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他在狱中写下的这首绝命诗让人动容

罗亦农像。新华社发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临刑前，26岁的罗亦农写下这样的诗句。

罗亦农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的一个富绅家庭。他的父亲罗子厚是管辖罗家几所公堂的地方团总，还在当地开了家“石昌发”碓坊，做大米生意。

有一年，湘潭一带久旱无雨，罗亦农路过易俗河五房湾大垅，看到大泉井边一群农民顶着烈日，掏出井中湿泥巴救禾苗。

罗亦农上前打听，问一整天掏井，能挣多少钱？

农民回答说，他们都是租的田，天旱无水，掏井救禾，没有人给钱。

罗亦农说，租的是东家的田，救的是东家的苗，就该东家出钱。如果东家不出钱，也得从租谷中扣除，不然，不是为东家白出力吗？

农民们一听，觉得有道理，再不掏井了，找东家算账去了。

过后，这个东家告到了罗亦农的父亲罗子厚那里，罗子厚把罗亦农叫到跟前，指着他鼻子大骂了一通，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叫他往后休管闲事。

此后，罗子厚常对人说，罗家出了个逆子。

让罗子厚感到恼怒的，还有邻居借钱一事。

当时，1元纸币值1块银圆，邻居向罗子厚借了200元纸币。后来，纸币贬值，两元纸币才值1块银圆。罗子厚非叫邻居偿还200块银圆，两家为此争执不下。罗亦农却为邻居说话，指责父亲贪财，罗子厚恼羞成怒，父子俩差点闹翻。

事后，罗亦农还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发家”，规劝父亲善良处世，安分持家，对人不要太刻薄。

经常有人喊罗亦农“少爷”，罗就骂人，并说最讨厌这个称呼，“少爷就是猪”。

父亲送罗亦农入私塾读书，为的是光宗耀祖，没想到罗亦农经常逃学。

罗亦农11岁时，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主办的学馆读书。

郭月钦思想开明，有正义感，不满当时政府的腐败，主张社会改革，主张学生要想大事。罗亦农在郭月钦的学馆中非常用功，很少回家。

经过郭月钦三年的教导和影响，培养了罗亦农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开始思考“大事”。

14岁的罗亦农，考入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湘潭益智学校。

由于不愿听神学课，反对做“礼拜”，讨厌教会对学生的限制，他不顾校方的禁令和警告，冲出校门，参加反日游行示威，参加码头捣毁焚烧日货的斗争，还参加迎接讨袁军的宣传活动。

读了两年益智学校，罗亦农退学了。有人问他不读书干什么，他回答说：“我要找一条出路，要到长沙去”。

父亲为了拴住他，在他16岁时为其娶了妻。族里的老人也被请出来，劝说罗亦农不要出去求学，而在家安心持家发财。而罗亦农的回答是“你把我留在家中是关不住的，我反正是要走的”。

婚后三个月，罗亦农便离开了老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湖南全省学校相继罢课，罗亦农和同村人袁达时等在长沙船山学校创设了平民半日学校。这一时期，罗亦农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以及《劳动界》等进步刊物，他还决心造访身在上海的陈独秀。

17岁的罗亦农，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身无分文，跑去上海去找陈独秀。

“哈哈，真是妙不可言，真的。”后来他这样形容这次造访。

1920年，经过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俄“取经”，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此时的罗亦农，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向往社会主义，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一时也像“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他还受到工读互助主义的影响，1920年与袁笃实等一起，成立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希望能达到“解除阶级，改造社会”的目的。

直到1921年，互助团解散，在解散宣言中，罗亦农等人承认，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没有存在的余地，无力读书的青年也绝没有自立求学的机会。

为了筹备去莫斯科的路费，1921年春天，罗亦农从上海回到湘潭。希望儿子到莫斯科读书日后做官的父亲，给了一百银洋，岳父给了五十银洋，远房叔叔四担谷子相送，这样变现后才凑够400大洋。

此后的罗亦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家人感受最深。

在家里人的眼中，从上海返家的罗亦农，似乎闯出了一条路，人有了突变，穿了西服、大衣，取代长袍马褂，还让妻子改名为觉强（意为觉悟坚强），并对她提出三点要求：剪发、放脚、读书。

岳母告诉他：“放了脚，以后你就不喜欢了。”罗亦农回答：“只要做到这三条，我就喜欢。”

此次返家，他还对妻弟说，我们的社会不好，现在世界要变了，不同了，“我要到俄国去找一条出路”。

临行前，罗亦农留下一张半身照片和一本商务印书馆新出的魏帖，上面写着：“铲除恶势力”。

回到上海的罗亦农，于1921年3月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5月经发起组介绍，和刘少奇等人一起赴苏俄留学。8月，罗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中国班成立了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他被推举为书记。

同年年底，东方大学中国班改建中共组织，他是首批由团转党的人，后出任中共旅莫组书记，并介绍刘少奇等人入党。

“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这是罗亦农留给当时的同学郑超麟的印象。

在东方大学，“大嘴罗”最热衷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帮助当时任助教兼翻译的瞿秋白进行翻译，他所在房间，成为大家讨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场所；第二件事是走访乌克兰农村，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

罗亦农的俄语水平非常好，说俄语跟俄国人一样，可以在苏联用俄语演讲，而且“理论修养极好”。

罗亦农在东方大学的四年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不是为了学士硕士学位，而是为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了把自己训练成忠实死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

其间，罗亦农还用无产阶级思想“清算宗法社会思想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四年的锻炼，罗亦农成为“一切言论行动都能布尔什维克化”，理论研究很切实，而且能用在事实上。

回国后的罗亦农，擅长宣传鼓动，有着如簧之舌，雅号“大口”。

儿子罗西北曾回忆，每逢集会，罗亦农便登台演讲，“工友们，农友们”，激情如沸，听众深受感染。

因为犀利和具有战斗性强，罗亦农的演说很快得到了工人的欢迎。

广州越秀南路9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罗亦农曾置身于盛开如红色祥云木棉花中间，向广州的工人振臂高呼，领导1927年省港大罢工。

“四一二”政变之后，在上海泥城桥旅馆开了八十多人的大会，罗亦农的演讲颇具鼓动性：“你们看，国民党那么狠，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杀光嘛。他杀得光我们吗？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

有人回忆，他的话煽动性很强，能够把大家的劲儿重新鼓动起来。

罗亦农工作投入，有时胃病复发，腹部常常阵痛，吃不下东西，他常常通宵达旦地伏在办公桌前，一手顶着胃部，一手撰写文章。

后来，他还打算去农村看看。为此，他改名亦农，意思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

1928年4月16日，上海各家报纸刊出一则消息：“首要已擒”。报道称，共产党的“首要”罗亦农被捕。5天后，罗亦农在龙华刑场被枪决，年仅26岁。

罗亦农临刑前给妻子留下遗书：“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

不久，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悼文称，“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