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藏

玄奘，唐代高僧，洛州缑氏县（河南偃师）人，俗姓陈，名袆，乳名江流，法名 玄奘，唐朝第一高僧。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为我国杰出之译经家，法相宗之创始人。师之生年，一说为隋代开皇二十年（600）。他西行五万里，历时19年，到印度取真经，并穷一生译经1335卷。他的足迹遍布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世人尊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原籍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唐代僧人，旅行家，佛教经典翻译家，中国佛教唯识宗创始人。13岁出家，20岁在大慈恩寺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离长安前往天竺（今印度）游学求法，途经中亚、阿富汗等地，饱经风霜，历尽艰险，最后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从戒贤学佛5年余。由于学识出众，精通50部经律论，获得佛教“三藏法师”的崇高地位。十六年（公元642年）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上任主讲，获得印度众多名僧的赞赏。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其辗转往返17年，行程数万里，“所闻所履，经历128国”，并带回大小乘经律论共520英、657部及佛像、舍利等。玄奘回长安后，应唐太宗的要求，撰写了一部介绍西域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山川地理的著作《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得到近代科学家多次验证，印度考古学家依据玄奘所记的路程与方位，先后找到并发掘出几十处古城、古建筑遗址，近代探险家斯坦因重走了一遍玄奘从瓜州到伊吾的沙漠途径，发现玄奘记下的里程十分准确。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译从印度带回的大量佛教典籍，以19年时间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玄奘创立了法相宗（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其弟子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朝鲜、日本等国的入唐学问僧，法相宗在日本流传至今，仍是日本一大宗派。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冬，玄奘迁居宜君玉华宫继续译经，因积劳成疾，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圆寂。初葬于长安东郊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将其骨灰迁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畔，并建兴教寺，立舍利塔。

他是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圆寂于长安玉华宫，葬于白鹿原。后迁至樊川。墓地毁于

①五种姓说。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五种姓说，即把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认为根据人的先天素质可以决定修道的结果。玄奘在此总赅印度诸家的学说，对五种姓说作了系统的阐述。

②唯识论。玄奘及其学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皆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谓“唯识所变”。最根本的意识称作“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一切“种子”，是宇宙的本源。研究唯识论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识论》外，有“唯识三大部”，即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成唯识论演秘》。

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学系中就十分发达。世亲之后，经过陈那和护法的发展，因明和唯识学说就紧密地结合。玄奘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识量”。回国以后，除翻译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对因明辩论、论证的性质作了精细的发挥，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

玄奘口述，辩机记录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之学，博大精深。一时硕彦，俱集门下。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奘门四哲，皆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为因明巨匠。

窥基，俗姓尉迟，十七岁得玄奘指导出家，常侍左右，二十五岁参加译场，勤于著述，有“百部疏主”之称。他对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说尤有领会，糅印度解释唯识十家之说而辑译为《成唯识》一论，即是出于他的建议，他所撰《成唯识论述记》，为后世治此学者所奉的圭臬。他释《瑜伽》有《略纂》，解《杂集》有《述记》，弘五姓说有《法华玄赞》，详三支立破有《因明大疏》，其他重要经论都有《疏》、《记》，发扬师说，建立了“慈恩”一宗。

普光，于《俱舍》造诣最深，撰《俱舍论记》三十卷，为学者所宗。

神昉和嘉尚，事迹不详。神昉撰有《十论经抄》三卷，《成唯识论文义记》十卷，《种姓差别集》三卷等。嘉尚参加译事，玄奘临寂之前，特命他具录译经部卷及造像等，玄奘殁后，曾撰《杂集论疏》。

圆测系新罗人，为奘门新罗学人的领袖。他曾在译场充证义，著有《仁王》、《深密》、《成唯识》等《疏》，多用真谛等所传的旧说。

法宝，撰《俱舍论疏》十五卷，与普光《记》并称，见解时有出入。他又著《一乘佛性究竟论》，不同意五姓各别之说。故在奘师门下，被视为别系。

此外还有：新罗元晓，为华严大家；西域利涉，为护法名僧；南山道宣，为之证义，乃律学宗师；玄应，义学名家；东塔怀素，后为新疏之主。

玄奘法师自出家以后，在各地参访学习佛教大小乘教典。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有限，很不完备，众师解说不同，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于是为了“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虽未得唐太宗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险寻求真理。 

玄奘

在西行路上，备经艰难险阻，走过八百里大沙漠的行程，情况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法师志向坚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这种为法忘我、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行愿。

法师西行，历经50余国，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经典，还有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在那烂陀寺依止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等，被选为深通三藏的十德之一。法师通达内外、大小、空有教义，并能会通融合、登峰造极。

法师为破斥外道邪说，捍卫真理，写出《制恶见论》；为融合般若瑜伽，建立中道观，息灭空有之诤，写出《会中论》。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无人能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又应请参加无遮大会，受到帝王、宰官、僧俗群众的尊崇。

在西行的道路上，被高昌王阻留，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明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回国以后，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备载唐代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成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因明乃至制石蜜技术等介绍传入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法师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译经十九年，共译出经论75部，总计1335卷。其数量之巨、译文之精美、内容之完备信达，实超前代译师，后更无与伦比。法师白昼译经，晚上继续，三更暂眠，五更复起。除译经外，每天晚饭后还要抽出时间，为弟子讲演新译经论，解答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与寺中大德研讨各种理论，评述诸家异同，融会贯通。其译业彪炳、不辞劳瘁，讲学论道、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空前卓绝的。

作为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在中国，玄奘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300多年前，他万里跋涉，西行取经，《大唐西域记》一书就是他西行途中的见闻实录。

大唐西域记

如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有着世界级的知名度，这足以令他的家乡人引以为傲。

玄奘不愿还俗，但愿为朝廷出力，同时满足太宗想要了解西域的愿望，他口授了西行见闻，由弟子辨机写出，就是《大唐西域记》一书。

《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46年，共12卷10多万字，记载了玄奘在西域亲历的110个国家和听说的28个国家。其中卷1所述为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2至卷11分述了印度各国概况；卷12则为返途所经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此书虽名为“记”，却并非单纯的游记，涵盖了这些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气候物产等，内容丰富，相当于当时西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如卷1写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县)：“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并注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资料详尽，超过了以往其他文献的记述。

卷2之首为印度总述，寥寥数语，道出了其疆土形状及气候特征：“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分区，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随后，书中用大量篇幅对当时印度各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

在玄奘之前，印度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到了近现代，印度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如王舍城、那烂陀寺等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而发掘的。因此，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19世纪开始，这部书被译为德、法、英、日等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奘也从此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九死一生舍身求法的精神激励着很多后来者，鲁迅赞他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也称他为“千古一人”。

“《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上很多事件都有记述，国内外不少人利用它进行局部课题研究，如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研究戒日王时期中印关系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认为，玄奘留下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发挥重要作用。

《大唐西域记》一书现存版本较多，其早期版本主要有敦煌唐写本残卷、北宋福州刻本残卷、金赵城藏本残卷、南宋资福寺藏本残卷等。明洪武年间刻有南藏本，为其善本。“这些版本均为国家重宝，深藏国家级图书馆，民间藏家基本无缘得见。白河书斋所藏，只有一套清代刻本《大唐西域记》12卷。”

玄奘归国后，一直想回家乡洛阳，潜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可唐太宗让他留在京师长安。直到公元664年圆寂，玄奘只回过两次洛阳，前后停留了一年多时间。不过，他始终与朝廷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争取国家对译经事业的支持。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扶桑之旅”展览中，有一幅所谓的“玄奘画像”，画的说明提到，此画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依据中国请来样，于镰仓（1185-1333）后期绘制，绢本设色，135.1×59.9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见右图）。此画自然让人们想到与之造型完全一致的西安兴教寺石刻。画中表现了一位中年的行脚僧人，长眉微须，身背经箧，经箧中清晰可见一卷卷经书，僧人右手持拂尘，左手持经卷。在僧人头的上方，从经箧上部垂吊下一盏小灯，让人们不禁想到漫漫求索路上，影伴孤身的行脚路程。值得注意的是画像上，高僧的耳朵穿有大耳环，颈项上挂有由九个骷髅组成的串饰、腰悬戒刀（见中插图1 ）（见中插图2）。如果按日本学界公认的此像为玄奘画像，那么，这种饰物该如何解释呢？如果假定这个僧人就是一部分学者认定的玄奘大师，如何理解玄奘的成就与画像的关系。本文试图解读画像的意义。

通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自玄奘由印度回来，一到于阗，就开始实施他的依国主而立佛法的想法，就与皇家“礼”上往来，而他的目的就是弘法，他争取的最大赞助家就是皇上。在李唐王朝，“道先佛后”的大背景下，玄奘的弘法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西行的成功只是玄奘弘法的一部分，最后的成功就是玄奘获得了皇室两代君主的赞助。由于玄奘的成功，使全社会对这种西行及弘法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在佛教界掀起一种思潮，就是诸多佛子踏上西行求法之路，“至若玄奘入印，声振五天，其后西行者数十辈，而义净亦因少慕其风而卒往天竺者也。玄奘大师促进佛教势力之功效，岂不大矣哉。这种思潮凝固在图像历史中，成就了一种广为流行的图像类型：行脚僧。

据说“日本朝圣僧常晓在公元838-839年间到中国旅行时，带回了一尊深沙神的塑像，他声称这是玄奘在沙漠中遇到的神，并进一步确定他是毗沙门天王的变体（他的仪轨由不空金刚译出），毗沙门天是唐代人的保护神，也是旅行者的保护神。12世纪日本的绘画显示这个神的形象是头发竖立的凶相，他的一只手向外伸，另一手抬起似乎正要打人，他的脖子上挂有七个骷髅头，臂膀上缠着蛇，两个膝盖处伸出象头，神的脚是爪子状（见中插图8、图9），在日本的平安晚期和镰仓时代，出现了木雕的守护神，称作jinja taisho。另一种深沙神是恶魔相，吴承恩在小说中说明它是由玄奘征服的，后来成为沙和尚。在两幅镰仓绘画中，玄奘获取了深沙神的骷髅项链，假定，这个骷髅表现的是玄奘的七次转世”（事实上，玄奘的骷髅饰是九个）。这样一个传说，背后是怎样一个事实，还不能确定。但通过深沙神与玄奘的关系，可知，玄奘的骷髅饰可能是取自深沙神的图像元素。因此，对于这幅画像研究的初步结论就有两种推断，一、这个画像中的骷髅饰样式是源自汉地佛教图像系统，骷髅饰与玄奘的保护神深沙大神有关。二、按密教图像传统，画中表现的玄奘像可能具有一定的密法性质。

大雁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是全国著名的古代建筑，被视为古都西安的象征。相传是玄奘大法师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了区别，人们就把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屡道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大雁塔

另一说，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内，故又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

大雁塔初建时五层，表面砖砌，土心，后来塌毁，重建时为十层，唐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改建成为楼阁式的青砖塔，七层，平面呈正方形，由塔基和塔身两个部分组成。塔基边长48米，高4.2米，其上是塔身，边长25米，高59.9米，塔基和塔身通高64.1米。塔身各层壁面都用砖砌扁柱和阑额，柱的上部施有大斗，并在每层四面的正中开辟砖券的大门。塔内的平面也呈方形，各层均有楼板，设置扶梯，可盘旋而上至塔顶。明代在塔外包砌一层厚砖，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大雁塔初建时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塔，后改造为七层方形楼阁式，唐大历年间再改为十层，到明代，又以砖面加砌唐塔之外。现塔身通高64米，每层为仿木结构，底层门楣有精美的线刻佛像，西门楣为阿弥陀佛说法图，图中刻有富丽堂皇的殿堂。塔底层南门内的砖龛里，嵌有两通石碑：《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都是由唐代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字体清秀潇洒，是唐代的两通名碑。西面石门楣上有唐刻建筑图案和佛像等线刻画，画面布局严谨，线条遒劲流畅，传说出自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和尉迟乙僧之手，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资料。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时期的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至今，大雁塔仍是古城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闻名中外的胜迹。国务院于1961年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首幅《大唐玄奘传》铜雕壁画由中国铜领域第一人朱炳仁制作完成。

佛教中有三藏之说，即：

1、经藏，音译素怛缆藏、修多罗藏，意译契经藏。佛所说之经典，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有关佛陀教说之要义，皆属于经部类。

2、律藏，音译毗奈耶藏、毗尼藏，意译调伏藏。佛所制定之律仪，能治众生之恶，调伏众生之心性；有关佛所制定教团之生活规则，皆属于律部类。

3、论藏，音译阿毗达磨藏、阿毗昙藏，意译作对法藏。对佛典经义加以论议，化精简为详明，以决择诸法性相；为佛陀教说之进一步发展，而后人以殊胜之智慧加以组织化、体系化的论议解释。论藏又称论部，与摩呾理迦（或摩得勒伽，意译作本母、论母）、优波提舍（意译作论议）具有密切之关系。

通晓其中一门者，对应以“师”之头衔，即：精通经藏者尊为经师，精通律藏者尊为律师，精通论藏者尊为论师。只有同时通晓三藏者被尊为三藏法师，简单说就是比丘中最高学历，或终生成就奖一类，历代有多名三藏法师，如玄奘大师、鸠摩罗什大师、智者大师、杜顺和尚、印顺大师…等等，其中以玄奘最有名，世俗影响最大，又因其取回经书译时都标有“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字样，因此民间提到三藏法师多联想至“唐三藏”、玄奘之名。

唐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圆寂。史载，其灵骨初葬长安附近的白鹿原，当时朝野送葬者达百余万人。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为之改葬“大唐护国兴教寺”(即兴教寺)。唐肃宗还为舍利塔亲题写塔额“兴教”二字。

但之后千余年间，兴教寺却几度枯荣，历尽沧桑。唐中期开始，兴教寺已逐渐没落。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唐政府鉴于寺塔损毁严重，曾重修塔身。清同治年间(1862-1874)兴教寺遭兵燹，除三座舍利塔外，全寺付之一炬，几成废墟。1922年寺僧募修大殿、僧房十余间，又先后由朱子桥、程潜增建及修葺塔亭、大殿、藏经楼、山门等，并补修了三塔。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拨款整修。现兴教寺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禅堂、藏经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