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

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并封闭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站2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各站工人一致行动，全线所有客货车一律停开，长达千余公里的京汉线立即陷于瘫痪。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纠察队长、共产党员曾玉良，领导工人粉碎了军阀企图破坏罢工的阴谋。2月6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发动武汉各工团代表2000余人赴江岸慰问 ，并和铁路工人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 ，遭开除1000多人。林祥谦、施洋及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图为大会代表合影员史文彬均被逮捕。林祥谦被捕后，拒绝下令复工 ，慷慨就义。施洋也在武昌被杀害。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二七惨案

从全国来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出现了历时13个月的全国罢工高潮，有100多次罢工，30多万工人参加。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达27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产业工会，再联合而成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并准备1923年5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更大发展。

从湖北来看，1921年10月爆发了粤汉路武株段机车处罢工，开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斗争主要发生在军阀政府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之中，使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罢工运动和组织工会中，工人阶级屡屡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权压迫和武力恫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懂得了，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进行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罢工斗争顺理成章地从加薪减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结果，工人在组织方面，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或工会，并进而产生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使湖北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锋和中坚。

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把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大发展，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要将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吴佩孚一面打着“保护劳工”的幌子，一面在背地里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命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遭到工人强烈反对；他又令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澐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队伍，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但除少数员司受其拉拢外，没有一个工人参加。这些阴谋失败后，吴佩孚便撕去“保护劳工”的伪装，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 北洋军阀武力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导火线。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赵继贤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该会成立。吴佩孚看到，京汉路2万多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将会更有力地与北京政府对抗，于是，早已作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并下令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筹委会代表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交涉，据理力争提出：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不应出尔反尔；

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己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对此，吴佩孚“顾左右而言它”，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当晚，赴洛阳代表赶回郑州，召集全路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十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大会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这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大叫：“限5分钟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下午4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军阀的武力高压下被迫宣布散会。同时，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也被军警包围，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被捣毁一空；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各地代表和来宾被勒令离开郑州。

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决定将总工会移江岸办公。总工会在罢工决议中表明罢工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杨德甫为全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

北洋军阀武力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导火线。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赵继贤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该会成立。吴佩孚看到，京汉路2万多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将会更有力地与北京政府对抗，于是，早已作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并下令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筹委会代表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交涉，据理力争提出：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不应出尔反尔；

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己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对此，吴佩孚“顾左右而言它”，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当晚，赴洛阳代表赶回郑州，召集全路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l0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大会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这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大叫：“限5分钟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下午4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军阀的武力高压下被迫宣布散会。同时，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也被军警包围，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被捣毁一空；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各地代表和来宾被勒令离开郑州。

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决定将总工会移江岸办公。总工会在罢工决议中表明罢工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杨德甫为全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

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3年2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923年2月8日《申报》4版刊登《京汉路工潮益烈》专电：东方通讯社六日汉口电云、京汉铁路之同盟罢工工人组织决死队、因破坏刘家庙附近之轨道数十条、遂与武装之军起冲突。

在汉口，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

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大罢工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

1923年2月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特别紧急启事和大罢工宣言，郑重宣布2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并提出复工的5条最低条件：

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臣。

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

所有当日在郑州被军警拘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乐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赔，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同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离郑来汉。总工会于次日迁移汉口江岸分工会内。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许白昊、项英、施洋、杨德甫、陈天、林祥谦等组成罢工指挥中心，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统一指挥江岸和湖北的总罢工。《真报》的工作人员担任大罢工的舆论宣传工作。

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按照总工会的布置，郑州、江岸、长辛店分别于9点、10点、11点宣布罢工，正午12时，全路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车站、桥梁、道棚、工厂一律停工。长达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3小时内，3万工人一致实行全路总同盟罢工，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2月5日，军阀企图用武力强迫工人复工。但是，工人们“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2月6日，陈潭秋等组织了武汉各工团2000余人的慰问队在江岸分工会门前举行了慰问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自动加入游行行列的有3 000余人，游行队伍从江岸出发，穿过5国租界到达华界，巡捕岗警不敢阻拦。象这样闯入租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湖北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风起云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京汉、陇海两铁路自然成为共产党重点活动的地方。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不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诞生了河南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洛阳党组。

1922年，河南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郑州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这年，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工人因机务厂长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的自由，对待工人如牛马”而举行了罢工，他们发表宣言，列举陈福海16条罪状，提出了提高工人资格地位、加薪等五项条件，得到江岸、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支持。

斗争实践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发起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江岸代表杨德甫被选为筹备主任。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4人。河南境内各站参加的有彰德代表戴清屏，黄河北岸代表吴昌义，黄河南岸代表韩松亭，许州（今许昌）代表柳胜友，郑州代表凌楚藩、高斌、刘庚和，郾城代表杨志清，信阳代表王复生等。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各地工会的组织情况，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会议定于9月20日前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推举凌楚藩为总工会临时委员长，并在全路各地开始整顿工会组织。

二七惨案

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对彰德、新乡等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到10天时间，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即由原来的72人发展到1000多人，由俱乐部改为工会。道清路于9月11日晚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俱乐部筹备会，14日，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新乡车站于12月4日独立建立了工会（原属彰德工会），会员有200余人。信阳工人俱乐部遵照总工会新章程改组，黄河南岸、许州、郾城等地工会也都得到了发展。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写到：1922年初“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

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已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了党员在开展工作。

奋起抗争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攻了。

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住满了军警。他们逼迫工人离开郑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京汉路是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成立大会上与军阀发生冲突后，党在京汉路的主要领导人及时召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了大罢工，京汉路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五项条件：

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

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

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

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在党组织和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工人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

罢工爆发后，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往返电商，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屈不挠，拒不复工。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河南，郑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开除。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的。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也被破坏。在河南领导工运的党的负责人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被迫离去，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封闭。

前赴后继

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代，但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继续领导着人民进行战斗。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一伙的反动面目，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通电和宣言，谴责吴佩孚罪行。正太路等各路工人不但在罢工中声援和支持京汉路工人，罢工失败后，还为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和失业工人募捐。为援助京汉铁路的斗争，郑州豫丰纱厂工人中也建立了以李文甫为组长的党小组和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声援和物质支援京汉路工人的斗争。2月4日，为支援京汉路工人，道清路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提出了加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待遇等条件。在共产党员贺道培等领导下，罢工组织严密。二七惨案后，道清路工人仍无所畏惧地支持罢工。2月9日，路局动用军队封闭工会，捕走工会领袖王惟俭等4人，强令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了9天，有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的阶级弟兄。

京汉铁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这次罢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血的事实也告诉我们，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反对军阀；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结成工农联盟。在罢工斗争中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赤手空拳的工人只能遭到残酷的屠杀，这就为我党提出了武装斗争问题。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在积蓄更多的力量，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

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总工会设在江岸，这里成为军阀屠杀的重点。2月7日下午，军警以谈判为名，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总工会，并开枪屠杀，鲜血染红了工会门前的场地。被捕工人被捆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湖北督军参谋长张厚生提灯找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一边用刀砍，一边逼林下复工令。林祥谦宁死不屈，被活活砍死并枭首示众，牺牲时年仅3l岁。

当晚，著名劳工律师、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入狱。2月15日晨6时，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施洋秘密杀害于武昌，时年34岁。

京汉路全线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二七”烈士共52人，其中江岸39人。此外，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1000余人被工厂开除，流亡在外。

江岸惨案后，湖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也全部登陆，准备对罢工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

为保存实力，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名下《复工令》，工人忍痛复工。至此，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宣告结束。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京汉铁路大罢工也充分暴露了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的残暴和北洋军阀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走狗的属性，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仍旧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七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汉口，是为纪念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在林祥谦、施洋等39位烈士牺牲的江岸地区修建的，1963年对外开放。1987年新馆建成开放。馆内的陈列厅分为七个部分，详细地介绍了“二七”革命斗争的全过程；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字、文章、画作，以及“二七”发源地继承和发扬“二七”传统、再创新业绩的各个时期的英模事迹。二七纪念馆周围还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林祥谦烈士就义的江岸车站、施洋烈士墓等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