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

货币需求量（money，demand for）指经济主体（如居民、企业和单位等）在特定利率下能够并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数量。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不单纯是一种心理上的欲望，而是一种能力和愿望的统一体。货币需求作为一种经济需求，理当是由货币需求能力和货币需求愿望共同决定的有效需求，这是一种客观需求。

而货币需求是指整个利率--货币需求量组合或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货币需求量反映某利率下的需求量，而货币需求则是弹性变化的。

所谓货币需求，在凯恩斯看来，是指人们放弃流动性很差的金融资产而持有不生息货币的需要。

货币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派生于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定商品，具有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能够满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求，以及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需求等。

居民、企业和单位持有的货币是执行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如居民用货币来购买商品或者支付服务费用，购买股票和债券，偿还债务，以及以货币形式保存财富等；企业以货币支付生产费用，支付股票、债券的息金，以货币形式持有资本等。

人们对货币有需求的原因是货币是最具方便性、灵活性、流动性的资产。持有货币能满足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人们对货币的偏好叫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凯恩斯）。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居民、企业等持有货币是出于不同的动机，它包括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等。与此相对应，货币需求也可以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等。

交易性货币需求是居民和企业为了交易的目的而形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居民和企业为了顺利进行交易活动就必须持一定的货币量，交易性货币需求是由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共同作用的。

预防性货币需求是指人们为了应付意外事故而形成对货币的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息率有密切的关系，当利率低，人们持有的成本低，人们就会持有较多的货币以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当市场利率足够高，人们可能试图承担预防性货币减少的风险，将这种货币的一部分变为生息资本，以期获得较高的利息。

投机性货币需求是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了避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利息，及时调整资产结构而形成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分为在当前价格水平下的名义货币需求和剔除价格影响下的实际货币需求等两种形式。凯恩斯在凯恩斯总模型中指货币是为了交易目的（lt）和保值目的（ls）。货币的“投机需求”（ls）并非是为了投机的资产，而是为了降低损失风险而以货币形式保值的资产。货币的“投机需求”有机会成本。

安全需求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进行不可预知的交易而需要的流动性。这是必须的，因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状况是不确定，不能准确预知。收入越高，安全需求的实际范围就越大，即可预见的交易数额越大。另一方面，必须的更新购买和维修的不确定性也需要货币的“安全需求”。“安全需求”在模型中一般不是独立的，一般被简化归入了“交易需求”。

货币需求是一个商业经济的范畴，发端于商品交换，随商品经济及信用化的发展而发展。在产品经济以及半货币化经济条件下，货币需求强度（货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程度，货币与经济的联系即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程度，以及社会公众对持有货币的要求程度）较低；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需求强度较高。个人购买商品和劳务，企业支付生产和流通费用，财政上缴下拨，银行开展信用活动，社会进行各种方式的积累，政府调节经济，都需要货币这一既特殊又一般的价值及价值量工具。社会公众（包括居民、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作为交易媒介与贮藏手段的一般等价物的需求。

从宏观把握经济社会对货币总量的需求，即一定时期社会对货币的需要量及其决定因素。这里，人们注重三个原则：第一是客观性原则，即需要量由社会经济过程客观地决定；第二是商品流通原则，即货币量主要由流通中商品量决定；第三是货币媒介原则，即所需货币主要为了媒介商品，货币过多或不足将直接影响价格水平。在英国剑桥学派提出现金余额说之前,学者们大多持上述观点。

从微观把握持币者对货币的需求。这种观点源于剑桥学派的A.马歇尔和A.C.庇古等人。他们强调持币者的主观动机，着重从人的利益与行为方式上来解释货币需求。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在经济生活中主要不是一种媒介物而是一种资产，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是因为这种资产较其他任何资产有更高的流动性，能满足人们在资产持有上的一些特殊动机，建立起对未来的某种安全感。因此，与前者注重货币的媒介功能比较，这种观点更注重货币的贮藏功能。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当代经济学家已倾向于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较全面地观察和分析货币需求。这一方法论上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流动偏好说。

由于货币供给是影响社会总需求以至总供给的重要政策变量，因此，如何确定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合理预测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必须在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货币需求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来调控货币供给以实现总供求平衡。

1．货币政策的界定。这涉及到人们对货币需求关系的界定问题。具体地，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五项：（易纲，1996）中央银行对专业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备金比率，利率及贴现率，备付金率，以及限制贷款总量的存贷比要求。本文将含这五项的货币政策称为广义货币政策，而将仅含前三项的货币政策称为狭义货币政策。鉴于区别广义与狭义的后两项货币政策本质上代表着国有经济部门在计划机制的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需求行为，本文将由这种行为引致的货币量变动视为货币需求的变动。换句话说，本文把广义货币政策中政府代表国有企业的行为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分离开来，仅将后者（即狭义的货币政策）视为货币政策。

2．实证分析的尺度。从对理论假说的证伪要求看，通用的数据列举方式往往过于粗糙、分辨率低。这里，人们主要规定两种尺度：一是划定肯定理论成立的实据须与数据关系中参数的稳定性（即时不变性）相对应；二是规定理论假定的基本关系一般仅与数据信息中的长期部分相对应。前一规定将理论隐含的规律性表述为可测信息；后一规定则力图根据理论隐含的抽象长期均衡将数据信息分离成长期与短期部分。后一规定对人们讨论货币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3．货币指标的选择问题。在M0、M1和M2三个通用指标中，本文从统计指标的匹配程度出发，选用M1作货币指标。不采用M2的主要理由是，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总产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时序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M0曾一直是中国主要的货币指标，而且直至九十年代初期，M0一直与M1呈线性同步增长。但近些年来，两者间的差距日趋显著。这反映着活期转帐业务相对于现金业务的迅速增长，即货币总流量中现金比例的迅速下降。这一现象是符合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因此，M1与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之匹配程度最好。

4．实证推断所忽略的情况。为简化问题，在计量模型结果基础上对上述两个设定做推断时，忽略了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是货币政策实施时含系统失误的可能性；二是数据指标统计时含系统误差的可能性。

交易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即 MV=PT，它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对物价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全社会一定时期一定物价水平下的总交易量与所需要的名义货币量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比例关系1/V。

剑桥方程式(Equation Of Cambridge)

即M = KPY，这一理论认为货币需求是一种资产选择行为，它与人们的财富或名义收入之间保持一定的比率，并假设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求会自动趋于均衡。

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

它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