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於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後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在日本发行的半月刊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1903年2月起，改为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如期出版。1907年8月停刊，前后历时六年，共出96号，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与梁启超之手。

《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初创时，分图画、论说、学说、口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论、地理、教育、学术、近事、名家说丛、舆论一斑、杂俎、小说、文苑、绍介新著各栏。第二年起“改定内容”，论著门中，着重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历史、地理、教育。说明“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新民丛报》初创时，主要论文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所撰长篇政论《新民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而影响广泛的文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新民众报》的指导思想。《新民说》全文共20节，约11万字，分期刊载，历时五年，后又出单行本。《新民说》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由于梁启超议论新颖、语言明快、文字生动，深受读者欢迎，使得《新民丛报》印数日增，最初仅印二千册，到了第二十号时，增至九千册，有时高达一万四千册，还经常再版、翻印。

《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初期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言论激进，对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後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 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 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後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後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后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创办《新小说》

1902年11月《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附设于《新民丛报》，由梁启超、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主办，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详细阐述了小说必须改革的主张，将小说看成改良社会的有力工具。

梁启超介绍马克思

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优"。

新民丛报

1906年9月，康有为撰写的《法国革命史论 》开始在《新民丛报》上刊载。文章中说:孔子生于春秋时，已深恶封建之害民，日讥而去之。盖凡有封建，即有公卿、大夫、士千百数，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孟子亦频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用"，而讥时君"率兽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税敛苟重，尤痛言之。

国朝礼乐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余;政治法度，皆循汉、唐、宋、明之旧。八股弓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种举选补之用吏，多属汉人。将镇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从科举而得。尚虑宗室亲王之恃势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极少，间以大功得爵，只有禄位而无土地;亦无僧寺之能纵横。虽乾隆之世，而亦受蠲租兴学之仁政。我中国乎，凡法压制之苛害，盖皆无之。

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钦狂泉、甘服毒药也。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命之后，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文章摘要)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後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後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 <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的宗旨有三条：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为此病而药治之”；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这三条宗旨，是梁启超到了日本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历思想的裂变而作出的。

1898年12月，当梁启超创刊《清议报》的时候，距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六君子死难，康有为和梁启超死里逃生，爱国的忧患意识和亲友的鲜血，以及个人的遭遇，都促使他们要把政变的详情向天下公布，并总结教训。因此，《清议报》创刊初期，梁启超在刊物上除了发表六君子的传记和他们的诗文遗作之外，集中精力撰述了《戊戌政变记》、《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对慈禧、荣禄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声疾呼兴师勤王讨贼，拥护光绪复位。其后，起义勤王的自立军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人遭杀害，梁启超又对张之洞进行猛烈的抨击。到了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梁启超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维新吾民”，决定“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再对慈禧等人抨击。可是，却仍然坚持攻击革命派。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后，那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曾派人与康有为联系，商谈合作，进行革命。孙中山满腔热情，康有为却既心存偏见，态度也极傲慢，断然拒绝。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清议 报》上常常敲打革命派，攻击革命派的激烈言行会导致中国大乱，促使列强乘机瓜分中国。康梁的政治主张是：先强调“尊皇”，以后又主张君主立宪。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一直敲打着革命派，后者非常气愤，所以，当1905年11月革命派的《民报》创刊以后，立即对康梁的立宪派进行还击，这就发生了我国近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次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规模极为广泛，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卷了进去，阵线分明；在国内也有反映，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期刊壁垒森严。

从1905 年年底到1907年年底，双方的论战持续了二年。由于清政府并不打算真正实行“新政”，它宣布的“预备立宪”只是一场骗局，它的虚伪性使原来拥护君主立宪的人都转而倾向革命，梁启超愈来愈感到论战不利，形势不可逆转，就在1906年7 月的《新民丛报》的第83期上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革命派求和，这次却遭到革命派断然拒绝。由于革命学说已经深入人心，拥护立宪派的人纷纷转向，《新民丛报》的发行数一落千丈，经济发生困难。稿源也奇缺，《新民丛报》被认为是清政府的“御用新闻”，撰述者转向别的杂志投稿。梁启超被视作清政府的“弄臣”，斥为“文妖”。他灰心丧气，在1907年11月出版第96期以后（《新民丛报》在1904年2月以后，经常延期出版，因而近六年中出版不到百期）， 就借口《新民丛报》的上海分社失火而把这个刊物停刊了。

《新民丛报》后期虽然在与《民报》的论战中日薄西山，成为一名苟延残喘的侏儒，但它的前期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巨人，把海内外的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梁启超虽然在论战中失利，被为“清政府的弄臣”、“文妖”，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否定他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巨大功绩。在《民报》出以前，梁启超主编的三份期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冲击，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影响，是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期刊，没有别的刊物可以与之相比。在近代史上，康梁等维新人士（后来是立宪派）在“开发民智”、宣传“西学” 方面的工作，远比革命派做得多。

从维新运动开始，康、梁等维新人士始终主张“去塞求通”、“广开民智”、宣传“西学”作为富国强民之道。梁启超主编的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条主线，而且随着梁启超本人对“西学”修养的加深，在刊物上的宣传也更加深入与系统。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他通过学习日文，广泛涉猎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收获很大，思想境界登上一个新台阶。他这样描述涉猎所得：“畴昔所未见之书，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论学日文之有益》）怎样不“自私”呢？他就在《清议报》上传播：“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本馆——按指《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在《清议报》失火停刊以后，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更加热情、更加系统地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所以黄遵宪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而梁启超回顾自己当年在《时务报》上所写的东西，觉得很不满意，十分肤浅：“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覆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呜呼，伤哉！”

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论文《新民说》，这是一篇脍炙人口，影响巨大的文字。全文十一万字，共二十节，从1902年2 月份创刊号开始刊登，持续到1905年刊完。这二十节的 篇目如下：《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过去，维新人士鼓吹的“广开民智”，这是一个显得笼统和一般化的目标；现在，梁启超号召作一名“新民”，论述作一名“新民”而需要达到的方方面面，这就比较切实和具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权利、义务、国家等的思想观念作了广泛的介绍，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奴性。不做封建社会的“顺民”，要做具有近代思想的“新民”。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除连载他的《新民说》以外，还用大量篇幅直接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说，以及著名的几百名历史人物。这一大批文章包括《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派生物学家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等。

《新民丛报》对“西学”的大量热情输入，集中在1902年和1903年之初。 1903年2月以后，梁启超去美洲游历，到11月才返回日本。游历期间，梁启超无法兼顾编务，也无暇执笔著述，由蒋智由担任主编。回来以后，《新民丛报》在宣传“西学”方面篇幅减少，甚至刊物常常不能按期出版，常常以二期或三期的合刊方式出版，它已经失去生气，走下坡路了。

除了宣传“西学”，输入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让新鲜空气吹进长期封闭的封建帝国以外，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梁启超编辑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的主导思想。如果说，在《时务报》时代，梁启超的笔触主要针对科举制度和批判洋务派等具体问题上，那么到了《新民丛报》时代，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思想本质，触及数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孔学”了。

新民丛报

这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破旧立新”——破传统旧文化，立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飓风，影响之大，他自己也出乎意外。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在内的一大批人都爱读《新民丛报》，例如，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1902年，我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又如，一位鲁迅研究专家说“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不仅立意受到梁启超的启发，文中的一些佳句也与梁著《斯巴达小志》相类”；“鲁迅青年时期爱读《新民丛报》，十分欣赏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陈漱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

梁启超是一位传媒的天才，他能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来打动读者 。黄遵宪赞扬《新民丛报》文字的信，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读到。梁启超自己也有一段评语：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后人对他自己的估价一致肯定，并认为他是我国报章文学（或新闻文学）的先驱者。

在刊物的编排上，梁启超也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他在《新民丛报》创刊的第一年内先后开辟了二十四个栏目，如《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绍介名著》、《新知识之杂货店》等，每期保持十至十五个栏目。文章长短搭配，软性硬性兼有。所有栏目都为贯彻他的编辑思想——为输入“西学”服务，比如他在《史传》栏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而在《小说》栏内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等作品。《新民丛报》这种栏目多样、内容包罗万象而又服务于主要编辑思想的编排格局，从1903年起在日本逐渐形成留学生办刊热潮中出现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等，莫不受其影响。那时，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都开辟多种栏目，构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杂志”，并且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时事政治类刊物的特色。再上溯到《时务报》，它也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知识小品，人物传记、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梁启超说，《时务报》出版“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 悉仿《时务报》，若唯恐其不肖者然。”（同前引《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这就是说：这些后出的杂志，其栏目设置、开本、编排格式全都极力模仿《时务报》，《时务报》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模式。时至今日，时事政治刊物常常是综合性的，常常配有知识小品、文艺、通讯等栏目，这样一种编排，其源盖出于《时务报》，这当然不是它的复制，而是它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