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仰韶乡境内，距县城1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遗址东西两侧各有深沟，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遗址坐落在县城北7.5公里饮牛河西岸仰韶村南、寺沟村北的台地上，南北960米、东西480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遗址向北可达晴山的山峰之一—韶山。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是从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的。

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长期跟随安特生工作多年，对古生物化石和史前石器很有研究，他在洛阳西部收集石器，主要任务是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遗存。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居住了3天，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此前，仰韶村的农民已经在这个遗址上零星发现并收藏许多石器。刘长山询问了石器的出处，实地调查了村南的石器出土地点，亲自采集了部分器物，并把在农民家里看到的史前石器搜集或购买起来，将采集到的600多件石器及少量陶器，雇村民王兆用毛驴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装箱后由火车发运到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在北京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黄土的女儿》（英文版）中对这次调查经过有详细的记述：安特生和几个助手到达渑池后，住在县城西关福音堂（瑞典籍牧师史天泽传教处），由县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并派警察护送去仰韶村。安特生从县城东一里河东北上，到达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共居住了8天。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有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仍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收集器物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感到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相当重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安特生向当时的农商部部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颧递了请示报告，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河南省政府、渑池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仰韶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考古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大约处于32~41度、东经106~114度之间，仰韶文化绝对年代在4933BC~2923BC左右，其延续时间约2000年。加上零口二期一类遗存的年代，其上限当为5000BC。其地位十分显赫，影响也十分久远。从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到2000年，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13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这些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上述情况表明，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粮食作物品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它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以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纺织、编织等。

制陶业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居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仰韶文化内涵丰富，分布地域辽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差异很大，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参照学术界传统看法，将仰韶文化划分为六区、五段、19个类型（或遗存）：在仰韶文化区系中，关中豫西晋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已发现遗址约2000多处。自1921年发掘仰韶村开始至2000年，已开展80年的工作，发掘遗址最多，揭露面积最大，发现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区内有5个文化类型：零口二期遗存、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甘青区位于仰韶文化分布的西区，已发现遗址1000处左右，主要分布在陇东地区。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豫中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区，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数百处。主要分布在郑洛一带。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石固五期遗存、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豫北冀中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北区，发现遗址很少，约100处，其中豫北约30 ~ 40处、冀中南约50处左右。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南区，已发现遗址较少，不足百处。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大张庄遗存、下王岗类型、八里岗类型、赵湾类型；陕晋冀蒙长城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北区，已发现遗址较少，约100多处。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石虎山遗存、王墓山类型、海生不浪类型。

代表：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

器型：圆底或平底的盆、小口长颈大腹壶、圆唇直口鼓腹罐。

风格：朴实厚重 彩绘纹样：动物纹（人面纹、鱼纹、 鱼鸟结合纹、 鹿纹） 几何纹 （写实纹饰－抽象几何纹）编织纹。

代表作品：人面鱼纹彩陶盆、彩陶船形壶等。

代表：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彩陶。

器型：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

风格：挺秀饱满、轻盈而稳重。

彩绘纹样：纹样多为两端相交组成的新月形、叶形、花瓣形纹（植物纹），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构成的三角形纹（几何纹），还有少量的动物纹和编织纹。

代表作品：彩陶花瓣纹盆、勾叶纹彩陶盆、植物纹彩陶盆、鱼鸟纹彩陶盆等。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影响和意义深远。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史的第一页，从而使新石器时代到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为后来发现并被命名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规范化基础，起到了先河作用;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了最新的信息。仰韶文化的发现对当时国古史的研究影响极大，中国史前史的研究有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学术界从疑古走向信古，重新建立了古史研究系统;为考古学工作创立了许多优良传统。开创了在考古中运用地质学的传统，注重了对地质、地形、地貌及环境研究，引用了地质学的测绘手段。注重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运用，用了类型学来确定遗存的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方法。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在仰韶村考古中首次引人了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传统。

第二，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史及至世界考古史上有显著的地位。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第一页，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页，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第一页，书写了中国田野考古史新篇章，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第三，仰韶文化研究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史有重大意义。中国的传说时代，史书记载有炎帝、黄帝、帝誉等部族，但由于疑古，中华文明史源头仍不清晰。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多处发现，地下遗存验证了史书记载的正确性。因此，仰韶文化研究对于重建古史、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意义重大。夏商周断代工程理清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使中国历史再向前推1000年，这1000年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仰韶文化时期。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最早起源的就在黄河流域，研究仰韶文化对于研究中华民族起源或者说研究中华民族少年时代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对世界的贡献。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前，世界学术界都持“中国文化西来说”，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改变了学术界这一错误认识，中国这一土著文化得到了举世共认，改写了世界历史。

第一，仰韶文化影响考古学的发展。发现仰韶文化之前，中国还没有考古学，仰韶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学研究主要依靠遗址的发现，而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点之众多，远远超过其他文化遗址点的发现量，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必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影响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第二，仰韶文化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仰韶文化虽然不能代替中华文明起源史，“却是中国国家起源史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苏秉琦语），因此，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切人点。仰韶文化和此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二里头夏文化一脉相承，仰韶文化的研究必将推动和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

第三，仰韶文化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世界认识中国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上承旧石器文化下接龙山文化，使中国石器时代有了大致轨迹，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从而对中国不同于外国，独特发展的土著政治、经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