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制度

藏传佛教的高僧法位继承方式有好几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家族式传承，它包括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方式，一是非家族式传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活佛转世方式。

13世纪以前，藏传佛教的各教派都采用家族式传承方式，如藏族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教派

噶举派

宁玛派的传承最初是家庭世代继承，宁玛派的创始人 “三素尔” 就是祖孙三代，素尔波且之后是由其养子穷·喜饶札巴袭养父之业，再后由素尔穷之子卓浦巴·释迦僧格领导宁玛派。三素尔之后，由于宁玛派的势力日渐兴盛，寺庙也逐渐多了起来，传承就以师徒相传为主。　萨迦派采用的是基本上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内部传承方式。如“萨迦五祖”中的初祖贡噶宁波是该派创始人衮却杰波的儿子，二祖索南孜摩、三祖扎巴坚赞，都是贡噶宁波的儿子，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是扎巴坚赞的侄子，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则是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噶举派虽然支派很多，但大多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藏传佛教其他的一些小教派，如希解（zji-byed-pa）、觉宇（good-yul）、觉囊（jo-nang）等等，也都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

（非家族式传承）

随着藏传佛教教派间争斗的加剧和教派内部一师多徒争袭上师法位的矛盾加深，为了保证教派的稳定和领导权的和平传递，传统的师承方法和世俗社会的世袭制度都有一定局限性，于是出现了藏传佛教最有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创举。在这里，活佛的传承既不是通过家族式的继承，也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选举，而是通过“转世”这一宗教化的手段完成的。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藏族宗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巧妙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因此活佛转世从一开始出现，就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

按照一般的字面意思理解，“活佛”就是“活着的佛”的意思，英文也是这么翻译的——Living Buddha。这样的理解有些偏差，实际上“活佛”是指已经修行成佛的人，真正的

活佛转世制度最初于13世纪由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首创，16世纪中叶为后期兴起的格鲁派采用， 17世纪中叶以后就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主要传承方式。概括说起来，活佛转世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因素：一个是佛教的三身学说和三世道理论，一个是13世纪藏族社会的特殊背景。

真正把活佛转世付诸实践的是13世纪的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首领噶玛拔希（karma-pag-shi，1204—1283）。

噶玛拔希出生于金沙江流域的一个佛教盛行的细离察多地方，跟随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apom-brag-pa）学习读写和经典等，很快成为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广收门徒，传经讲法，声名显赫。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进兵云南大理途中，于1255年在康区的绒域（即嘉绒地区）色堆召见了这位

噶玛拔希

在康藏有广泛影响的名僧大德，并要他随侍左右，但被他拒绝了。这原因得从十多年前的事说起。

在此前，即公元1240年，时为西凉王的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入侵吐蕃，遭到藏人的竭力抵抗，加之青藏高原气候恶劣，多达那波认为难于以武力取胜；采取宗教羁縻策略才是上策。阔端听从了多达那波的计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公元1247年与萨迦·班智的凉州会谈。1251年，萨班和阔端先后谢世后，蒙哥即汗位，将原来阔端所统辖的藏地交由忽必烈统领。此时跟随萨迦一起参加凉州会谈的年轻的八思巴聪明睿智，才华横溢，遂得宠于忽必烈。

萨迦、噶玛噶举两派都是藏传诸教中具有一定势力、地位和影响的教派。或许是由于两个教派的权力之争，或许是由于忽必烈南征时烧杀虏掠而使噶玛拔希厌恶痛恨，还是由于忽必烈当时并不是蒙古大汗，噶玛拔希最终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离开他到宁夏、内蒙交界地带传教，建立处囊朱伯位康寺（vphrul-snang-sprul-pavi-1ha-khang），后又往甘州、灵州等地传教，当公元1256年蒙哥汗召见他时，他便去蒙古和林会晤蒙哥汗。据说蒙哥汗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和一颗金印。这为他与忽必烈的交恶埋下了伏笔。

1259年蒙哥汗死，翌年，忽必烈自称大汗，立即封一直竭诚追随他的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这种变故对噶玛拔希十分不利。此后，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也自称大汗，兄弟间为争汗位而发生战争。1261年，阿里不哥兵败，噶玛拔希因有帮助阿里不哥作乱之嫌，被忽必烈逮捕入狱。大约是考虑到噶玛拔希在整个藏区的显要声望和宗教政治势力，忽必烈于1264年释放了他。噶玛拔希辗转了8年才回到粗卜寺，1283年，他终于走完了坎坷的一生，圆寂于该寺。

为了巩固噶玛噶举派的势力，使其不致于因噶玛拔希的逝世而衰落，也为了使噶玛噶举派在对外斗争中和和萨迦派抗衡，以免被萨迦派瓦解、吞并；噶玛噶举派的僧人门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将1284年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琼多吉（rang-byung-rdo-rje，1284-1339）立为噶玛拔希的转世活沸，并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沸，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沸，让琼多吉就为第三世活佛了。因蒙哥汗赐于噶玛拔希的那一顶金边黑帽，此派便称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至今已传十七世。

活佛转世虽说是由噶玛噶举派首先运用的，但真正使活佛转世形成制度并且影响整个蒙藏地区的，却是格鲁派。不过，格鲁派也不是一创立就形成活佛转世制度的，而是在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1543—1588）时期奠定的。

索南嘉措的“前世”根敦嘉措生活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1475—1542），这时，格

索南嘉措

鲁派的寺院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支持格鲁派的帕竹地方政权却日渐衰落，而且受到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后藏的仁蚌巴、辛厦巴等家族的限制。为了生存和发展，根敦嘉措积极活动，一方面寻找新的支持力量，一方面在游历中不断向群众宣传格鲁派教义、修建寺庙，以扩大格鲁派的影响。这样，根敦嘉措在圆寂前实际上已成为格鲁派一位较有声望的领导人了，因此，他1542年圆寂后，迫切需要有人继承他的伟业，巩固格鲁派的地位，活佛转世自然成为格鲁派最佳的选择了。1544年，哲蚌寺认定堆隆地方（今拉萨市的堆隆德庆县）的贵族子弟为根敦嘉措的转世，并在1546年把这个年仅4岁的男孩接到寺内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他便是索南嘉措。这是格鲁派主要基地哲蚌寺正式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万历六年（1578），索南嘉措应邀赴青海，和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顺义王俺答汗会面，彼此互赠尊号。俺答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于是出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和其转世系统，索南嘉措算作第三世达赖喇嘛，追认前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为第二世，根敦珠巴为第一世。该转世系统至今已历十四世。

在此前后，格鲁派的另一大转世系统，即安贡（dben-gon）活佛转世系统（后演变为班禅活佛转世系统）也逐渐形成。该系统迄今已历十一世。

由于格鲁派的推动以及明朝中央曾一度限制非转世活佛的教派首领朝贡入次，到17世纪中叶，各教派都普遍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众多转世系统。格鲁派六大寺院每个扎仓就有一至几个活佛转世系统，一个大寺院里大小活佛数以百计。后来，凡取得格西学位，或担任扎仓堪布、小寺住持，有一定财力的都可以转世。清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注册的呼图克图一级的大活佛有148位，清末增至160位，其中驻京呼图克图有14位。仅格鲁一派就有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全国级的四大活佛，分别管理前后藏、内外蒙的释教事务。活佛都有其府第、财产，有些还占有土地、属民，成为一种势力，与政教合一的制度有密切关系。活佛无论大小，其寺产和自身财产及声誉均可通过转世的形式继承。

无论是大活沸、小活佛，对学位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达到格西（dge-bshes）学位。格西学位的取得与否，说明佛学水平的高低，因此作为现世生活中的这些佛，不能不受到世人对学问的要求。于是，无论是大活佛、小活佛，一旦坐床，就要经过严铬的经学训练，一般都有自己专门的经师和管家，有些有数名经师。经过一定的学习后，和其他僧人一样，要经过辩论——格鲁派寺院多用对辩（tshogs-1angs）和立宗辩（dam-bcav-ba-shag）两种形式——获得学位。

无论是大小活佛或其他僧人，有了高深的学问，就有可能得到赤巴（khri一pa）法位，藏族有句谚语说：“只要你有学问，甘丹赤巴的座位空着呐。”不过，要得到如此法位，没有四五十年的辛勤努力是不可能的。中小活佛执掌地方政教大权的基本条件是：（1）任过大寺院的赤巴、堪布的；（2）被清廷封为呼图克图和被达赖喇嘛等大活佛封为赤巴的；（3）名僧、佛师；（4）追随大活佛或修建寺院有功僧人等。

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普遍采用，在灵童寻认、坐床等具体操作方法上，逐渐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完整制度。元代以来，教派首领或大活佛，大都得到过中央的封号和印信，以后，请封、袭封便形成一种制度。为排除寻找灵童时可能发生的弊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又明确规定了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最终须由金瓶掣签确定。凡遴选达赖或班禅等活佛的转世灵童，均须按宗教仪式，经过依照前世预言、自现征兆、护法神谕进行密查暗访、遗物认证等选认程序，然后将初选者名签放置在御赐的金本巴瓶中掣定后，报中央批准。掣签、坐床由驻藏大臣监督。自寻认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的转世灵童开始，又增加了到山南桑日县天母湖即纳姆措观景的程序。中、小活佛的转世则由各寺院认定后，报西藏地方政府呈达赖喇嘛批准即可。

新时期，活佛转世工作备受瞩目，西藏自治区的主要活佛转世活动包括班禅额尔德尼、噶玛巴、热振、德珠、琼布等活佛的转世。此外，四川、甘肃、云南、青海等藏区也完成了多位活佛的转世工作。

2007年7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令于当年9月1日起施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标志着新时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更加规范、明晰和全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办法》体现了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原则，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办法》颁布以来，第一位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的大活佛转世是2010年7月4日的第六世德珠活佛的认定。李德成对第六世德珠活佛的寻访认定曾撰文详细记载，他表示，这一过程自始至终坚持了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标志着社会主义条件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达赖喇嘛”一词是蒙语和藏语的结合词。达赖（tva-lavi）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bla-ma）则是藏语“上师”的意思。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出现显示了格鲁派势力与藏传佛教其它教派的斗争中旺盛的生命力。虽然仁蚌巴及后起的辛厦巴地方政权都反对格鲁派而支持噶玛噶举派，格鲁派对自己的领袖人物的这种转世确定，世代相传，无疑对稳定自己的门徒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死后，俺答汗的曾孙被定为他的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589一1616）。1603年，四世达赖到达拉萨，遭到第悉藏巴政权的反对。公元1616年，四世达赖死。公元1617、1618年，藏巴汗彭措南杰攻下三大寺，杀僧俗5000余人，被禁止转世的五世达赖得以转世，这便是藏族史上具有显赫地位的《吐蕃王臣记》的作者阿旺罗桑嘉措（1617一1682）。

——阿旺罗桑嘉措

五世达赖年幼时，一切格鲁派宗教事务由札什伦布寺主罗桑却吉坚赞（1567一1662）主持。公元1633年，蒙古骑兵2000余人攻入卫地。联合第巴吉雪巴，杀藏巴汗军队数千人。公元1645年，和硕特部固始汗（1582一1654）赠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便导出班禅活佛系统。于是追认克珠杰为一世班禅，索南秀朗（1439一1504）为二世班禅，恩萨巴罗桑顿珠（1505一1566）为三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则为四世班禅。四世班禅为格鲁派势力在特殊环境中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五世达赖成年执掌格鲁派宗教事务后，为吞并其它教派势力，整顿寺院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公元1652年，受清顺治皇帝的邀请到北京，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格鲁派势力的发展更为迅猛。五世达赖时，任命桑吉嘉措为第巴，虽与蒙古汗争夺权力，但格鲁派在政治上已居主要地位。至六世达赖，废除世俗藏王、郡王、贝子与宗教领袖共同掌政之制度，改由七世达赖总理政教事务。其它教派中多有改宗信奉格鲁派的。格鲁派再度稳定发展。据《圣武记》卷五记载，乾隆二年（1737），七世达赖报理藩院的寺庙数字“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百有五十余所，剌嘛（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万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剌嘛（喇嘛）万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六百五十二户。”〔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可见格鲁派势力之雄厚。至今，达赖已传十四世。　1662年，获得“班禅博克多”称号的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圆寂，其弟子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为其寻找转世灵童，班禅活佛转世系统正式建立。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圣祖派人进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正式确定其宗教地位。班禅·额尔德尼一词中的“班”为梵文“班智达”的略称，意为“通晓五明的学者”；“禅”藏语意为“大”；“额尔德尼”为满语 “珍宝”之意。此后，历世班禅需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雍正六年（1728）清朝重新划定班禅在后藏的辖区，至此，班禅与达赖同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至今已传十一世。

寻访转世灵童是活佛转世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之一。一个活佛圆寂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寻访他的转世灵童。藏族有一整套完善的测试和挑选转世灵童候选人的方法，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程序大同小异，即都通过预言和象征，以及集中观察某些特定地区的预兆得到启示和引导，然后再集中注意这些地区的特殊建筑物、景观等得到指引。不过，对一些著名的活佛，尤其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这样的活佛转世系统，寻访的程序就更细致、更复杂些。如寻找转世灵童时，一般都要向神或活佛卜问，普通活佛可由某位知名度很高的活佛来卜算，以决定灵童转世的方向和姓名，但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必须经过西藏的主护法神乃穷护法神的卜算才能算数。我们以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为例，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重要的步骤。

达赖喇嘛圆寂前后会出现一些征兆，如把一些很明确的暗示告诉随时听候在他身边的心腹官员；或者圆寂后用身体呈现的某种姿势来暗示他即将转世的方向。

神谕又称护法神，据说能预卜人间世事，在西藏倍受人们的敬重。藏族对这一习俗坚信不疑，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总是乐于求得神谕的指点。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些神谕预卜的可靠性和重要性也信得无以复加，因此向神佛卜问是寻访灵童不可缺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的卜问在达赖喇嘛圆寂后立即开始，要向众多的活佛和护法神卜算，而且不止一次。这其中，乃穷护法神的占卜验证最为重要。乃穷护法神不仅要多次卜问达赖喇嘛灵童转世的方向，而且要卦卜灵童的诞生地及其周围环境的具体特征。

护法神是藏传佛教的神灵系统之一，它的种类非常多。这些护法神大多是被塑造在寺院里，享受香火，供人敬奉，当然也有的护法神只有名称而无塑像，他们有的是人间的救主，有的可以保佑寺院、僧人平安无恙，震慑八方邪魔，有的掌握着众生之生命等，但惟有乃穷护法神与众不同，他不是以塑像或者是佛教传说来存在的，而是曾幻化于空行母天地，随后降世保卫佛教的神。所以在藏族人的信仰中，他就是所有护法神中的主要护法神，人们有时也称他为乃穷大法王。?据说，乃穷护法神保护佛教的方法是预示达赖喇嘛或者是班禅的转世，使藏族人可以准确找到他们教主；他也担负着来自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占卜任务，总之只要遇到重大的事情，无论哪方面，人们都需要听他的神谕。因此，乃穷护法神在西藏的内外事务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一生中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开始寻访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是乃穷护法神说出了灵童父母（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父母）的名字，以及灵童家宅方位的一些细节；是乃穷护法神发现了一个旨在谋害达赖喇嘛的阴谋；同样也是乃穷护法神在1931年就预言了达赖喇嘛的疾病和圆寂。

这是寻访达赖喇嘛灵童过程中最神圣又最神秘的程序之一。在原始信仰一节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藏族的圣湖信仰，确实在藏区有很多圣湖，寻访达赖喇嘛或班禅转世灵童的时候必须要到藏族最著名的圣湖之一拉姆拉错寻找重要的线索。拉姆拉错因位于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所建的曲科结寺东北约5英里处的山岩林立的秃山山脚下，所以也叫曲科结寺神湖。曲科结寺座落在群山之中，四季雪山环绕。在秃山山脚下的拉姆拉错三面岩石环绕，湖呈奇特的头颅状，因而被视为神湖。湖水平常湛蓝湛蓝的，湖面平静，周围地区一片寂静，透明的湖水中有蓝天漂亮的倒影。根据藏文传记的记载，在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时，突然刮来的阵风将拉姆拉错湖中的积雪一扫而光，这样就便于寻访者找到他们所需的答案了。

观看圣湖显影后，寻访工作就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寻访灵童阶段。一般而言，观巡圣湖的人员返回拉萨后，经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商讨后，寻访工作才开始进行。一些高级喇嘛和显要人物便开始被派往藏区各地，他们心中牢记湖中幻影的秘密，寻找观湖在湖水中见到过的那个地方。

通常来说，寻访到的灵异儿童不止一个，因此辨认遗物这一关也是个必不可少的程序。所谓遗物是指灵童前世的圣物，一般要辨认的圣物是他前世常用的东西，如手铃、小鼓、念珠和金刚（象征不可摧毁的权力）等。辨认时，两件东西并排放着，一件是他前辈用过的东西，另一件则是前者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如果灵异儿童顺利通过了这些检验，这表明他确实有出众的地方。一旦有几个儿童通过检验，还需经过另一道关键的手续——金瓶掣签。假如通过检验的儿童只有一个，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原因是活佛转世的一些弊端：在灵童的寻找过程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可以左右转世灵童的寻访。一些人为了某种利益，就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措施，寻

金瓶掣签

找转世灵童传统程序中的薄弱点。《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作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针对当时的不良风气，就指出过：“现今多数寻认活佛转世者，总是努力在前辈活佛去世后不久出生的有钱有势的家族的孩子中寻找，一经找到，就不顾护法神、活佛圆寂时的授记，真伪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认定。另外在执行问卜认佛等程序时，有的以重金贿赂活佛的左右侍从和扮护法神者，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作出预言，甚至伪造盖了印的假文书等，种种弊端如妓女的舞步，花样翻新，不胜枚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活佛所带来的利益太诱人了。

政治方面

从政治方面来说，西藏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谁要是有办法控制大活佛，就可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巩固所获得的特权。我们知道，在寻访转世灵童的过程中，乃穷护法神的作用非同小可，因此可以通过贿赂乃穷，让他在跳神中，假借神谕，指定活佛的转世灵童出在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家中，有时甚至还是乃穷家族中的人。比如六世班禅、札什伦布仲巴呼图克图和噶玛噶举红帽十世活佛三人是亲兄弟；三世达赖由青海蒙古王公俺答汗赠“达赖”名号，四世达赖转世就是俺答汗的曾孙；七世班禅、八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丹泽班珠、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均是姻亲。这种大活佛几乎都出自一家的现象，是促使乾隆皇帝下决心整治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流弊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方面

在经济上，当活佛也有相当丰厚的利益。谁的家里有幸出了个活佛，那么这家就可以一步登天，财源滚滚，享受奢侈的生

乾隆皇帝

不过，使乾隆痛下决心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的，是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叛国、勾引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事件的发生。?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远赴北京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所获的金银财宝无以计数。当年深秋，六世班禅因患天花不幸在北京圆寂，他的所有财物均由其哥哥札什伦布寺的扎萨大喇嘛仲巴呼图克图押送回西藏札什伦布寺，其中的大多数珍贵财宝被仲巴呼图克图攫为己有，而六世班禅的弟弟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因不属同一教派却分毫未得，这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他一气之下，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外逃投靠了廓尔喀国。在廓尔喀，确朱嘉措大肆渲染札什伦布寺有无数金银财室，西藏边务如何空虚，挑唆廓尔喀国王发兵西藏。?

廓尔喀人第一次侵藏获利不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兵再入侵西藏，把札什伦布寺洗掠一空。乾隆皇帝得奏报后十分震怒，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率17000多满汉清兵入藏，将廓尔喀兵逐出西藏，并挟军威，一路扫荡，最后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几次乞降，并将确朱嘉措的尸骨、妻小及掠去的札什伦布寺部分财物一并送至福康安军前，表示永不敢犯边界，并许诺向大清国五年一朝贡。至今，在札什伦布寺的大院内还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记述的就是福康安大将军进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的军功。

福康安班师回藏后，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了整饬。首先严惩确朱嘉措的叛国行为，废除了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转世系统。为了使西藏长治久安，对外不受外入侵扰，对内治理有法可依，乾隆皇帝还着大将军福康安、四川总督孙士毅、驻藏大臣和琳、惠龄四人，会同达赖、班禅以及西藏地方的僧俗要员，商议并在1793年制订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旧例，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乾隆皇帝还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用。另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签定大活佛转世灵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御前侍卫惠伦等奉旨护送金瓶到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的隆重接待，金瓶安放在大昭寺。

根据《番僧源流考》的记载，金瓶掣签的程序是这样的：

“进门（佛殿门）先挨次入坐，献清茶，次献酥油茶，毕。令满印房人将原文呈阅（中央政府对所报请入瓶掣签儿童情况的批文），合对入掣牙签上所写满洲字、蒙古字、西番字的名字、年岁相符，又令官送至达赖（或）班禅阅看后、将该入掣各本家之人唤来跪看签上名字，年岁有无 误，祛彼疑心。后交满印房官人见面，用黄纸包妥，供在瓶前，又俟番僧诵经念至应将签入瓶时，喇嘛回请帮办大臣，起立行至瓶前，行一跪三叩首礼毕，不起立即跪，将签双手举过额入瓶内，以手旋转二次，盖瓶盖，起立仍归旧座。其帮办大臣将签入瓶时，正办大臣在左旁侍立礼毕，同归本座，又俟念经至掣签时，喇嘛回请正办大臣，亦行一跪三叩首礼毕，跪启瓶盖，用手旋转，掣签一枝。帮办大臣在左待立、拆开黄纸、同众开看，唤掣得本家人跪听，令其观签后，又使满印房官人送至达赖（或）班禅前阅看，将签供设瓶前，又将未曾掣出之签拆阅与众人观看，又给各本家之人观看，以除疑义，后用纸擦去。”

采用金瓶掣签制度以后，共有三个班禅和六个达赖的转世灵童用金瓶掣签的方法加以认定。有关内容请见下表：

达赖、班禅活佛转世系统“金瓶掣签”情况一览表

金瓶掣签主持人　、验视金瓶的中央代表、主持坐床的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八世班禅

主持人：热振呼图克图、色 本诺们罕朗结曲丕

坐床时间：1857年

驻藏帮办大臣赫特贺；驻藏帮办大臣恩庆；热振呼图克图

1860年

九世班禅

第穆呼图克图、苏 诺们罕罗桑顿珠

1888年

驻藏大臣文硕

驻藏大臣升泰；第穆呼图克图

1892年

十世班禅

免于金瓶掣签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代办马继融

1949年

九世达赖

免于金瓶掣签

特清额；喀拉沁王满珠巴咱尔；济咙呼图克图

1808年

十世达赖

七世班禅、噶勒丹锡 图萨玛第巴克什

1822年正月十五日

驻藏大臣文干、驻藏帮办大臣灵海；成都副都统苏冲阿、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 图萨玛第巴克什

1822年

十一世达赖

七世班禅、噶勒丹锡 图萨玛第巴克什

1841年五月二十四日

驻藏大臣孟保、驻藏帮办大臣海朴

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 图萨玛第巴克什

1842年

十二世达赖 热振呼图克图

1858年正月十三日 中央代表：驻藏大臣满庆；　地方代表：驻藏大臣满庆；热振呼图克图

1860年

十三世达赖 免于金瓶掣签

中央代表：驻藏大臣松；地方代表：驻藏大臣松桂；济咙呼图克图

1879年

十四世达赖 免于金瓶掣签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热振呼图克图

1940年

十世班禅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因此国民政府委派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为坐床典礼副使，后由马继融厅长代马步芳出席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