信息的建档工作。

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告诉记者，已要求水利部门绘制重点污染源坐标图，清晰掌握每个污染源的情况，按图索骥、逐一攻破。

农业面源污染是首要难题   实现最低治水目标压力大

京杭大运河浙江境内168公里中，杭州市境内主要流经江干区、下城区、拱墅区、余杭区；湖州市境内43.9公里，流经德清县、南浔区；嘉兴市境内河段最长，约75.9公里，流经桐乡市、秀洲区。

虽然三个设区市河段各具特性，但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是共同的难题。其中，沿岸农村长久以来形成的畜禽养殖业，尤其是生猪养殖的清退进度一定程度延缓了治水进度。

运河湖州段段长、湖州市委副书记金建新在汇报中多次提到了猪棚的拆除。湖州段沿岸2公里内生猪存栏50头以上的养殖户有328家、总存栏量12.92万头。在拆除、清退过程中，不少养殖户在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都是含泪配合拆掉了猪棚，他表示决心很大，但也确实面临着现实压力。

嘉兴市境内的养殖业种类就更多，生猪、禽类、水产、兔类都有涉及。根据三个设区市初拟的治理计划，农业养殖污染将作为重点攻破。杭州市对余杭区段沿岸禁养区内5个村实施畜禽禁养治理，定期投放鱼苗；2015年底前，湖州市建设完成生猪存栏50头以上养殖场的粪便回收、加工网络；嘉兴将进一步拆除、清退生猪养殖，今年计划拆50万平米猪舍。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加快相关村庄的截污纳管是共同选择。杭州市已提出，2015年将基本消除污水直排运河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运河的治理目标是：2017年底，7个省控断面中劣五类水质断面减少1个，劣于三类水质断面不增加，一至三类水质断面不低于现有水平；9个交接断面中劣五类水质断面减少1个，水质不达标断面不增加。

省环保厅总工程师陈茜解释，这是根据长年治理效果测算的，算是最低目标，能有突破便意味着治水成效明显。

今年6月，中国大运河将在卡塔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现场审议，决定是否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参会的众多河长纷纷表态将积极治水，助推大运河打造世界级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