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苏联派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际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此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其游击战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战略被完全抛弃。1934年10月中旬，在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最高领导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惨重失败，几乎被国军消灭。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使红军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对错误领导及“左”倾军事路线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于是，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中央政治局委员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是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势力，废黜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以洛甫负总责（中共中央从1935年1月到1945年6月没有选举总书记或主席，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对外称洛甫为总书记到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用后来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