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
- 中文名称
- 《新民丛报》
- 语言
- 中文
- 类别
- 保皇派机关报
- 主管单位
- 梁启超主持
- 编辑单位编辑和发行人
- 署名冯紫珊
- 创刊时间
- 1902年2月8日
- 出版周期
- 半月刊
- 地点
- 日本横滨
目录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於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後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在日本发行的半月刊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1903年2月起,改为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如期出版。1907年8月停刊,前后历时六年,共出96号,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与梁启超之手。
《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初创时,分图画、论说、学说、口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论、地理、教育、学术、近事、名家说丛、舆论一斑、杂俎、小说、文苑、绍介新著各栏。第二年起“改定内容”,论著门中,着重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历史、地理、教育。说明“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新民丛报》初创时,主要论文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所撰长篇政论《新民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而影响广泛的文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新民众报》的指导思想。《新民说》全文共20节,约11万字,分期刊载,历时五年,后又出单行本。《新民说》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由于梁启超议论新颖、语言明快、文字生动,深受读者欢迎,使得《新民丛报》印数日增,最初仅印二千册,到了第二十号时,增至九千册,有时高达一万四千册,还经常再版、翻印。
《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初期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言论激进,对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後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 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 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後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後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后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创办《新小说》
1902年11月《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附设于《新民丛报》,由梁启超、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主办,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详细阐述了小说必须改革的主张,将小说看成改良社会的有力工具。
梁启超介绍马克思
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优"。
1902年2月23日,《新民丛报》发表梁启超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章说:"虽保教党之用心,吾固深谅之而深敬之","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顾吾以为抱此隐忧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他教惟以仪式为重也","其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孔教乃异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实于将来也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预言也"。"吾敢断言曰: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论者,盍高枕而卧矣"。
1906年9月,康有为撰写的《法国革命史论 》开始在《新民丛报》上刊载。文章中说:孔子生于春秋时,已深恶封建之害民,日讥而去之。盖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大夫、士千百数,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孟子亦频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用",而讥时君"率兽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税敛苟重,尤痛言之。
国朝礼乐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余;政治法度,皆循汉、唐、宋、明之旧。八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种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尚虑宗室亲王之恃势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极少,间以大功得爵,只有禄位而无土地;亦无僧寺之能纵横。虽乾隆之世,而亦受蠲租兴学之仁政。我中国乎,凡法压制之苛害,盖皆无之。
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钦狂泉、甘服毒药也。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命之后,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文章摘要)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後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後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 <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的宗旨有三条: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为此病而药治之”;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这三条宗旨,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历思想的裂变而作出的。
1898年12月,当梁启超创刊《清议报》的时候,距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六君子死难,康有为和梁启超死里逃生,爱国的忧患意识和亲友的鲜血,以及个人的遭遇,都促使他们要把政变的详情向天下公布,并总结教训。因此,《清议报》创刊初期,梁启超在刊物上除了发表六君子的传记和他们的诗文遗作之外,集中精力撰述了《戊戌政变记》、《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对慈禧、荣禄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声疾呼兴师勤王讨贼,拥护光绪复位。其后,起义勤王的自立军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人遭杀害,梁启超又对张之洞进行猛烈的抨击。到了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梁启超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维新吾民”,决定“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再对慈禧等人抨击。可是,却仍然坚持攻击革命派。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后,那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曾派人与康有为联系,商谈合作,进行革命。孙中山满腔热情,康有为却既心存偏见,态度也极傲慢,断然拒绝。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清议 报》上常常敲打革命派,攻击革命派的激烈言行会导致中国大乱,促使列强乘机瓜分中国。康梁的政治主张是:先强调“尊皇”,以后又主张君主立宪。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一直敲打着革命派,后者非常气愤,所以,当1905年11月革命派的《民报》创刊以后,立即对康梁的立宪派进行还击,这就发生了我国近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次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规模极为广泛,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卷了进去,阵线分明;在国内也有反映,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期刊壁垒森严。
从1905 年年底到1907年年底,双方的论战持续了二年。由于清政府并不打算真正实行“新政”,它宣布的“预备立宪”只是一场骗局,它的虚伪性使原来拥护君主立宪的人都转而倾向革命,梁启超愈来愈感到论战不利,形势不可逆转,就在1906年7 月的《新民丛报》的第83期上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革命派求和,这次却遭到革命派断然拒绝。由于革命学说已经深入人心,拥护立宪派的人纷纷转向,《新民丛报》的发行数一落千丈,经济发生困难。稿源也奇缺,《新民丛报》被认为是清政府的“御用新闻”,撰述者转向别的杂志投稿。梁启超被视作清政府的“弄臣”,斥为“文妖”。他灰心丧气,在1907年11月出版第96期以后(《新民丛报》在1904年2月以后,经常延期出版,因而近六年中出版不到百期), 就借口《新民丛报》的上海分社失火而把这个刊物停刊了。
《新民丛报》后期虽然在与《民报》的论战中日薄西山,成为一名苟延残喘的侏儒,但它的前期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巨人,把海内外的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梁启超虽然在论战中失利,被为“清政府的弄臣”、“文妖”,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否定他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巨大功绩。在《民报》出以前,梁启超主编的三份期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冲击,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影响,是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期刊,没有别的刊物可以与之相比。在近代史上,康梁等维新人士(后来是立宪派)在“开发民智”、宣传“西学” 方面的工作,远比革命派做得多。
从维新运动开始,康、梁等维新人士始终主张“去塞求通”、“广开民智”、宣传“西学”作为富国强民之道。梁启超主编的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条主线,而且随着梁启超本人对“西学”修养的加深,在刊物上的宣传也更加深入与系统。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他通过学习日文,广泛涉猎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收获很大,思想境界登上一个新台阶。他这样描述涉猎所得:“畴昔所未见之书,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论学日文之有益》)怎样不“自私”呢?他就在《清议报》上传播:“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本馆——按指《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清议报》失火停刊以后,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更加热情、更加系统地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所以黄遵宪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而梁启超回顾自己当年在《时务报》上所写的东西,觉得很不满意,十分肤浅:“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覆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呜呼,伤哉!”
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论文《新民说》,这是一篇脍炙人口,影响巨大的文字。全文十一万字,共二十节,从1902年2 月份创刊号开始刊登,持续到1905年刊完。这二十节的 篇目如下:《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过去,维新人士鼓吹的“广开民智”,这是一个显得笼统和一般化的目标;现在,梁启超号召作一名“新民”,论述作一名“新民”而需要达到的方方面面,这就比较切实和具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权利、义务、国家等的思想观念作了广泛的介绍,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奴性。不做封建社会的“顺民”,要做具有近代思想的“新民”。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除连载他的《新民说》以外,还用大量篇幅直接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说,以及著名的几百名历史人物。这一大批文章包括《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派生物学家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等。
《新民丛报》对“西学”的大量热情输入,集中在1902年和1903年之初。 1903年2月以后,梁启超去美洲游历,到11月才返回日本。游历期间,梁启超无法兼顾编务,也无暇执笔著述,由蒋智由担任主编。回来以后,《新民丛报》在宣传“西学”方面篇幅减少,甚至刊物常常不能按期出版,常常以二期或三期的合刊方式出版,它已经失去生气,走下坡路了。
除了宣传“西学”,输入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让新鲜空气吹进长期封闭的封建帝国以外,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梁启超编辑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的主导思想。如果说,在《时务报》时代,梁启超的笔触主要针对科举制度和批判洋务派等具体问题上,那么到了《新民丛报》时代,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思想本质,触及数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孔学”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称为康梁,但两人的思想在不少方面并不一致,梁启超就一度主张革命,“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1912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对于儒家学说,他与康有为的态度也大不相同,他不赞成康有为大力提倡“孔教”。他在1902年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于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梁启超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指出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窒息;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又遭窒息,自兹以来,已经二千多年了,他坚决主张解放思想。梁启超对儒家学说的种种评估,成为十多年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先导。这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破旧立新”——破传统旧文化,立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飓风,影响之大,他自己也出乎意外。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在内的一大批人都爱读《新民丛报》,例如,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1902年,我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又如,一位鲁迅研究专家说“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不仅立意受到梁启超的启发,文中的一些佳句也与梁著《斯巴达小志》相类”;“鲁迅青年时期爱读《新民丛报》,十分欣赏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陈漱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
梁启超是一位传媒的天才,他能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来打动读者 。黄遵宪赞扬《新民丛报》文字的信,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读到。梁启超自己也有一段评语: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后人对他自己的估价一致肯定,并认为他是我国报章文学(或新闻文学)的先驱者。
在刊物的编排上,梁启超也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他在《新民丛报》创刊的第一年内先后开辟了二十四个栏目,如《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绍介名著》、《新知识之杂货店》等,每期保持十至十五个栏目。文章长短搭配,软性硬性兼有。所有栏目都为贯彻他的编辑思想——为输入“西学”服务,比如他在《史传》栏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而在《小说》栏内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等作品。《新民丛报》这种栏目多样、内容包罗万象而又服务于主要编辑思想的编排格局,从1903年起在日本逐渐形成留学生办刊热潮中出现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等,莫不受其影响。那时,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都开辟多种栏目,构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杂志”,并且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时事政治类刊物的特色。再上溯到《时务报》,它也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知识小品,人物传记、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梁启超说,《时务报》出版“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 悉仿《时务报》,若唯恐其不肖者然。”(同前引《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这就是说:这些后出的杂志,其栏目设置、开本、编排格式全都极力模仿《时务报》,《时务报》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模式。时至今日,时事政治刊物常常是综合性的,常常配有知识小品、文艺、通讯等栏目,这样一种编排,其源盖出于《时务报》,这当然不是它的复制,而是它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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