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讲述抗疫故事：大声喊病人的名字让他们知道医生没有放弃

从2月18日开始，根据在病房治疗的实际情况，我们尝试给予“黑脚丫”患者低分子肝素的抗凝治疗，使多名患者的肢端缺血得到控制，此后患者病情也好转了。在武汉，我们每天都处于紧张的状态。看到一些患者病情很快恶化、死亡，我非常难过。

2月7日，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医疗队中的一员，我和其他142名同事抵达武汉，与先期到达的第一批医疗队顺利会师。

初到武汉，是救治重症患者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工作量最高的时候，32张病床上就用了28台呼吸机。患者伴有感染性休克、肾衰竭等情况，从插管到死亡，平均时间是5天。看到一些患者病情很快恶化、死亡，我非常难过。这个病的确会引起不少怪异的改变。2月17日，我和一线工作的内科医生发现，多位患者出现了“黑脚丫”。我们和医院后方的血液科专家赵永强教授探讨并推测出发病机制：这种新的病毒感染会引起炎症，并且会引发血液高凝状态，并进一步激发炎症。如果不及时干预，有可能很快进展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加重呼吸衰竭，甚至心脏衰竭、休克死亡。

我们认为，高凝状态是发病的关键环节之一，应尽早实行抗凝治疗。从2月18日开始，根据在病房治疗的实际情况，我们尝试给予“黑脚丫”患者低分子肝素的抗凝治疗，使多名患者的肢端缺血得到控制，此后患者病情也好转了。低分子肝素这个药物价格便宜、易于监测，安全性也有保障，应用于重症患者治疗后效果明显。

在武汉，我们每天都处于紧张的状态。我们与当地医务工作者并肩战斗，抢救病人。我和师弟刘正印教授都五十多岁了，但还是每天都进病房，看患者状况，查体、看指标，发现新问题，再结合治疗经验解决，防微杜渐。我们还给队员们示范取咽拭子，因为这次来了很多年轻医生，有很多是90后。他们看到主任、专家都冲在前面，会更有勇气。当然，采集标本时医生接触到病毒的风险最大，我们是老医生了，要教年轻医生安全操作的技巧，保护好自己。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我的体重也从最初的120斤掉到了104斤。肩周炎复发，我每天要吃止疼药和安眠药才能入睡。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我应该在武汉抗疫一线。大声喊病人的名字，他们能听到，就会知道医生没放弃，就会愿意配合医生坚持下去，这对治疗很重要。

鏖战81天后，协和最后一批援鄂医疗队撤离，但我和5名同事选择继续留下来救治重症病人。如今(当地)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我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武汉人民真的很不容易，很了不起。在两个多月的封城时间里，武汉人民非常配合，武汉的医生、医院的义工，即使有的家人都得病甚至过世了，仍然和我们战斗在一起，非常感谢他们。

作为一名在武汉抗疫一线奋战了80多天的感染病学医生，看到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终于清零，看到武汉街头从之前的空无一人到现在又重新热闹起来，看到街头老百姓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我和每一位医护人员一样，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感谢英雄的武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